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究竟在幹什麼？專家：他在打造進軍中共二十大新路線——“大掌舵”經濟

紐約 — 

習近平究竟在幹什麼？專家：他在打造進軍中共二十大新路線——“大掌舵”經濟

從去年10月突然叫停螞蟻金服上市、對阿里巴巴進行壟斷調查，整整一年來，北京顛覆以往政策的新監管行動持續不斷、層出不窮，幾乎每月一次甚至數次爆出可成為頭條的中國新聞。

“習近平究竟在幹什麼？”兩位美國重要的中國問題學者發出了這一他們認為所有“外國投資者、公司、政府官員和分析師”都在思考的問題。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中國國際事務主任巴里·諾頓（Barry J. Naughton）和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研究主任裘德·布蘭切特(Jude Blanchette) 10月初撰寫了題為《政黨政治推動習近平》（The Party Politics Driving Xi Jinping）的文章。

“我認為基本答案是，在中共二十大的籌備中，我們看到習近平要提出的基本上是一條新的路線、一個新的綱領。”諾頓教授對美國之音說。“習近平現在正在做的是提出一個非常強大和激進的計劃，因為這樣他就可以利用它來塑造人事，並為他認為有理由繼續擔任中國領導人的世界提供一個新的習近平計劃。” 諾頓說。

這一切為什麼現在發生？

從對網約龍頭滴滴打車的數據安全調查，到視頻遊戲、教育培訓、金融科技、食品配送、加密貨幣，以及最近的房地產領域，習近平又提出在高質量發展中“共同繁榮“的新口號，似乎要採取行動解決早已存在的嚴重不平等問題。這些監管活動的最終結果可能需要時間檢驗，但該篇文章說，“有一個相關難題可以立即提出並解答：為什麼這一切現在發生？”

文章認為，數據安全隱憂、監管出現漏洞（靠借貸促增長）、嚴重不平等（事實上自2008年達峰值後近年來平穩中略有下降）、人口紅利用盡，這些全都不是中國的新問題。

因此，對“為什麼這一切現在發生？”的問題， “最令人滿意的答案是中國的政治日曆，特別是定於2022 年秋季召開的黨的二十大。”文章寫道。

“對於我們這些西方人來說，我們傾向於認為黨代會是一個做出決定的地方，但是每個了解中國的人都知道，黨代會實際上從來不是真正做決定的地方。所有的事情都是在黨代會召開前一年裡完成的。“諾頓說。他指出，這解釋了為什麼要在中共黨代會前一年就展開如此密集的政策活動。

諾頓說，黨代會前要決定的事情主要是未來五年的政治路線和人事，“被挑選的官員，不僅是最高層的，而且是各個級別的，從鄉鎮到縣、地、省，一直到最高領導層。”諾頓說。

“為了掌握這個過程，精明的領導人經常在黨代會前一年左右推動重新調整黨的宣傳和政策路線。這樣做可以讓他們在人事鬥爭中佔據優勢：強有力的政策指導使領導人在提升他的支持者方面掌握主動權。他可以對官員自下而上地進行基本忠誠度測試：你參與不參與新計劃？火車即將離站，你必須上車。”文章寫道。

這篇文章以1991 年至1992 年鄧小平著名的“南巡”為例：在1989年天安門鎮壓事件後，黨內保守勢力抬頭，鄧小平倡導的經濟改革停滯，為了鞏固改革議程，他警告當時的領導人，“誰不改革誰下台”，其目的是為1992年底中共十四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路線作準備，並提拔一批國家和省級支持改革的領導幹部。

文章說，以這段歷史為背景，可以窺見習近平當前在“共同富裕”的名義下整頓某些經濟部門的官僚主義和政治邏輯。“通過勾勒出一個雄心勃勃但又有些模糊的總體目標，習近平為乾部樹立了一個標杆，讓他們在黨的二十大之前表現出忠誠和能力。採取主動並正確解讀習近平未來幾個月的目標有助於官員得到晉升。與此同時，這為習近平提供了一個強大的工具，可以建立直接將其引導到黨的代表大會的政策勢頭，從而積極主動地塑造2022年至2027年的政策主導方向。”

研究中共黨代會的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和歷史系教授吳國光說：“這篇文章的長處在於看到了習近平近來施政舉措背後的兩大因素：一個是中共政治日程的關鍵期在於二十大之前，而不是在二十大本身；再一個是強調習近平對於二十大的運作與中共黨國官員作為一個體系的互動關係，而不僅僅是著眼習近平一個人來分析中國政局。”（有關吳國光本人對這個問題的深入分析敬請期待美國之音對他的專訪）。

今年5月，布蘭切特跟澳洲學者馬格萊格（Richard McGregor）合寫《後習近平時代中國領導人接班的幾種可能性》(After Xi: Future Scenarios for Leadership Succession in Post-Xi Jinping Era)報告，認為在任期滿10年之際，習近平並沒有任何交班跡象，如他真心認為國家領導應該有序更替，那也只可能到2027年或2032年的中共21大或22大上宣布退休。

他要的是前所未有的東西

通過近10年的反腐運動、清除反對派，以及倡導“中國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愛國主義意識形態宣傳，習近平被認為已經成為自毛澤東以來權力最大的中國領導人。為什麼大權在握的他還需要通過密集的政策重建過程來為明秋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作準備呢？

“首先我要強調我們並不確定他在黨內最高層權力有多大，”諾頓對美國之音說。“我們認為他的權力非常非常大，我也認為他的權力非常大，但我們並不確定。當然，他也不能完全確定。”

諾頓說，問題的關鍵是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要獲得的是一種完全前所未有的東西。“他要求被任命為第三個任期的領導人，誰知道？這可能意味著五年後的第四個任期，也許這意味著終身領導人。你當然知道，這是25年前鄧小平領導下中共果斷拋棄的東西。”

因此諾頓說，對於這樣一個巨大挑戰，“儘管我確信習近平和我們其他人一樣，預計它會發生，但他不想讓它碰運氣。”

諾頓說，習近平想要的是一個萬民擁戴他破例上位的榮景，“他想創造一個壓倒性的場景，即他必須成為領導者，並且每個人都必須參與其中。而要做到這一點，唯一辦法就是製定一個確實有動能且有效的變革計劃。”

如果2019年末始於武漢、繼而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沒有發生，習近平進軍二十大的處境也許會好一些。但是，“屋漏偏逢連天雨”，中國目前的外交、軍事、政治、社會形勢都未給予習近平任何足令其安心的前景。

“想想另一種情況，我的意思是，如果習近平出席黨的二十大時，情況還跟一年前（現在）一樣，他究竟能指出什麼他治下取得的成就、以及他需要超越任期的任何理由呢？”諾頓問。

“ 我的意思是，我不清楚習近平是否真的取得了非常實質性的成就。但他無疑讓世界對中國產生了懷疑。他把中國的和平崛起變成了更具爭議性的東西。現在，中國的大多數人可能確實會將此歸咎於美國，歸咎於特朗普，認為這是中國崛起不可避免的組成部分，但仍然有中國人在說，哎呀，我們真的需要製造一個如此敵對的國際環境嗎？”諾頓對美國之音說。

關鍵詞——控制

“我當然不了解習近平在想什麼。”諾頓說。“但有一件事我們可以客觀地來看，所有這些（監管）措施都有什麼共同點。我們可以說，看，客觀來說，這些措施每一項都加強了共產黨的直接控制，加強了習近平的直接控制。所以我認為，當我們分析這些事情時，如果我們忽略這一點是可笑的。”

諾頓說，人們傾向於孤立地分析這些監管政策中的每一項。“我的意思是，例如有人在談論，哦，你知道習近平禁止兒童每週玩兩個小時以上的電子遊戲，那不是很好嗎？也許吧，但我們需要在更廣泛的背景下看待這個問題，並看到許多新政策同時在被採用，而它們是出現在這樣一個制度中，眾所周知，中國政府、中國共產黨已經擁有巨大權力，它控制的社會資源份額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大得多得多。因此，在這個政府、這個黨已經控制如此之多的情形下，看到他們還要擴大膨脹其控制、擴大膨脹其目標，這是一件非常簡單和基本的事情，即我認為這應該是我們如何解讀這些不同政策措施的一個起點。”

因此，這篇文章認為，習近平“必須確保在今年秋天推出一項雄心勃勃的議程、一項計劃和宣傳攻勢，足以證明他在黨代會召開前期繼續保持至高無上的地位是正當的”。

這篇文章指出：“習近平如此果斷地抓住政策和監管的韁繩，是在發出誰是老闆的信號。事實上，我們應該期待從現在到11月六中全會期間政治和意識形態運動的增加，這標誌著黨的代表大會規劃過程的正式開始。有理由猜測習近平將在會議上宣布一項新的'黨史決議'，這是自1945 年以來黨第三次這樣做。”

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做了中共第一份歷史決議——《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在鄧小平的指導下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是中共第二份歷史決議。

“兩份歷史決議，有一共同點，就是在中共處於歷史轉折關頭，以'歷史決議'形式，通過清理過去的歷史遺產，確立領導人的思想和政治路線，由此開闢一個新局面，將中共帶入一個新時代。” 中國獨立學者鄧聿文在《紐約時報》上說。

“大掌舵”經濟——黨和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

習近平領導新階段已經開始。其特點是，習近平將更積極地親歷親為日常工作；而在功能上，“這意味著不斷發展的國家驅動的'大掌舵'（Grand Steerage）經濟模型將繼續。”

習近平深信不疑的是“黨擁有引導整體經濟的資源、手段和經驗。他進一步認為，像馬雲這樣的企業家所能作出的抵抗微乎其微，政府可以推動市場經濟朝著它想要的方向發展。”這篇文章說。

“我論述政府掌舵或偉大的掌舵（經濟），大約是在五、六年前開始的。”諾頓對美國之音說。

“當時很明顯中國的高科技產業政策正通過使用一系列新設計工俱全面實施以適應市場經濟。換句話說，它在某種程度上進行了規劃，但完全不是老的蘇聯式的與市場力量背道而馳的計劃經濟，而是一些具有技術革命目標的計劃者，他們試圖塑造經濟增長並適應技術革命的方式，使用國家行為作為市場經濟中的重要行為者，但也使用資金和稅收減免以及其他與市場經濟兼容的工具。”

“讓我印象深刻，而且現在仍然絕對如此的是，在過去一兩年裡，令人震驚的是這個目標怎樣超越了最初的簡單高科技目標，變得更廣泛、在某些方面更矛盾，”諾頓說。

現在，甚至連家庭生活都被納入了習近平要控制的範圍內，“習近平說，學生不應該承受這麼多壓力。但是，你知道，就在幾年前，培養高科技技能和採用高科技經濟意味著一切，” 諾頓問道，“國家要怎麼指導對這些事情的選擇並加以控制？這是我認為還有待觀察的事情。對此他（習近平）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們沒有任何明確的版本。

諾頓是一位專攻中國經濟的美國學者。1995 年他在《出於計劃的成長：中國經濟改革，1978-1993》（"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一書中指出，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在缺乏遠見的情況下完成的。它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商業激勵措施試驗的混合結果。

他在10月13日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發布的《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研究報告中，撰文揭示了中國如何從混合市場經濟轉變為黨和政府控制的“大掌舵”背後的六大因素。

“今天很明顯，中國——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有意在中國打造新型市場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政府和黨的行為者擁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權。至關重要的是，他們打算行使這種權力來實現雄心勃勃的目標，以引導經濟和塑造未來。”諾頓在這篇文章中寫道。

諾頓和布萊切特認為，“習近平現在相信黨擁有引導整體經濟的資源、手段和經驗。他進一步認為，像馬雲這樣的企業家所能作出的抵抗微乎其微，政府可以推動市場經濟朝著想要的方向發展。”

“大掌舵”經濟中的公私部門、美中經貿關係及對華投資前景

在“大掌舵”經濟中，私營部門還有多少空間？

“現在還有一年多時間，事情已經發生瞭如此迅速的變化。”諾頓說。“但我想強調一個簡單的事實，那就是我們在過去幾年中看到的對現有國有企業自上而下的控制急劇增加，黨對民營企業自上而下的控製程度越來越高，”諾頓說。

“這兩種類型的實體都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諾頓說。“但不同的是，黨現在明確表示，它要國有企業成為政府政策的直接工具，而15年前並非如此，15年前國有企業被告知，你的主要工作是表現得像私營企業一樣，盡可能高效，並以最大限度提高盈利能力為行事之道。現在，一切都變了。與此同時，過去對自治有某種期望的私營公司現在被告知，是的，你是自治的，但你必須聽黨委的。”

在“大掌舵”經濟中，美中經貿關係將會如何發展？“我認為現在雙方都在互相看著對方說，好吧，現在我們的關係建立在更加誠實和更具競爭性的關係基礎之上。”諾頓說。

“我們仍然被如此強大的經濟力量和如此強大的經濟紐帶聯繫在一起。” 諾頓說，“雖然我們談論脫鉤，當然也有一點脫鉤正在發生，但總的來說，這兩個經濟體從根本上並不是在大規模脫鉤。”

諾頓認為，美中經貿關係即將進入一個新時代，“雙方將嘗試更密切地對互動進行監督，並努力確保至少不會損害到自己的利益。我的意思是，我認為中國已經這樣做了，而且我認為美國將會做更多。問題是我們能否把它做好，我們是否有辦法有工具來有效地這樣做。”

正當習近平展示強大監管控制的權力，擠壓私營部門空間，許多外資正在或已經撤離中國之際，一些華爾街大公司卻表示，他們看到中國的增長前景，有的甚至督促投資人對中國的投資應該增加三倍。

諾頓認為，這種觀察過於簡單，“也沒有針對當今中國存在的獨特類型的政治風險和其他類型的風險進行調整。”

“我認為我們會看到一套針對中國不同行業的不同做法。”諾頓說。“過去主要由中方決定哪些（行業）允許外國企業參與。現在，美國方面也一點點開始推動得多些了。當然你知道德國、日本和韓國也有非常重要的利益，他們在塑造互動的方式中也有著非常重要的利益。所以，我認為我們可以預期這個已經很複雜的問題會變得更加複雜。”

繼對民營企業重手整肅後，習近平又開始對中國25家金融機構展開調查，據《華爾街日報》的獨家報導暗示，其中甚至可能會涉及一些與國家副主席王岐山關係密切的人和機構。

諾頓表示，雖然他無法證實是否會涉及王岐山，但他認為這確實是個重大發展。“這正在擴展到一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真正被推動的領域，而且許多高層政治人物和共產黨官員也有相關利益……所以它在政治上更加敏感。”

其次，他認為，習近平在金融危機出現之際推動金融反腐運動，是不同尋常的舉動，“他會分散和破壞控制恆大金融危機的努力。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悖論。我們知道習近平非常擔心風險，非常關注遏制風險。然而在這裡，他似乎正在做一些至少在我看來，從經濟角度來看實際上風險很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