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由《日經亞洲》社論撰稿人中澤克二撰寫的報導稱，習近平在今夏北戴河會議上遭到中共元老們的斥責，這是習近平不能出席在印度舉行的20國集團峰會的原因。作者引述“消息人士”說，中共元老在北京郊區的一次聚會中達成共識，認為不可任由當前的政治、經濟、社會狀況持續下去，否則將危及中共統治，並派曾慶紅到北戴河嚴厲批評了習近平的施政方針。
一個有法律的國家，並不一定是法治國家；那麼，一個沒有法治的國家，為什麼卻要製定法律呢？配合7月1日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間諜法》，這段時間里中國當局正在大張旗鼓地宣傳推廣這部法律，其中透露的奧秘，也許能幫助回答上述問題。
這個瓜的名字叫“秦剛失踪”。秦剛此人今年三月升任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一躍從駐美大使成為當今最為年輕的中共黨和國家領導人。不過，就任新職三個月之後，本來幾乎天天在媒體上出現的秦剛自6月25日起卻忽然不見了。這未免引起一些猜測，但大瓜是7月11日上市的。那一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宣稱秦剛因“健康原因”將缺席即將在印尼舉行的東盟會議，改由中共中央外事辦公室主任、上一任外交部長王毅代打。悠忽這又過去了兩週的時間，秦剛仍未露面，全球媒體爭相追問“秦剛在哪裡”的熱潮還在延續。
什麼風波呢？ 6月20日，美國總統拜登在提及中國的習近平時，稱習是“dictator”，即專制者，引起了輿論關注。國際輿論見仁見智，有的頗為驚喜，似乎這意味著美國政府對中國的認識達到了某種深度，有的則不以為然，認為這個說法危及正在“解凍”的美中關係。
“農管”不是當今中國的什麼新品種土匪；他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執法人員，官稱“農業綜合行政執法隊”。光聽這名字，不裝外賓的人應該明白了：這些人比土匪還土匪。他們比土匪更高級、更蠻橫、更肆無忌憚，是有原因的：他們的主子不僅是老資格的土匪，而且是坐上了朝廷的土匪；既然有權有勢，當然無法無天。號稱“行政執法”，其實無法無天，這到底算是個什麼東西呢？
外交在某種程度上是語言的行為藝術。以此而論，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要算是頂級的外交家了。4月21日，他在接受法國電視台LCI訪問時，發表了一番“宏論”，立刻引起輿論矚目。
中共號稱搞的是社會主義，但是，過去總在刻意扭曲“社會”這個概念。也許，它不得不這樣去扭曲，因為社會主義對中共來說就是一張畫皮，披著它裝人而已。謂予不信，不妨看看中共原來都怎麼理解“社會”這個詞兒。
中共在2023年“兩會”之後公佈的機構改革方案中，提出“組建中央社會工作部”。一般認為，這是習近平進一步削弱國務院權力的舉措，延續了十年來習近平不斷將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中、集中到中共中央系統的趨勢。
輿論對中國“兩會”的關注，大都還在人事安排及其權力意涵上，我卻覺得這些在尚未宣布前其實就已經是過去式了。中共二十大之後看今年的“兩會”，還能有點兒什麼可看的嗎？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一週年之際，全球關注烏克蘭局勢。就在這時，中國外交部發佈了《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的文件。一直在俄烏戰事上表態吞吞吐吐、立場遮遮掩掩的中國政府，為什麼這個時候要發佈這樣一個文件呢？文件中所表達的所謂“中國立場”，究竟是個什麼立場呢？這個文件和這種立場，對於理解中國當前的國際處境和對外政策，又有什麼意義呢？
很多人關心中國下一步的經濟走向。畢竟，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與全球經濟的融合程度很高，其經濟走向必然牽動全球經濟。過去四十多年來，沿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治國路向，中國的國力大大增強，中國民眾的生活也得到了程度不同的改善。最近幾年來，特別是新冠疫情肆虐的三年多來，中國百業蕭條，民生艱困，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大大放緩。在這樣的背景下，隨著習近平在政治上清除了中共內部或者真實或者想像中的對手，接著在“應陽盡陽”的方針下以千萬民眾的生命為代價走向“後疫情”時代，經濟生活出現了恢復常規的跡象，是不是接下來將要出現中國經濟的複蘇乃至新的發展高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