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四大才子”之一、作家倪匡先生7月3日逝世，終年87歲。倪匡生前創作了上千部文學作品，自稱“自有人類以來，漢字寫得最多的人”。網友在為他的去世表示哀悼的同時，也稱讚“天下竟有如此智慧”之人，認為他是“最了解共產黨本性的一個人”，他的去世是“香港精神文明的損失。”
三年前在《CUP媒體》節目中與倪匡對談時直呼“你不是人，你簡直是神”的香港時事評論員、香港暢銷專欄作家陶傑則在臉書發貼說，“送別全球華人世界七十年來大腦最清醒的人”。陶傑自初中時代就開始閱讀倪匡的作品，並與倪匡生前有16年交往。倪匡的最大成就是什麼？倪匡為何能夠獲得如此成功？倪匡去世引發關注和爭議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陶傑在接受美國之音時事大家談節目專訪時說，他是倪匡幾十年的忠實粉絲，後來又與倪匡交往了16年。他回憶起與倪匡結識的情景時說，2006年倪匡從美國回到香港，邵逸夫太太方逸華在新裝修別墅為他洗塵吃大閘蟹，特地邀請他去當陪客，他當時親眼看到了倪匡的風範，認識到那時候他就是香港社會非常受敬重的人物。
他說：“我比他（倪匡）小一輩，我一直不認識他，他1992年就離開香港去美國移民了。我是1993年從英國回來的，那個時候不久就進了金庸先生的《明報》，然後在《明報》寫專欄。他的兒子叫倪震，過幾年以後，在香港的電台一直做主持人，跟我是同事。晚上在走廊看見倪震，倪震就說陶傑，我爸爸很喜歡看你的專欄，向你問好。我這大吃一驚，我說這不敢當啊。我說您家老爺子，我是他幾十年的忠實粉絲啊。你給我問好，我這個東西不入他的法眼。倪震就說你別客氣，我爸爸打電話來老是誇獎你，說這個陶傑到底是誰？我說，那他什麼時候回來？他快了，他在美國也呆不住了。生活那邊很悶，尤其是我媽想回來，所以他明年準備就回來。那個時候大概是2004、2005年的事情。後來有一次他的兒子又給我叮囑，他的兒子在電台走廊碰到我（說），我爸爸叫你小心某某人。他這個人一本正經、道貌岸然，他背地裡是會暗算人的，尤其可能會暗算你。但這個人我就姑隱其名了。我一听就覺得很感動，因為他素未謀面， 他這麼關心我是不是。而且他對人性的觀察非常的深刻。所以到後來2006年的時候他回來香港以後，我就記得金庸先生洗塵，然後就把我請去。第2天和第3天，邵逸夫先生的太太方逸華也在邵氏新裝修好的別墅洗塵，就請倪匡去吃大閘蟹。特地給我打電話，叫我當個陪客。所以我就親眼看見倪匡的氣派。所以在那個時候我就知道他在香港社會是非常受敬重的一個人物。尤其是方逸華，她是邵逸夫後來的夫人。她監製過很多邵氏電影，倪匡編劇過的這些武俠片。”
倪匡的成就可以說是橫跨各領域，但他最大成就是什麼？陶傑認為，倪匡千部小說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可傳世，70年代的雜文就有我行我素、天馬行空的創見和前瞻性，他三、四十年前甚至更早預測的事情已被證實。 100年後還會有人研究他，他的雜文成就決不會在魯迅之下。
他說：“我認為是分開兩部分，第一是小說，講故事。在這方面，他雖然寫了1000部，並不是說每一部都出色，但是我想至少會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是會傳世的。另外就是他雜文的部分。他寫雜文，對中國的看法，對於民主、自由、極權的看法，而且對於家庭倫理男女愛情的看法，對兩姓關係的看法，這個是70年代更早的時候，都已經有一種天馬行空、我行我素的創建。比方講在70年代中期，香港人連同性戀都隱隱約約知道，但是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的時候，他就在金庸的報紙上（說）我贊成同性戀，應該合法化。兩個男人關起門來，他們喜歡幹什麼，只有不妨礙第三者，你不要管他，只要是成人。所以那個時候已經是很大膽了這種觀點。他很多對於社會、倫理、政治的看法都是具有很鮮明的前瞻性。後來這個世界、這個潮流、這個變化都證實了他三、四十年前，甚至更早的時候預測的一些事情。像魯迅一樣，魯迅他的小說是一塊，小說家的魯迅、雜文家的魯迅、思想家的魯迅，倪匡的思想是橫跨他的雜文跟小說之間的，跟魯迅也差不多。所以很多小說都有那種借古諷今或者是含沙射影這麼一個隱性的主題。因為他是帶著創傷從大陸逃到香港的，所以他在裡頭會不自然地寫到他以前一些不愉快的經歷，他見過的一些醜陋的人性。所以《衛斯理》科幻小說裡頭都隱含了這些主題。他是歌頌善良的，但是他跟魯迅一樣，對人性陰暗面了解得很透徹。所以在這一方面，我想倪匡，100年後還是會有人會研究他的作品。我認為他的成就絕不會在魯迅之下。”
倪匡早在1983年就預測香港“沒有救”。他的這種政治預測能力是如何得來的？陶傑說，小說《追龍》中出現了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的趙紫陽後來也被自己人打倒了的情節，倪匡認為，管這管那是共產黨的生物本能，它只會越管越細，越管越深。
陶傑說：“《追龍》這個小說你沒看到最後你不知道，有這麼一個政治的發展跟結局。開頭的時候，這個故事跟香港前途毫無關係。千里來龍忽然到最後，像魔術師變戲法一樣掏出了一個東西，裡頭還有趙紫陽在電視新聞對記者說，有什麼好擔心的，香港我們是要收回的，將來是要按照‘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結果後來連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的趙紫陽本人也被自己內部給打倒了，他的照片都已經不容許公開展示。所以倪匡斬釘截鐵地說這個一定不行的，因為共產黨太愛管這個管那個了。你要叫中共不管了，這是不可能的，這是他的一種生物本能。他要管，是越管越細、越管越深沉的。你不要說，你管到這兒，我順從了，你不要再往前再管了，不會的，他一直步步近逼的。他是從一種生物科學的層面上去閱讀共產黨，而不是說帶著什麼仇恨、情緒，不是這樣。不是仇恨，他超越了仇恨。有很多人說你倪匡自己被共產黨迫害，所以你這個看法不客觀，主觀。不是的。固然一個人他有自己的經歷，他有創傷，他固然有發言權，對不對？但是他已經超越了這個層面。你看他以前很多部科幻小說，他在裡頭就說人類這麼愚昧，人類這麼自私，將來早晚是會被宇宙若干光年以外的這些高等生物給你毀滅的，這個宿命你是逃不了的。 ”
倪匡也曾對中國的陰暗面提出批評，他曾說中國人心中總盼有個皇帝，而一旦沒有皇帝則惶惶不可終日。陶傑解釋說，這種觀點原則上並不新鮮，魯迅說過，林語堂、梁啟超在一百年前都表達過。倪匡常說不能把文革怪罪毛澤東一人，因為他在全國各地有成千上萬的幫兇。
“他老是說文化大革命不能怪罪毛澤東一個人。當然毛澤東是最壞的，但是在城市在這個鄉下，在基層單位，有成千上萬的幫兇。這些幫兇把一些中國人的陰暗面，兩千年的指鹿為馬，文字獄，告密，這種本能發揮的淋漓盡致。所以他認為像文革這樣的浩劫，全民是負有一定的責任的，”陶傑說。
陶傑表示，倪匡對中國和中共有著非常清醒和深刻的認識，比如周恩來在中共和中國歷史中的地位到底是善大於惡還是惡大於善。
他說：“他是一個很講普通邏輯的人，其實也不靠什麼銳利的眼光。他就問一句，說你們今天各個在哭周恩來，你有沒有想到過，其實周恩來也是共產黨員，是個很忠誠的共產黨員，是對毛澤東非常忠誠的人。他怎麼會是諸葛亮呢？是不是啊？諸葛亮服務的是劉備，而不是秦始皇。鞏固秦始皇統治的這個怎麼會是好人呢？所以你們不要把他混淆成什麼諸葛亮啊、伍子胥啊、屈原啊這些人。所以他在這一方面，我認為他這個眼光比一些當時學歷史的專家看的還要深沉。”
（美國之音記者尹暄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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