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份,我開始擺攤,正式搞副業。12月18日下午5點下班後,我騎著餐車去夜市,已經有很多認識的攤主在那裡了。最近天氣冷,出來的人沒有夏天多,生意好的時候每個晚上都出來,一個月能賺四五千,跟我一個月的薪水一樣多,」河北中醫藥大學針灸推拿專業2020年本科畢業生劉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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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較早時候,中國城市16至24歲失業率創下歷史新高,達到21.3%的消息不脛而走,在社會上引發了激烈的討論,尤其是每年上千萬大學畢業生何去何從的問題,更使人感到擔憂。
儘管中國當局決定今後不再公佈青年失業率數據,但觀察家指出,這種掩耳盜鈴的做法並不能掩蓋中國年輕一代在就業方面面臨的黯淡前景。已經大學畢業三年多的劉暢表示,隨著白領職位的稀缺,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被迫將求生需求轉向非正規部門,街頭販賣已成為許多人在日益加劇的經濟不確定性中維持生計的唯一手段。
「我還好,很多同學找工作都很難,面試過很多地方,還是不成功。從2020年畢業,到2022的兩年中,我一共面試了18家公司,期間有暫時成功的,但乾了一段時間不合適,只能離職重新面試。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工資太低,另一方面是跟專業不對口,為了生存而工作,學了半天什麼都用不上,包括我現在幹的跟學的沒有一毛錢關係,」劉暢告訴美國之音。
劉暢表示,他於2022年透過面試成功加入河北省石家莊市社區醫院,擔任臨床復健科的行政工作。每週除了五個正常工作日外,還在星期六上午加半天班,每週休息一天半。依照醫院的規定,星期六上班沒有加班費,雖然不合理,但這是醫院的規章制度,誰也無可奈何。
「我屬於行政班,如果是值班的話,不按每週算,三天一個夜班,從下午5點上到第二天早上8點,白天休息,週一到週五輪流排班。”
「在同學中,好的工作每天上五天班,工作特別清閒。我們醫院很忙,都沒有清閒的時候,來看病的都是沒有工作交農村合作醫療的基層人員。他們都是農村人,沒有收入,非常計較看病花多少錢,有時候因為沒錢,有些人只能放棄看病,」劉暢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
劉暢自述出生於1997年,來自農村貧困家庭,家中有一個弟弟。自從有記憶以來,父母便在廣州打工,而弟弟則在河北理工大學攻讀環境專業研究生。由於家庭收入僅夠供養兩兄弟中的一個讀書,劉暢上大學後,父母便再也沒有資助過他一分錢,有時候甚至連生病看醫生的錢都沒有。
在社區醫院工作薪水太低,結果還是入不敷出。「出去擺攤肯定是因為沒有錢,家裡也沒有那麼多錢讓我躺平。很多同學都是乾這個,大學畢業之後買不起房,一邊租房一邊上班,錢都沒有夠花的時候,」劉暢說。
劉暢提到,他和兩個同學常常一起在晚上擺攤,有時候甚至在下午下班後迅速備貨,一個月下來能賺取五千元。在擺攤的隊伍中,還有許多中老年人。有一位經驗豐富的大爺告訴他,在這個年齡段找工作很難,去餐館當服務員或洗盤子,月收入也只有兩三千元,相比之下,擺攤的收入更可觀,而且只需要晚上工作,白天有更多的自由時間。
「腦袋死的人幹不了這一行,得靈活。你要會看人、看城管、找沒有城管的地兒,還要和其他攤主處理好關係,每個地方賣的東西不一樣,需要不斷找人流多的地方,還要提防有人檢舉,不檢舉城管就不會抓,」劉暢告訴美國之音。
中國大學生的就業困境
與劉暢相比,來自廣東省梅州市的王海生的經驗並不那麼幸運。他表示自己於2018年本科畢業於洛陽理工大學機械設計與製造及自動化專業,畢業後進入洛陽北方玻璃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從事銷售工作。然而,工作一年多後因身體因素住進了醫院,接著又遭遇疫情。由於不是本地人,沒有房子,也沒有積蓄,因此在洛陽無法生存的他只能回老家。
「因為我生病一直斷斷續續的請假,加上又是新人,社會閱歷和資源都不行,很多單子根本談不下來,掙不到錢,就辭職回老家了。經過熟人介紹我進入一家食品工廠的工程部,被分配到最清閒的職位,每天巡邏和看風機,一個月工資4000元,但這個工作只維持了不到一年,因為部門換了領導,我也被換掉了,」王海生說。
王海生指出,食品工廠和他同等學歷的畢業生在車間流水線上工作,薪水還不到4,000元。平均工作時長為每天10-12小時,不享有五險一金,而加班更是家常便飯。
「他們不屬於食品公司的人,屬於勞務派遣公司招聘來的普通工人,但也都是大學生。跟勞務派遣公司簽合同,工作地點在食品公司,屬於合同工,工資只有正式員工的70%。我們那兒一半以上都是這種員工,因為成本低,」王海生告訴美國之音。
王海生提到,離開食品公司後,他嘗試直播賣貨,賣過花草和樹苗。然而,由於苗木季節性較強,春季是最好的銷售時機,夏天太熱苗會熱死,冬天太冷苗會凍死,面對這樣的季節性挑戰,他只堅持了一個季度就乾不下去了。
「今年7月我開始擺地攤兒,因為我不像有的同學家裡有基礎,沒有經濟壓力,父母供著就可以潛心複習考一個公職人員,去銀行、國企或事業單位上班,隱形福利特別多。如果我一個月,最多兩個月不上班的話,馬上就沒錢。我父親在建築工地打工,兩個姐姐都結婚有孩子了,沒有任何人能幫助我,」王海生說。
王海生強調:在中國,身為大學生,除了面臨就業困難,更難的是說服自己對未來的心理預期。
「很多同學的工作只是為了賺錢,做那種不要腦子的工作,為了生活下去,賺一份吃飯的錢,工作沒有意義,過程非常痛苦,辛辛苦苦一個月3000多塊錢,心裡的落差感極強,我們從小上學就被教育做世界的主人,到頭來只是社會中的普通一員,連一份學以致用的工作都找不到,」王海生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
就業艱辛與社會現實
北京師範大學資訊管理與資訊系統專業的2012年畢業生李平表示,自2017年起,他就一直在北京西直門擺攤賣鞋和包包。由於找工作的難度較大,他曾參加了許多面試,有一段時間他成功找到了工作,但仍然在晚上下班後選擇擺攤,以維持生計。然而,隨後失業使得他只能依靠擺攤來維持生活了。
「找工作競爭一直都很激烈,找工作很難,學了半天根本用不上。學不能致用,是普遍現象。那些資源多的人,從生下來、到教育,吃的喝的,根本都不用操心。而家裡特別窮的,或者是普通的老百姓,找不到工作根本活不下去,吃飯、看病、結婚……到處都得錢,」李平說。
李平指出,如今大學生找工作都要靠關係,依靠家庭背景和個人社交圈,即便學業再出色,也是為權貴階級提供服務。
「不管你學習再好,靠個人能力都費勁,現在是關係社會,進入工作的時候,父母給找關係,進入工作之後,還要維持關係,保住工作,總之很難。在有錢人那裡,琴棋書畫以及體育等都是社交手段,但對於收入有限的普通老百姓家庭,沒有足夠的經濟支持,光學習好有什麼用?」李平告訴美國之音。
李平強調,在擺攤的學生群體中,主要問題是經濟困難。儘管政府一直聲稱在解決這個問題,但實際效果並不顯著。
「除了政府有問題外,企業也存在不小的問題。我有一位高中同學,在北京理工大學畢業後進入了航天科工四院,從事彈射動力裝置的工作。遇到電路板損壞的情況,沒有人能修理,他花了兩個星期的時間研究並成功修好,單位卻只給了他200塊錢。相較之下,外部專家同樣的問題,一個工時的維修費用就要2萬,而且還不能保證修好。於是,這位同學最終選擇自願辭職,轉而去賣房子……無奈之下,現在的職場環境就是如此,唯一的方法就是適應當前的現實,」李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