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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中國競爭 美國開始擁抱產業政策？
長期以來奉行自由市場原則的美國很少有“產業政策”之說，但現在，這是許多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達成較大共識的少數幾件事之一。他們認為，政府應當為半導體等關鍵行業的發展提供支持，以便更好地與中國競爭。
美國國會眾議院星期二（1月25日）推出旨在加強美國競爭力、與中國抗衡的《2022年美國競爭法》，法案將為美國半導體行業提供520億美元的撥款和激勵措施，授權450億美元用於改善供應鏈、支持關鍵產品和工業設備的製造。
參議院去年6月通過一項類似的法案《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法案得到包括拜登總統在內的兩黨支持。參議院的版本還授權1900億美元用於加強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等科技領域的研發。
中國因素
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研究美國經濟競爭力和貿易政策的高級研究員愛德華·阿爾登（Edward Alden）說，中國是促使美國對採取產業政策這樣的措施越來越有興趣的主要因素。
產業政策通常指政府有針對性地支持特定產業，其表現形式包括貿易保護、稅收優惠、直接補貼或政府優惠貸款和政府採購等。
中國、日本以及歐洲等國都不同程度地實施產業政策。阿爾登表示，在發達經濟體中，美國向來是最不願使用產業政策的，通常只有在應對外部威脅時，才會考慮。
他對美國之音說：“美國上一次採取顯著的產業政策是在1980年代應對日本經濟競爭的時候。現在，中國對美國既有經濟上的競爭，也有日益增長的安全較量，這些讓美國更加意識到自身製造業的差距和弱點。當然促使這種認識的另一個因素是疫情，這讓美國認識到，在某些情況下，其他國家會為了本國利益阻止關鍵物資的出口。”
他指出，其中共和黨人的轉變是關鍵。他說，自裡根總統時期以來，共和黨人一向主張“小政府”，認為應當由市場而非政府來決定經濟活動中的贏家和輸家，但是現在，共和黨關注如何增加製造業就業，擔心美國的國家安全，這兩方面都指向“更積極的政府乾預。”
來自佛羅里達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魯比奧（Marco Rubio）是這種轉變的代表人物。他2019年曾在一個演講中說，市場總是會達到最有效的經濟結果，但是將生產外包給中國或投資中國等這些市場行為，並不一定符合美國的公共利益和國家利益。他主張美國應有一個支持美國的21世紀產業政策，鼓勵對國家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產業進行投資，以應對中國威脅，把“有尊嚴的工作”帶回美國。
產業政策爭論
但是產業政策仍然存在爭議。反對者認為，產業政策失敗的例子遠多於成功的例子，而且由政府決定什麼產業應該發展並由此來進行資源和投資的分配，會導致經濟決策受到政治和遊說團體影響，讓那些具有政治資本的企業受益。
加圖研究所（Cato Institute）經濟學家斯科特·林希科姆（Scott Lincicome）在一篇文章中說，產業政策在美國有著一段“又長又不光彩的”（a long and ignominious history）歷史，雖然並不是所有的產業政策都以失敗告終，但是他們的特點通常是高成本（包括可見的和隱性的），失敗的目標以及政治操弄。他舉例說，美國1990年代的超級計算機政策基本上只是在扶持一家政治上有影響力的企業而忽視了其他市場競爭者或其他可能更好的產品；奧巴馬政府時期獲得聯邦政府數億美元貸款的太陽能電池企業Solyndra最終以破產告終。
主張自由主義經濟的林希科姆認為，美國確實面臨來自中國的經濟和地緣挑戰，但是解決方法不是像中國那樣進行自上而下的產業政策，而是依靠那些曾經讓美國成為全球領導者的因素，包括更開放的貿易，增加高技術人才移民，減稅和減少監管。
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經濟學家托馬斯·杜斯特伯格（Thomas J. Duesterberg）認為，與國家安全相關或者涉及軍民兩用技術的領域，有所謂的產業政策是合理的。他對美國之音說：“我會稱之為國家安全政策。我們需要加強國防工業基礎，需要有能力保護我們的主權和經濟活力。”
但是他認為，產業政策的討論很多時候超出了這些範疇。“不僅有電動車，還包括太陽能板以及各種東西。”他說，“我認為，給如此廣泛的產品補貼是錯誤的。”
在國會，一些共和黨人也有類似的看法。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資深共和黨成員邁克爾·麥考爾（Michael McCaul）表示，如果眾議院星期二推出的法案中包含為綠色能源優先撥款的條款，法案在美國參議院很可能就是石沉大海。含有類似內容的法案此前曾在民主黨佔微弱優勢的眾議院獲得通過，但是完全以黨派劃線。
外交關係協會的阿爾登認為，在產業政策問題上，目前的大部分分歧集中在涉及氣候變化的綠色產業政策，但是在應對中國競爭的政策方面，兩黨具有很多共識。他說，現在廣泛的共識認為，某些產業，尤其是半導體，還有稀土金屬以及一些醫療設備和藥品，美國需要確保供應鏈安全。
不過他也指出，產業政策確實存在風險，政府選擇扶持的對像很可能會沒有帶來預期的結果。他說：“這是產業政策的一大弊端，尤其在我們的政治體系中。美國的政治制度很難讓那些決定由專家做出，不受到各種政治勢力和華盛頓遊說者的政治影響。”
政策選擇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加里·哈夫鮑爾（Gary Hufbauer）與同事去年發布一項研究，對美國過去50年來18個受關注的產業政策案例，從是否促進行業競爭、是否增加就業和是否推動技術進步三個方向進行了考察。
他們的分析認為，成功的產業政策往往注重的是為整個行業的研發提供激勵措施，而且政府不規定研究重點和可能研發的產品，並且鼓勵競爭，給予單一企業政策扶持的做法鮮有獲得成效。他們說，那些案例表明，通過貿易保護措施來提振疲弱行業的產業政策通常是失敗的，不僅給下游產業帶來高昂成本，對技術進步的貢獻也很小。
哈夫鮑爾對美國之音表示，如果華盛頓認為政府有必要支持半導體以其他高新技術產業以便與中國更好地競爭，那麼聯邦政府應當為私營部門的研發支出提供大幅度的稅收優惠，為高校和科研機構的研究提供大量支持，增加外國科學家和工程師移民美國的配額，以及企業所得稅不應超過20%。
杜斯特伯格認為，美國不應只是推動本國生產，還應與志同道合的盟友合作。他說，稀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美國現在正在與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國合作來解決過度依賴中國的問題。
“我們不一定要自己採礦生產或是在自己的工廠加工。將與盟友合作結合在一起，我想這對一些非常重要的產業來說可能是需要的，”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