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香港特區政府於7月1日大肆慶祝主權移交中國26週年，努力向外宣揚一切早已恢復正常，海外遊客可安心到香港盡情玩樂之際，在海外經營網媒的流散新聞從業員如何譜寫香港真實一面，儼然是一個嚴峻挑戰的課題。一位來自於委內瑞拉，流散在美國的年輕新聞從業者對美國之音分享他的見解。他認為，在威權政府眼下運作的傳媒，不管是否身處海外，只有盡力而為，在僅有的空間內燃起點點亮光維護新聞自由，才會使希望延續，不會被悲觀所吞噬。
流散海外網媒如何謹守崗位 成為流散新聞從業員一個共同課題
儘管與來自中國大陸遊客的數目相比所佔比例甚少，但自本年初香港通關後抵達香港的國際旅客不斷上升，卻是不爭的事實。根據香港旅遊發展局官方網站的最新數據顯示，2023年4月份國際旅客到訪香港的數目已經上升至接近58萬4千人。對於香港特區政府而言，這是一項“反擊”它認為西方國家‘污衊’香港沈淪的有力數據。在一片歌舞昇平的慶祝節日氛圍下，包括仍在香港經營，以致於流散在海外的各式各樣的網媒以及自媒體，如何在各自的僅有空間繼續謹守崗位，在風險下工作，成為了今天在威權政府下各國流散新聞從業員的一個共同課題。
美國之音在較早前採訪了非謀利組織 “異見者項目” (Dissident Project)的創辦人- 年紀僅約23歲的流亡委內瑞拉年輕人權活動人士馬蒂諾(Daniel Di Martino)，以此對比香港與委內瑞拉在威權政府下的“說好故事”策略，探討人權活動工作者如何反擊他們認為的政府謊言。在這次反擊“說好故事”謊言系列報導第二集中，同樣是來自委內瑞拉的“異見者項目”另一位成員丹尼爾·張·孔特雷拉斯 (Daniel Chang Contreras)用一位海外新聞從業員參與者的身份，分享自身經驗，以此借尷世界各地在威權政府下生存的媒體如何自處。
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資料圖片)
在委內瑞拉出生長大，孔特雷拉斯目睹了自己的國家在查韋斯 (Hugo Chavez) 和馬杜羅 (Nicolas Maduro) 的社會主義政府領導下如何從繁榮走向徹底混亂、貧困和獨裁。 2017年，他如同其他700多萬名國民一樣，逃離了這個被社會主義摧毀的國家，前往美國繼續學業。
隨後在美國，孔特雷拉斯獲得了南佛羅里達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政治學與經濟學學位，現於首都華盛頓美利堅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攻讀政治傳播學碩士學位。除了就學外，他更學以致用，將知識實踐於網上傳媒。他目前擔任委內瑞拉數字媒體 《 Politiks 》的高級國際分析員，該媒體以反對馬杜羅政權的官方言論見稱。他更擔任《美國報》(El American)的撰稿人，他的政局評論分析並發表在《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Americano Media》、《Real Clear World》和《France 24》等傳媒上。
“異見者項目”成員丹尼爾·張·孔特雷拉斯 (Daniel Chang Contreras)。(圖片來源：“異見者項目”)
帶有華裔血統的孔特雷拉斯儘管與香港毫無關係，但他的祖父也是原籍廣東，在上世紀二戰時期遷移至委內瑞拉，希望尋求美好生活。孔特雷拉斯說，委內瑞拉曾經是南美洲數一數二的民主指數最高的國家。在上世紀七十與八十年代，當鄰近的阿根廷與智利深受獨裁強人統治期間，委內瑞拉國民享有較好的民主體制，是令人羨慕安居樂業的地方。伴隨著成熟的民主發展，委內瑞拉人民也安逸於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視之為理所當然。
前總統查韋斯於2007年關閉主要電視台 為新聞自由倒退分水嶺
不過，自前總統查韋斯於1999年上台後，蓬勃充滿生機的傳媒空間也不再是必然的。孔特雷拉斯回憶說，查韋斯於2007年因不滿反政府言論，突然下令關閉國內一家主要電視台，自此成為新聞自由的分水嶺。他說，這個封殺行動傳遞了殺雞儆猴的訊息，其他傳媒自此以後便漸漸不再批評政府，最終邁向沈默禁聲。
孔特雷拉斯說：“我想說，他們(傳媒)變得更加小心，這只是一個緩慢過程。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從某方面來說，這是一個不平衡的過程，正是這樣，發出反對政府聲音變得越來越困難，對嗎？當然它(新聞自由的程度)已經改變了。我的意思是，委內瑞拉對待傳媒的態度，是有別於你在中國、俄羅斯甚或是北韓所看到的絕對控制，只有一家或少數家。…… 委內瑞拉控制傳媒還要複雜一點。”
與香港自“港版國安法”實施後的傳媒發展軌跡相似，孔特雷拉斯說，在2023年馬杜羅統治之下，委內瑞拉的傳媒生存環境空間並不是一刀切的。香港在《蘋果日報》、《立場新聞》與《眾新聞》相繼結業後，目前仍有一些規模較小的網媒如《獨立媒體》及《Hong Kong Free Press》等在香港仍然運作。
選擇性審查(selective censorship) 以此證明新聞自由仍然存在類似的情況在委內瑞拉同樣可見。孔特雷拉斯稱之為政府的“選擇性審查”(selective censorship)，是故意讓國際社會看到一些非主流、規模較小、和略帶一點批判性的網媒在國內生存，以此作為新聞自由仍然存在的佐證。孔特雷拉斯任職的數字媒體 《 Politiks 》便是其中之一。
他說，所有的主流電子傳媒如電視台及電台等，當然早已經乖乖就範，不會胡亂批評政府；外國電視台頻道如西班牙語的CNN 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en Español)也被禁止播放。他解釋，正當個人因在網絡推特上發表反政府言論可隨時被拘捕時，當局卻選擇性地容許一些小型的網媒生存，甚至不太介意他們的言論帶有少許批評，正是因為政府看透了當中帶來的風險輕微，認為這是政權可以容忍與操弄得到的。
孔特雷拉斯說：“但問題是，(這些網媒的)影響範圍太小了，因為很多(委內瑞拉)人沒有可靠的上網渠道。例如，他們無法穩定地上網、使用電話或智能手機，對吧？那麼，他們(這些網媒)實際上如何與受眾接觸，他們只會與少數人交流。你要知道，這是沒有效果的。還有很多網站，政府完全可以在關鍵的時刻實施封鎖。因此，你必須下載VPN才能瀏覽到訪這些網站，但問題是很多人沒有 VPN，也不知道VPN為何物。”
他繼續分析，在這一困境情況下，細小規模經營的網媒能達到受眾的層面有限，其資訊的傳播範圍也不及早已不再批評政府的主流傳媒。堅持新聞自由的獨立傳媒縱使報導反對派觀點批評政府，這也是符合政府的利益，因為低調的異議不會威脅到政權，若有踰越紅線言論，馬杜羅政府隨時封殺。
2019 年 6 月 13 日，一名記者在委內瑞拉馬拉開波《全景報》的新聞編輯室工作。由於紙張短缺和人手稀缺，委內瑞拉媒體被迫轉向互聯網生存。 （尤里·科爾特斯/法新社拍攝）
傳媒受審查資訊渠道倒塞 民眾社會輿論走向兩極化
這位年輕時政分析人士進一步指出，民主倒退導致新聞自由遭受侵蝕下，觀點不能再百花齊放，民眾接收不同資訊的渠道也遭倒塞，從而直接導致社會輿論的兩極化。孔特雷拉斯說，尤其是在2016年前，這種支持與反對政府的民間兩極化，在少了傳媒生存並提供多元觀點的情況下，催生這兩極更加走向兩種對立方向的極端。他指出，支持政府一方的民眾只會閱讀或觀看支持政府的傳媒報導，永遠不會收看反政府傳媒的觀點與報導；同樣，反政府一方的民眾也認為，不應該浪費時間閱讀他們認為是洗腦的宣傳刊物。正是這個情況，在缺少中間多元觀點的資訊下，這種輿論兩極化惡性循環不斷，促使民間撕裂，支持與反對政府只有一途，沒有任何尋找妥協空間的餘地，也別無選擇。
孔特雷拉斯說：“ 但在當時(2016年前)，(這種兩極對立)分佈更平均，分配得更均勻。這可能對人際關係與社區產生了影響。你要知道，在政治世界中，當所有關鍵機構都由政府控制 - 我的意思是所有憲法、法院與國會皆被控制政府，我們(民眾選出反對派)有唯一一次控制國會，但政府也將國會的權力奪走時 …… 如果你沒有權力與影響力的話，根本雙方沒有妥協餘地，政府為甚麼要向一個沒有權力的人傾談許下承諾呢？”
輿論兩極化下產生仇外情緒 美國成為代罪羔羊
同樣地，輿論兩極化所產生的社會對立與撕裂對很多香港人來說並不陌生。從2014年的佔中運動，以至2019年的反修例社會運動，發展到今天“港版國安法”實施屆滿三週年之際，支持與反政府兩派使用挖苦及尖酸刻薄言詞在網上互相攻擊對方，這種情況並不罕見。
因新聞自由的陷落，發展至社會不理性的對立，更會使部份民眾容易輕易相信所謂“外國勢力”的指責。孔特雷拉斯解釋，這是很自然的發展過程；在這個時候，”美國”便順理成章成為了被埋怨的對象，立即變成“代罪羔羊”。他指出，馬杜羅政府尤其喜愛用這種伎倆，將自身施政腐敗的責任，轉嫁至美國的所謂“外國勢力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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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特雷拉斯批評馬杜羅政府經常指責美國介入委國政治
孔特雷拉斯說："他們總是經常是使用這種言辭，並將此當成法律工具，懲罰他們想要懲罰的人，指責他們支持外國政府。他們(委內瑞拉政府)使用這些伎倆來攻擊反對派政治人士、非政府組織。他們經常將這些言辭當成法律工具，去打擊異己。對於他們來說，這就像麵包和牛油一樣，隨時進食，拿來使用。”
2017 年 4 月 10 日，委內瑞拉加拉加斯，示威者與國民警衛隊衝突時，幫助一名腿部受傷的記者。（美聯社)
對付採訪示威記者 絕不手軟
這種新聞自由陷落的趨勢發展到仇恨美國的軌跡，不約而同地也見諸香港社會上。“黃絲” (民主派陣營支持者) 與“藍絲” (政府支持者)的對決，家庭成員之間的撕裂，更甚者有謾罵反修例支持者為“美國走狗”的例子早已是公認的現象。在孔特雷拉斯的分析中，接下來要對付的對象，便是在示威抗議中行使採訪報導天職的記者。在相同的發展軌跡中，2019年反修例運動期間，採訪遊行的香港記者被防暴警察大聲指罵為“黑記”，也可以看到警察對待傳媒態度的其中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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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特雷拉斯指責委國警察鎮壓示威時不會區分現場採訪記者
孔特雷拉斯說：“是的! 所以政府一直都是這樣做，有記錄表明政府威脅在示威現場採訪的記者，這是很清楚的。他們(警察)顯然想阻止他們(記者)記錄正在發生的事情，我在2014年抗議時親眼看到的。當然我不知道警察是否每次都專門針對記者，但他們並不在乎，這是我想說最重要一點，他們真的並不在乎。他們可能想拿走你(記者)的手機或相機，我相信很多記者都成為了專門被針對的目標，我不知道這是否是一個完整(打壓傳媒)的模式。也許有些指揮官對待記者的政策有所不同，但一般來說他們並不在意，他們並不關心會在那裡見到你。無論如何，當警察鎮壓時，即使記者出示了證件，以識別身份，他們都會同樣鎮壓，沒有分別。”
承認反擊謊言困難 但要堅持信念
面對“說好委內瑞拉故事”的展開，以及近月越來越多的俄羅斯遊客開始再次踏足委內瑞拉國境，孔特雷拉斯承認要反擊當局對外的“謊言”是困難的。他說，委內瑞拉政府要對外說的，就是“縱使該國目前經濟衰退與貧困，都是由美國的經濟制裁一手造成的”。在這個背景下，在國內與國外的傳媒能夠做的，就只會是繼續大聲疾呼，將真相繼續報導，分析與評論，哪怕是效果甚微，也是必須正面地去面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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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特雷拉斯對網媒反擊官方謊言的作用仍保持樂觀
孔特雷拉斯說：“他們(政府)非常強大。他們非常無情。他們在行使權力方面非常聰明、精明。這可能令人望而生畏，而且確實令人望而生畏。但問題是我們(傳媒)應該這樣做(報導)。你知道，我們永遠不應該停下來。往後我們總是需要報導，要說實話的工作。儘管政府可能會說原本國家是很好的，情況惡化只因美國；但現實並非這樣，我們有一些出色的記者，我正在為這個網站工作，解釋政府如何腐敗，如何影響人民，我們在國內有這麼多優秀的記者，他們正在做這項工作。對此，至今我仍然是保持樂觀的”
正值香港特區政府慶祝主權移交中國26週年之際，網上不難發現一些對政局持悲觀的看法。孔特雷拉斯坦承說，委內瑞拉也有很多人同樣悲觀，這不容否認；但問題在於歷史從來都不是因悲觀而構建，美國建國，或者英國在二戰中打敗納粹德國，甚至是委內瑞拉從西班牙中獨立，這些都不是從悲觀邁向成功的。孔特雷拉斯說，就是堅持民主自由信念，哪怕是點滴，成功的一天始終會到來。
在新聞自由陷落的道路上與委內瑞拉走過步伐相似的香港，一些在海外堅持營運著網媒的流散香港新聞從業者，如何看待這種態度，值得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