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與北京 為何漸行漸遠

洛杉磯 — 

香港與北京 為何漸行漸遠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9月4號宣佈撤回逃犯條例，但是持續整個夏天的香港抗議活動並沒有因此而劃下休止符。相反，抗議者繼續抗爭，呼籲滿足他們早先提出的“真普選”和取消“暴動”定性等在內的五大訴求。

有分析稱，雖然修例是引發抗議活動的導火線，但是，“將抗議活動維持下去的，是對中央政府及其對香港加強控制的做法更為廣泛的不滿”；香港正與大陸漸行漸遠。

移居紐約的香港《開放》雜誌主編金鐘對美國之音表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香港能夠感受到與大陸之間“牆外”、“牆內”的互動和共鳴；牆外的言論能在瀰漫開放氣氛的大陸引起很強的回應，儘管當時大陸的開放無法跟香港的自由開放相提並論。不過，隨著八十年代的最後一幕落下，就是八九六四的發生，大陸對開放的進程實施了控制，直到今天習近平在思想和政治方面的完全倒退。

金鐘說：“從我主編的雜誌以及整個香港新聞界與大陸的關係就能看出這種變化，就是我們感到愈來愈艱難。開始的江、胡時代還不敢把八十年代的開明之風予以完全的壓制，我們與讀者之間的來往交流仍有一定的空間；但是到了最後習近平時代，就目睹了全盤封殺，就是所謂的'算總賬'。”

《紐約時報》說，對於香港目前的局勢，習近平不但沒有化解和控制危機，反而一直幫助擴大中央政府與許多香港民眾之間的政治鴻溝。

不久前，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陳文玲接待“香港明天更好基金會”代表團時說，“香港回歸二十二年了，人心沒有回歸”，所以要對香港加強愛國主義教育，要對香港實行“三去”- “去殖民文化、去特殊化、去美國化”；“特別不能允許香港挑戰中央權威，絕對不能允許香港一些人對內地進行滲透性和破壞性活動” ，等等。

洛杉磯“香港論壇”發言人林查理對美國之音表示，香港人對中國的認同感每況愈下；相比上一代香港人對中國的認同，去中國化意識最強烈的恰恰就是香港主權移交之後成長起來的香港新一代。他們的口號就是“讓香港做自己的香港”。

林查理說：“他們長大的時候已經是中國的統治下了。他們很清楚看到了中國統治下香港的狀況 - 香港作為國際都市的機會發生了變化；他們看到，自己的機會也在逐漸流失，看到香港的未來不是他們的；香港獨有的身份也在改變，覺得香港慢慢不再屬於他們。”

林查理還說，中共打壓香港傳媒，香港人的聲音無法全部傳遞出來，也使得在中共愛國教育下成長的新一代更加叛逆於中共。

至於中共最忌憚的“港獨”，林查理說，其實，港獨的聲音本來很小，連香港人自己也都會忽略不計。這個聲音之所以變得愈來愈大，是在中共官媒的批判聲中被炒作才提高了分貝。

多年前從香港移居美國的洛杉磯“視覺藝術家協會”主席劉雅雅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實際上在給自己製造一個巨大的麻煩；港獨雖然在97年主權移交之前有過一些討論，但是聲音並不大，而且很快就消失了。

劉雅雅說： “中國對香港的侵蝕太厲害，而且對香港人施壓太嚴重，以至於香港人不再感覺自己有個安全的未來。中國政府實在應該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個問題，而不僅僅從自己想控制一切的角度看。他們必須承認，他們不能控制人們的思想，不能控制人們想自由表達的願望；他們需要重新思考應該如何管理香港；不能用管理西藏和新疆的手法來管理香港。 ”

劉雅雅說，而且，中國外交部還說過，中英聯合聲明不再有效。這種不守信用的做法只能在未來失信於香港人；如果不重建自己的信譽，香港很難平靜。劉雅雅指出，事實上，中國政府需要突破思維定勢，兌現承諾，允許香港實行真普選。這對現在的局勢至關重要。現在的問題是，1134看起來中國政府不想突破思維定勢，而總是因循守舊，總是傾向於認為可以通過武力、通過控制來達到目的。

香港知名獲獎作家顏純鉤不久前在致香港警察公開信中說，香港的年輕人“為甚麼冒死做一番抗爭？他們真的是拿了外國的黑錢來賣命的嗎…他們是不忍心看香港沉淪下去，要用生命來維護一個讓所有香港人都安身立命的老好香港…你認為香港的制度好，還是大陸的制度好？你希望未來的香港像今天的大陸，還是未來的大陸像今天的香港？”

少年時代從大陸移居香港的張一夫對美國之音說：“香港人的文化意識形態和中國大陸人的意識形態是有蠻大差異的…問題在於，從中國的角度來說應該怎麼去認識這個差異。我現在感覺到的，就是說，中國政府要想贏得香港人心，在作出任何決策的時候要首先詢問香港人民的想法、徵求他們的意見。這些流程應該要有。”

張一夫說，比方說在美國，要修建一條高速公路，首先得舉行聽證會聽取意見。像中共這樣做出一個決定之後告訴民眾下一步就會執行，長期具有民主自由概念的香港人就不會去接受。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去年公佈的香港人身份調查顯示，港人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指數顯著升高，創下2008年以來新高；他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身份的認同指數則最低，排在“亞洲人”和“中國人”之後。

對此，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呂秉權說，人們對於自己國家或地方的認同，往往基於這個國家或地方能否給予一份歸屬感，這份歸屬感不一定要建立在國家富庶或強盛上，而是國家能否給予一股道德的力量以及道義的感召；中共領導人試圖用“拳頭”及金錢來要求大家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

反“送中”運動爆發不久時，香港壹傳媒創始人黎智英在撰文《紐約時報》時稱，如果“香港與北京的鬥爭取得成功，這有助於中國領導人認識到，有必要通過世界的道德仰慕而非槍桿子贏得權威”；道德威信是最強大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