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媒體看中國 - 中國最高法院與捉迷藏

資料照:一輛警車駛過北京街頭一面宣傳中國法治的宣傳牆。 (2016年12月28日)

在中國最高法院(簡稱最高法)的公正性和透明性引起批評和質疑之後,該法院日前再度聲言要“深化司法公開”,“最高法、高級法院的文書,要更多地上網”。 然而,這一聲言未能消除法律從業人員、中國國內外研究者和中國公眾的疑慮,反而使他們更加擔心中共操控的司法透明度進一步縮減,原本就不多的法治進一步倒退。

用於釋疑的聲言引發更大疑慮

中共權威的新聞宣傳媒體新華社1月14日發出報道說,其記者「從最高人民法院1月14日舉行的全國高級法院院長會議獲悉,為針對性解決裁判文書網使用效果不佳、權利 保護不力、安全風險暴露等問題,最高法要求深化司法公開工作。”

中國最高法院的這項最新表示被普遍認為是對去年12月中旬中國律師王雅軍實名舉報最高法院院長張軍的再度回應。 王雅軍先前舉報張軍在裁判文書網上公開問題上涉嫌疏忽職守。 張軍也是最高法中共黨組書記、中國首席大法官。

在王雅軍提出實名舉報之前,中國媒體財新網去年12月11日報道說,「在最高法院主導下,『全國法院裁判文書庫』將於2024年1月上線運行。和同樣由最高法院主辦的 中國裁判文書網不同,全國法院裁判文書庫僅供法院人士在內部專網檢索裁判文書,律師、法學研究者以及更廣泛的社會公眾無法查閱。”

美國之音先前報告說,王雅軍在12月17公開的舉報信中表示,中國裁判文書網最近幾年已經逐漸減少更新,而新建的裁判文書庫如果不能與裁判文書網數據共享,無疑是中國司法公開改革政策的大倒退。

在王雅軍公開其實名舉報之後,中國最高法去年12月22日就裁判文書網資料共享問題做出了一個回應,聲言會繼續開放。 中國國內外一些律師隨後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對那一回應感到失望,說它文不對題,顧左右而言他。

新華社1月14日以「最高法:加大裁判文書上網力度」為題發表的報道,顯然最高法對中國法律界所表達的不滿和擔憂的再度回應。

該報告說:「『隨著國際國內環境發生深刻變化、大數據技術飛速發展,要求我們深化司法公開工作。』最高法提出,具有法治引領、教育、警示作用的文書,都應當上網;最高法 、高等法院的文書,要多上網;...”

路透週一(1月22日)就中國最高法的最新說法發出報道說:

「中國經濟變得更加不透明。自2022年起,中國當局限制海外訪問中國學術期刊和企業資料庫,並停止發布關鍵經濟指標。

「法律專家表示,雖然最高法院的最新公告似乎是對中國法院系統也走向這個方向的批評的部分讓步,但對其透明度不斷下降的擔憂仍然存在。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教授郭丹青(Donald Clarke)表示,去年12 月中國最高法的公告引起了‘中國國內外法律界的極大關注’,其最新的聲明並沒有緩解這種擔憂。

“他說,只有當局認為具有適當啟發性的文件才會被發佈到網上,這正是我們所有(研究中國法律的)人所擔心的。”

郭丹青在這裡所說的「只有當局認為具有適當啟發性的文件才會被發佈到網上」顯然是指新華社報道當中的一句話:「最高法提出,具有法治引領、教育、警示作用的文書 ,都應當上網。”

習近平任期延續與司法透明縮減

司法公正、司法透明問題在中國一直是所謂的敏感政治話題,中國媒體不能予以自由的報道和評論。 但由於這個問題關係到在中國的外國企業和個人的利益,中國最高法院看似帶頭壓縮司法透明度的問題受到國際媒體的注意。

英國《金融時報》1月6日以《中國法院資料庫改革引發對法律部門透明度的擔憂 - 法律專家和企業擔憂盡職調查無法查詢所需的‘黑盒子’裁判文檔》為題發表報道說:

「自2013年以來,中國裁判文書網一直是國內外律師、分析師和企業的重要資訊來源。 但其記錄顯示,過去幾年,其發布的文件數量急劇下降。

「自2022 年底習近平史無前例地第三次執政以來,中國當局越來越多地限制公眾獲取從經濟指標到監管決策的信息,這給外國政策制定者、分析師和企業評估中國從疫情封控措施 中走出之際的發展方向帶來了進一步的挑戰。…

「中國官員過去曾稱讚中國裁判文書網是世界上最大的此類檔案館,擁有超過1.4億條記錄。但去年新公佈的法庭文件數量降至10年來的最低水平,新增數量不超過1000萬 份。”

在批評者批評中國裁判文書網明顯走向封閉和不透明之際,該網的首頁仍然陳列著它的口號/座右銘:開放,動態,透明,便民。

“習近平對法治的新攻擊”

1月15日,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發表文章,標題是《為什麼中國政府在隱藏法院裁判文書 - 習近平對法治的新進攻》。

文章說,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的法治狀況儘管還有諸多不盡人意之處,但也有顯著的進步,「2006年,中國(的法治狀況)在世界各國排名屬於底部三分之一,到了 2022年則屬於上部二分之一。」這種進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於司法透明,包括裁判文書透明。

然而,在過去的幾年裡,律師、研究者、人權活動者、乃至打官司的普通民眾所需要的研究和援引的裁判文書公佈大幅度減少,已經公佈的也有大量刪除。 中國當局這麼做的部分原因是掩蓋讓當局難堪的一些殘忍和荒唐的判決(如中國有法官判決人口拐賣受害者不得跟買人的人離婚)。

《經濟學人》的文章說,在裁判文書公佈大幅度減少、司法透明度倒退之後,有人要是有內部關係或花錢,就可以得到所需的本來就應當是公開的裁判文書。 這種局面為司法界的權力尋租和貪污腐敗開啟了方便之門。 《經濟學人》的文章說:

「假如透明度的下降導致更多的腐敗,中共也不會公開與之鬥爭。它有一個平行的反腐敗系統,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管理。自2012年上任以來,習近平增加了中紀委的資源和 權威。僅2023年一年,就處罰官員超過40萬。此類案件中只有一小部分被公諸於世。

「習近平最喜歡的口號之一是『依法治國』。他指的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法治。相反,他是希望中共的統治變得更加專業和可預測。他希望這將賦予中共更多的合法 性。

“但律師們認為,透明度的下降會產生相反的效果。針對他們的批評,最高法承諾更加開放。很少有人相信。”

最高法院的言行記錄令人擔憂

中國最高法院1月14日透過官方的新華社發表的承諾「加大裁判文書上網力度」的聲明說:「最高法院、高級法院的文書,要更多地上網;上網文書數量應保持相當規模, 並應涵蓋各審判領域、多種案件類型。最高法同時提出,要平衡好文書公開與當事人合法權利、隱私保護之間的關係,...”

路透社報道:“現在還不清楚最高法的這一指令會如何落實。最高法院也沒有回應置評的請求。”

同時,批評者指出,以裁判文書透明度減弱為象徵的中國法治狀況的惡化是習近平2012年上台以來的一個大趨勢,而這種大趨勢常常以來自最高法的言論明確展示出來,其中包括 :

——中國前最高法院院長周強2017年公開聲明,堅決反對司法獨立;

——在一人被當局認為有罪、全家其他人被連帶懲罰、在求學、就業和居住等方面受歧視的所謂連坐制受到中國公眾的普遍譴責並被認為是早就應當革除的野蠻傳統的之際 ,最高法表示,“非必要不對犯罪人親屬作出權利限制”,批評者說,這是最高法明確表示連坐制要保留;

——在世界各國(包括許多法治狀況很差的國家)大力宣揚自己的司法是公正和不偏不倚的、不受黨派和政治影響之際,中國高級法院院長會議今年1月宣告:「要堅持黨對司法工作的絕對領導,……人民法院要不斷增強政治敏銳性,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做到善於從政治上看、精於從法治上辦。”

在當今中國的脈絡中,黨的領導就是習近平的領導,最重要的政治就是聽習近平的話,維護習「一錘定音、定於一尊」的權威。 許多觀察者和研究者認為,習近平的法治觀來自毛澤東。 中國媒體在早先比較自由的時期報道說,中共前領袖毛澤東明確表示他不喜歡法律的約束,而是喜歡「和尚打傘,無法無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