5月3日各國迎來“世界新聞自由日”之際，亞洲地區日益緊縮的新聞環境不但沒有緩解的跡象，反而因疫情的緣故使包括中共當局在內的威權政府更有藉口擴權來限制新聞自由。評論人士指出，儘管如此，受到中共當局虛假信息攻擊的台灣，卻因朝野的通力合作，在亞洲地區依舊保持了高水平的新聞自由，不僅如此，它還向逃離中國的新聞工作者開放，堪稱亞太地區新聞自由的楷模。
聯合國1993年將5月3日定為世界新聞自由日，旨在提高新聞自由的意識，提醒政府尊重和提升言論自由的權利。然而近年來，亞太地區非民主國家以疫情為由打壓新聞自由的情形愈發嚴重。
台灣被譽為亞洲新聞自由典範
“無國界記者”組織（RSF）在“2021世界新聞自由指數”的報告中指出，自由指數最高的前3名都在北歐。台灣名列第43，僅次於韓國，位居亞洲第2。中國則在180個國家中排名倒數第4。
評論人士說，近年來，中共動用新科技和網軍等各種手段，不僅在國內將網絡審查、監控、社群內宣發展至前所未見的規模，還把新聞審查和虛假信息的傳播伸向全球，其中與中國大陸語言文化共通性最高的台灣，是遭受中國虛假信息滲透最嚴重的地區之一。
儘管如此，台灣被讚譽在亞太地區依舊保持了高水平的新聞自由。 2017年，RSF在台北設立亞洲第一個總部時說：“選擇台灣不僅考慮其中心的地理位置和易於行政管理，還因為台灣在我們年度新聞自由指數排名中是亞洲最好的。”RSF指出，亞太地區的威權政權利用疫情以極權方式控制信息，手法也變得更完善，而該地區少數真民主國家的行為顯示，新聞自由是對抗造假信息的最佳良方。
RSF的東亞辦事處執行長艾瑋昂(Cedric Alviani)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時說：“事實上，東亞地區真正的民主政體很少，因此台灣不只是新聞自由的典範，也是對抗中國操控新聞自由的最佳代表。RSF在東亞設立外媒總部時也考慮過日本、韓國、蒙古以及香港，但由於香港的言論自由受到北京干預，媒體總部必須要有完整的法治保護。所以，語言與文化上最接近中國的台灣成為最佳選擇。”
台灣對逃離中國記者持歡迎態度
英國金融時報記者埃莉諾·奧爾科特（Eleanor Olcott）本月報導說，大批記者從中國逃離至台灣，成為提高台灣知名度並獲得國際支持的好機會。她表示，許多記者因發表文章批評中國政府侵犯新疆維吾爾族人權的行為，以及對新冠病毒疫情的處理不當，而在中國境內遭受困擾，甚至威脅，紛紛逃至享有新聞自由的台灣。英國廣播公司駐中國北京的記者沙磊（John Sudworth）就是一例。
台灣總統府發言人於今年3月31日在推特（Twitter）表示：“非常歡迎來到台灣，相信待在我們這個自由民主國家，能自在地繼續重要工作，包括揭露那些當權者試圖向世界隱瞞的故事。”
對此，艾瑋昂說：“我們正在要求台灣政府為國際媒體提供更好的的環境與服務，讓他們能安定地在台灣工作。以台灣在地理上鄰近中國、對中國情形熟悉的特點，和高度的新聞自由度，我們相信未來台灣會是對國際媒體與NGO一個很理想的據點。”
防疫成就反映台灣的新聞自由
RSF今年特別點出至少有10個國家以防疫由藉口，進行言論審查和政治宣傳，阻礙新聞與信息自由。分析人士指出，台灣沒有藉疫情趁機擴張政府權力，反而以防疫上的成功彰顯了其新聞自由度。
台灣“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執行長邱家宜對美國之音說：“台灣在防疫上的成功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反證。這是因為我們的媒體基本上是自由的，是不受政府控制的。之前有人在講說，你是不是有隱匿確診或死亡數字? 但只要生活在台灣的人都知道這不可能，因為政府只要做這種事情，馬上就會有人去踢爆，它絕對不可能隱瞞住。”
她表示，台灣的表現證明，民主的社會與機制，透過人民對政府的信任，以及整個社會有效的溝通，完全可以做到成功防疫。
另外，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記者會與官方社群在防疫信息的傳播上也發揮了作用。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王泰俐告訴美國之音：“只要(疫情)有比較重要的變化，就會開記者會。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學到了怎麼用社交媒體與民眾溝通。我們會發現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也有很多小編，他們會做很多圖片直接傳給民眾，讓民眾轉發。”
政府民間合力對付虛假信息
台灣民主實驗室理事長沈伯洋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時說，中國在台灣大選與新冠病毒爆發後，不斷地以“民主是失敗的”的基調散播各種虛假信息，企圖造成台灣社會的分化，最近更出現“在地化”的傳播模式，在台灣的社群媒體上利用台灣人大量釋放對中國有利的虛假信息。對此，台灣採取了政府與民間分工的方式加以應對。
沈伯洋說：“政府已經告訴大家這個假消息現在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在大家意識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反而在運作的很多都是公民團體。因為公民團體有很多個，大家就會去找自己信任的公民團體來闢謠，所以反而是比較去中心化的作法。這個做法我覺得反而是現在台灣的一個優勢，因為比較不容易落入像是政府要闢謠的窠臼。”
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林宗弘指出，從2018年至2019年間台灣是全球遭受虛假信息攻擊最多的地方，但是，自去年起開始情況有所緩解。例如，對疫情散播假信息者可依法處罰，以及因通過反滲透相關的國安法令，通過調查可達到嚇阻效果。
不過他提醒，只要碰到選舉，虛假信息的滲透就會捲土重來。他說：“當然選舉結束後很快地就會發現，這些訊息的源頭，也就是產製者很快就消失了，很顯然是有境外勢力資助，才會形成一個大規模的假訊息信息戰。這也是未來可能要面對信息攻擊時，台灣社會要注意的。因為它一定是跟選舉連動，比如公投或是地方選舉一起來，會跟這些週期產生連動，它的攻擊時機點是特定的。”
民主社會必然面臨選舉，而政黨政治也造成台灣的媒體在公正、客觀上的問題。
體制結構尚有改善空間
邱家宜表示，台灣自1988年解嚴之後，媒體呈現百發齊放的情形，但在民間資本投入，商業經營模式進入媒體之後，逐漸讓媒體的底層結構產生問題。由於市場競爭，媒體在資本上傾向集團化，又因民主政治的特點，使得媒體在政治態度上呈現黨派化趨勢。
她說：“當然黨派化也可以說是多元的一種，但黨派化的多元有一個隱憂，即兩極化的問題。所以，台灣現在的媒體是有兩極化的問題，就是非藍即綠，似乎很難有所謂公正、客觀、比較沒有偏見的媒體在政治上的態度。”邱家宜認為，這兩點成為紅色力量滲透的破口，同時給台灣的民主基石造成最大的破壞。
去年11月，台灣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以多次違規為由，通過決議駁回了中天新聞台換照申請，成為台灣有線電視時代以來的首例。而後中天原來的頻道換成公共廣播媒體，引起許多討論。委員會議認定，中天新聞的內控與自律機制失靈，有害內部新聞自主。
王泰俐說：“換照沒有通過之後，4個月內又由公廣集團接替其頻道的位置。支持公廣集團的人認為,這是改善台灣不要再那麼走向兩極化，認為所謂的公廣集團是沒有顏色，沒有聚合性的問題，是屬於一個全民的新聞電視頻道，或許可以改善台灣的新聞質量。”
艾瑋昂認為，改善媒體環境是台灣民主的最後一里路：“大部分台灣媒體屬於大財團，而財團對新聞的選擇握有主導權，這會造成商業利益影響，產生更多刺激聳動性議題的需求，使媒體質量降低。”
RSF與許多國際媒體，都期待台灣政府能在法令與執行上約束媒體所有者，讓新聞能更公平、公正的為大眾服務。艾瑋昂深信台灣有潛力進入全球新聞自由指數最高的前20名。不過，他強調，台灣應漸漸做到媒體完全獨立，並更積極地邀請國際媒體與NGO進駐，讓國際社會更有機會認識到，台灣的進步不亞於香港或其它亞太先進國家，是一個能提供高度自由與法治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