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法新社記者向中國外交部就美國國務院有關敦促中國公開藏人根敦確吉尼瑪下落的聲明請求置評。
1995年，時年六歲的根敦確吉尼瑪被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選定為第11世班禪喇嘛。但中國政府拒絕承認，堅持要以北京的方式決定西藏第二大精神領袖班禪喇嘛的人選，並隨即將根敦確吉尼瑪及其家人帶走。一家人從此下落不明。
4月25日是根敦確吉尼瑪33歲的生日。美國國務院在其生日當天發表聲明譴責中國政府“繼續拒絕讓藏人社區成員接觸由達賴喇嘛指定的班禪喇嘛”，並敦促北京立刻公佈根敦確吉尼瑪的下落，並歸還其人身自由。
聲明還表示，美國支持“藏人在不受政府干預的情況下按照自己的信仰選出、培養和敬拜如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這樣藏人自己的領袖的權利。”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26日的例行記者會上回應稱這是美國“干涉中國內政”，並宣稱中國政府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保護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的傳承方式。
“關於達賴、班禪等大活佛轉世，幾百年來已形成完整的辦法和程序，需要按照歷史定製、宗教儀軌，遵守中國的國家法律，” 汪文斌說，並反稱是達賴喇嘛破壞傳統。
“27年前，他（達賴喇嘛）為了進行反華分裂的政治炒作，破壞宗教儀軌，不顧歷史定製，在國外擅自宣佈一名兒童為‘班禪轉世靈童’，這是非法和無效的。”
事實並非如此。北京有關“歷史定製”和“宗教儀軌”的說法極具誤導性。如“金瓶掣簽”等儀軌並非藏傳佛教本身的轉世儀軌，而是清王朝為加強對藏管控而強加；而且，雖是強加，但這一所謂的“歷史定製”也並非一貫被強制執行。實際上，首次在活佛轉世人選上與藏傳佛教最高權威達賴喇嘛唱反調，並強制執行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所制定的“金瓶掣簽”程序的，正是號稱“反封建、反迷信”的中共政府。
蓄意操縱和破壞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相關“宗教儀軌”的是北京。而對此的最有力證據之一，正是北京在27年前對班禪轉世這一西藏宗教事務的強力干涉。
藏傳佛教與“轉世”
學術界對藏傳佛教中活佛轉世理念的最早起源尚未有統一說法，但轉世制度在史書中的首次提及可追溯到公元 13世紀。印度北孟加拉大學喜馬拉雅研究教授卡魯巴基（Datta Karubaki）在其發表於《藏學公報》（Bulletin of Tibetology）的論文中寫道，當時的藏傳佛教噶瑪噶舉派首領噶瑪巴希在其去世前夜預示了其轉世者的出生地點及家庭。自此，轉世制度便在藏傳佛教各教派中逐漸普及。
而將轉世制度徹底發揚光大並形成政治影響力的是達賴和班禪喇嘛所屬的格魯派。它是藏傳佛教中迄今影響力最大的教派。佛教大師宗喀巴於公元14世紀創立格魯派，其弟子根敦朱巴圓寂後，格魯派採用了噶瑪噶舉派的轉世制度找到了根敦朱巴的轉世靈童根敦嘉措。根敦朱巴後被格魯派追認為第一世達賴喇嘛，根敦嘉措為第二世達賴喇嘛。藏傳佛教的達賴喇嘛轉世系統就是從那時開始形成。
藏傳佛教第二大領袖班禪喇嘛的名號始於17世紀。1645年，第五世達賴喇嘛羅桑嘉措將班禪喇嘛的名號賜予自己的經師羅桑卻吉堅贊，以示感恩。
隨著時間的推移，轉世的高僧大德們也漸漸掌管西藏政治事務。西藏之後發展成世界上唯一一個由僧人擔任政府首腦的國家。
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被公認為西藏最重要的兩位精神和政治領袖。前者被視為觀音菩薩的化身，後者為阿彌陀佛的化身。在政治地位上，達賴喇嘛被視為西藏第一領袖。
所謂的“歷史定制”
活佛轉世制度創立後，藏傳佛教各教派對轉世方式進行不斷豐富和完善，逐步形成一套包含尋訪、認定和坐床等步驟的宗教儀軌。以格魯派為例，前世活佛圓寂後，由大活佛按照轉世徵兆、占卜問卦、護法神降神、觀湖等程序的結果尋訪轉世靈童。
“有時候是前一輩喇嘛寫下，我的下一輩是在哪裡出生的，是什麼樣的人，”藏學家艾略特·史伯嶺（Elliot Sperling）2016年對美國之音說。
“還有一種是去看神湖。我們拉薩不是有拉姆拉錯神湖嘛，會看到一些各種各樣的現象，” 前青海塔爾寺住持阿嘉仁波切2016年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還有一種是有些住持，其他的一些高僧大德，尤其是跟他有佛教上弟子和師傅、師弟關係的這種傳承師傅來定。”
達賴喇嘛曾在2016年對美國之音說：“這些都是傳承下來的方式。有很多不同的方法驗證，比如觀夢，或是觀察酥油燈的顏色和燃燒的時長，也會藉助一些物品，比如念珠，再加上打坐。意念、感受……不是只憑藉一個因素。”
另外，達賴喇嘛方面曾表示，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一貫有互相認定對方轉世靈童的傳統。
活佛轉世制度始於藏傳佛教，完善於藏傳佛教，並服務於藏傳佛教的傳承和發揚，這也一直是藏傳佛教的內部與核心事務。
中國外交部所說的“歷史定製”和“宗教儀軌”，即中央政府對轉世靈童的最終認定權及金瓶掣簽這道程序，實際上都是到了滿清政府時期才強加給西藏的，並非藏傳佛教本身為轉世制度所定的宗教儀軌。
另外，史實證明，滿清政府的這些外加儀軌並非如中共政府所宣傳的那般具有凌駕一切的強制性，更多是一種建議。清朝以來，並非所有達賴和班禪喇嘛都是金瓶掣簽產生的。
長期研究西藏問題的政論作家陳破空曾在2014年接受法國廣播公司（RFI）採訪時說，有關轉世靈童該由中央政府最終拍板的說法源於歷史上西藏出於安全需要而與不同朝代政權間結成的供施關係。從蒙古到滿清，西藏的法王都是兩者首領的精神導師，而蒙古的汗王和之後滿清的皇帝都成為西藏的安全保護者，防止外敵入侵並佔領西藏。
“從1720年起，滿清朝廷幾次派兵幫助西藏趕走外族入侵，並借由出兵的餘威，開始在西藏駐軍，並設立駐藏大臣。至此，千百年來遺世獨立的西藏在事實上被置於清朝的統治之下。此後，特別是在乾隆年間，身為‘保護者’的清政府加強了對西藏各項事務的控制，其中包括喇嘛轉世事務，成為控制者和統治者，”美國之音在其系列紀錄片《解密時刻：尋找班禪喇嘛轉世靈童》這一集中介紹道。
“金瓶掣簽”
1791年，廓爾喀人（如今的尼泊爾人）入侵西藏，藏人向乾隆帝求助。乾隆皇帝派兵擊退廓爾喀人後，乘機進一步加強清政府對西藏事務的控制，在西藏頒佈了《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
其中第一條寫道：“大皇帝為求黃教（注：格魯派別稱）得到興隆，特賜一金瓶，今後遇到尋認靈童時，邀集四大護法，將靈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滿、漢、藏三種文字寫於簽牌上，放進瓶內，選派真正有學問的活佛，祈禱7日，然後由呼圖克圖（注：藏傳佛教高僧）和駐藏大臣在大昭寺釋迦佛像前正式掣簽認定。”
金瓶掣簽的程序使得清朝駐藏大臣在轉世靈童的認定上享有與藏人同等的最高決策權。
但是，西藏問題學者王力雄認為，西藏當時對朝廷的臣服僅停留於名義上。
事實上，儘管清政府新設金瓶掣簽的程序，但此後歷任達賴和班禪喇嘛的遴選中，只有第十，十一和第十二世達賴喇嘛和第八、第九世班禪喇嘛由金瓶掣簽選出。
“這就是說，這只是一個建議，而不是命令，沒有什麼中央政府的決定可言，”陳破空告訴法廣。
“蒙古汗王和清朝的統治者，他們都是信奉藏傳佛教的，作為信奉者來結成供施的關係，”陳破空補充說。“今天的中國領導人不信藏傳佛教…是無神論者，無神論者去管理有神論者，為他們指定精神領袖，這本身就是很荒唐的事情…這在今天就構成了一個巨大的諷刺。”
西藏問題學者李江琳對美國之音表示，西藏噶廈政府一直都想盡辦法避免金瓶掣簽。
“因為他們真心實意地不接受這個，因為它不是藏傳佛教本身的東西。它是一個政權政治上強加給他們的，”她說。
王力雄指出，到了19世紀末，隨著清朝自身衰落，朝廷對西藏的控制力也隨之削減；而到了中華民國時期，第十世班禪喇嘛和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認定也都沒有經過金瓶掣簽。
甚至在1949年中共建政後，比如1992年達賴喇嘛和中國政府共同認定的第十七世噶瑪巴喇嘛，其遴選過程中中央政府就從未提及金瓶掣簽的“歷史制定”。
“那時候有一個大典禮，坐床典禮，是在他的喇嘛廟舉行的。政府和黨就派了代表，一句金瓶掣簽的話都沒有說，” 史伯嶺告訴美國之音。
因此，從其起源到應用，金瓶掣簽一來並非藏傳佛教本身的活佛認定程序，二來從不是板上釘釘的“歷史定製”或“宗教儀軌”，它的出現和使用多是政治上的相機行事，中共政府執政期間也不例外。但中共通過干涉西藏宗教儀軌以圖完全控制西藏事務的力度史上前所未有。
尋找十一世班禪——中國政府強施並操縱“金瓶掣簽”
第十世班禪喇嘛在1989年1月突然圓寂後，曾在“大躍進”期間廢除西藏轉世制度、視宗教為“毒藥”的中共政府開始主導尋找轉世靈童的事務。
班禪喇嘛是西藏第二大宗教與政治領袖，在藏人中具有巨大影響力。長期試圖掌控西藏的中共政府想方設法要掌控新轉世班禪的人選。但縱然是在中共黨內任高官、曾代表西藏嘎夏政府與北京簽署《十七條協議》的阿沛·阿旺晉美也在轉世人選問題上一貫向中共表示這是西藏內部事務。
據美國之音2016年的報導，西藏歷史學家茨仁夏加在《龍在雪域》一書中記載道，阿沛·阿旺晉美曾在1951年簽署《十七條協議》期間，嚴正拒絕中央政府要求商討十世班禪喇嘛人選的要求。他堅持這是西藏內部事務，只有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有決定權。
不過這名最早向中共建議尋訪班禪轉世靈童的藏族高官之後被排除在尋訪工作之外。
北京之後通過政治施壓和操作讓被當局視為“政治過硬”的扎什倫布寺住持恰扎仁波切擔任尋訪小組組長。但在班禪轉世靈童的問題上，恰扎仁波切也堅持認為只有藏人最高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才有最後決策權。他和阿沛·阿旺晉美一樣，在此問題上並不服從中央的施壓。據英國記者伊莎貝爾·希爾頓（Isabel Hilton）在《尋訪班禪喇嘛》中的記載，恰扎仁波切曾向中央表示，如果不能由達賴喇嘛來認定轉世，他本人將辭去尋訪小組的職務。
恰扎仁波切之後通過信使暗中與流亡印度的達賴喇嘛聯絡，將尋訪小組確定的一組男童候選人資料交由達賴喇嘛認證。
1995年1月，達賴喇嘛經反覆驗證認定一名叫根敦確吉尼瑪的6歲男童是他們尋找了近六年的第十一世班禪喇嘛。
恰扎仁波切隨即告知北京，靈童人選已經確定，無需金瓶掣簽。但北京拒絕，不顧達賴喇嘛按照藏傳佛教傳統儀軌所認定的班禪人選，堅持要通過封建王權制定的金瓶掣簽制度來決定藏傳佛教的核心宗教事務。
1995年5月14日，達賴喇嘛在請示神諭後正式向世人公佈根敦確吉尼瑪的名字。正在成都等待轉機的恰扎仁波切立即被逮捕並軟禁起來。他最終在1997年被西藏日喀則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六年，罪名是“同境外分裂勢力勾結並洩露國家機密”，2002年刑滿後至今下落不明。
5月16日，中國外交部宣佈不承認達賴喇嘛選定的靈童。5月17日，根敦確吉尼瑪和家人被中國當局帶走，從此杳無音訊。
同年11月，阿嘉仁波切在與中央尋訪小組官員開會時曾提出釋放恰扎仁波切並讓達賴喇嘛選中的靈童根敦確吉尼瑪也作為人選參與金瓶掣簽，但被中央官員回絕，並對阿嘉仁波切表示，“如果你再提這兩個問題的話，你自己的人身也會受到危險、威脅，”阿嘉仁波切在2016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回憶說。
1995年11月29日，在中央政府的安排和操縱下，西藏大昭寺內進行金瓶掣簽，父母均為共產黨員的5歲男孩堅贊諾布中籤，最終成為中共認定的十一世班禪喇嘛。
但據現場參加金瓶掣簽儀式的阿嘉仁波切表示，堅贊諾布的中籤是中共在金瓶儀式前就安排好了的。
他在儀式後從拉薩回北京的專機上聽到時任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局長葉小文得意地說，他們通過在寫著堅贊諾布名字的簽裡塞棉花，使得那根簽稍長一些，並最終選了那根簽。
中共認定後，這名十一世班禪喇嘛沒能返回西藏，而是被永久安頓在北京一座豪宅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