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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之殤30祭，黃河在這裡拐了彎
鄧小平1989年4月在北京種下的樹如果沒死，年輪該增加了三十圈。當年6月天安門廣場上那場慘劇的定性，由“動亂”到“暴亂”最後停留在“政治風波”上。死了多少人，受難者家屬、執政者、外國媒體和政府給出了大相徑庭的數字。南韓光州事件、台灣二二八事件，歷史已還其本來面目，罹難者多已合眼。天安門事件離此還有多遠？如果沒有當年的鎮壓，三十年後的中國是否會是另外一番氣象，一批過來人講述了他們的觀點。
1989年6月3日到5日，中國北京發生了坦克衝鋒槍支持下的正規軍射殺抗議者事件，導致嚴重傷亡。事後中國政府承認有人死亡，其中包括不少軍人，但從未公佈過傷亡數字。海外報導數字要比中方公佈的多出好幾倍，史稱“六四事件”。30年過去，這個傷亡數字還是一個謎。
王丹：六四鎮壓導致今天腐敗不堪
六四那場慘劇，是許多人的夢魘，也是流亡者揚帆起航的起點。六四槍響，許多積極參與者流亡或被流亡海外。去國幾十年，今日向何方？北大學生王丹名列鎮壓後通緝名單榜首，他在中國坐牢多年，流亡美國讀書多年，台灣教書多年，如今回到美國辦智庫。六四三十年之際，他對美國之音發表感言認為，中國的發展和腐敗，幾乎是相輔相成的。他說：當年學生主要訴求就是反腐敗，而當局出動軍隊鎮壓學生，就是強硬拒絕反腐。所以六四鎮壓的目的之一，就是將腐敗合法化。
王丹說：“在八十年代中期其實就已經出現了越來越嚴重的腐敗現象，當時被稱為'官倒'，這種腐敗現象的既得利益者是開始形成的權貴集團。” 這位廣場學生領袖說：“當他們嚐到腐敗帶給他們的巨大利益的好處的時候，學生卻要用民主來剝奪他們已經得到和即將得到的利益，這就是包括太子黨在內的黨內主流支持鎮壓的根本原因。”
從各方面來講，當今因腐敗被整垮台的中共高幹，當時都屬於力主鎮壓的鄧派。
王丹在說：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六四開槍，是腐敗的勝利。六四之後，儘管中共表面上試圖抑制腐敗發展，但是，且不說那隻是不同政治集團之間分贓不均的表現，更重要的是，沒有民主機制，沒有來自民間的監督，任何腐敗都是無法遏止的。” 王丹認為：這就是腐敗一路發展，最後變成製度性腐敗的原因。
斗轉星移，“六四”後二十三年，被認為曾同毛澤東離心離德而遭到整肅的高幹習仲勳，其兒子習近平上位了。乘著經濟發展的“高鐵”，他在2012年秋中共18大主政後開始大力反腐，重歸毛路線。在其“同志”王岐山的主導下，中共打了眾多省部級以上的“大老虎”，國家級領導就包括了一大批，從最高層高干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胡錦濤大秘令計劃、紅二代代表政治局委員薄熙來再到政治局的徐才厚、郭伯雄兩位上將，特別是軍委，將十六大、十七大進入軍委高層的上將們幾乎一網打盡。這是北京宣稱的在經濟發展和法治發展的兩條戰線的“輝煌戰績”。王岐山在一次講話中非常謹慎地評估了雙方對陣態勢，他說：兩軍對壘，成膠著狀態。
從廣場暴風驟雨下走出來的王丹說：可以說，沒有六四鎮壓，如果八九民運成功，“今天的腐敗絕對不會如此嚴重。”
八九民運，能否見好就收
王丹提到了一個假設：如果八九民運成功。六四鎮壓時已身在美國的學者胡平一直有個八九民運應“見好就收”的觀點，遭到一些六四過來人或觀察者的抨擊。胡平的理論也是著眼於這一點：如果見好就收，八九民運就可能成功。六四三十週年，胡平對美國之音說：“關於六四，其實很簡單。1，六四這個結果是不是我們願意的？是不是最壞的結果？2，是不是可以避免的？在八九期間，有好幾次有兩派主張，主張撤的和主張不撤的，如果當時依了撤的主張，後果又將如何？例如，閻明復到廣場勸撤，12個知識分子到廣場勸撤，聯席會議決定5/28撤，等等，答案是顯然的。”
1993年春，也就是六四鎮壓後的第4個年頭，幾乎所有學生領袖和海外民運積極活動人士聚集華盛頓召開“聯合大會”，期間，記者曾向一位廣場著名學生領袖提問：學生是不是也可以撤退呢？這位學生領袖正色回答說：學生怎麼可以撤退？！
胡平：見好就收，的確可行
被稱為民運理論第一支筆的自由派學者胡平說，趙紫陽5月17日代表5常委的書面講話，如果當時學生撤了，情況完全兩樣了。
胡平講了中共理論者李洪林（1925-2016）的故事。在78年那場真理大討論中沖在前面的知名理論幹部李洪林，那年5月一直同嚴家祺、於浩成、戴晴等學者到天安門廣場勸說學生撤退。他後來回憶說：八九民運中特別是最後關頭，本來是可以見好就收的，但是，“學生中的激進派一個人改變了歷史”。
1989年5月初，大批學生和市民佔據了天安門廣場，從12日開始在那裡靜坐示威絕食，好多絕食者缺水和營養，以至於有段時期，救護車警笛聲不斷。由於高層決策層未統一思想尚允許媒體報導，這種狀況牽動了國人之心，引發了世界關注。
李洪林曾任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六四後被調出北京貶到福建任社科院長。他對八九民運有深刻的檢討。他後來說道：1989年的學潮，過激主義對事情的破壞作用，“我比別人更有切身的體會。 ”李洪林說，學生絕食，政治局委員李鐵映和書記處書記閻明復奉命去調解，5月13日他們請光明日報記者戴晴率領正在報社座談時局的十二位學者作家勸說學生撤出廣場, 回到學校，然後和政府對話。
李洪林說：“我們說服了廣場上的學生代表，但是還得去廣場直接勸說全體學生，因為這些要求民主的學生，並不服從自己選出來的代表的領導。這使我們很奇怪，要求民主的人，為什麼自己不遵守民主規則呢？”李洪林說，但在這個時候提出這種問題，已經毫無作用，我們這些書生，也只好直接到廣場去，和絕食的學生面對面進行談判。
當時，學者和學生的對話方法是用擴音器和大家講，然後聽學生們的反應。李洪林回憶說：從下午一直談到晚上，快半夜時談好了，學生只有一條要求，趙紫陽或者是李鵬跟他們見一面說幾句話，他們就撤出廣場回學校。
在六四後被關押一年的李洪林說：“然而就在這時，一個學生領袖突然衝過來，從戴晴手裡搶去擴音器，大聲對全體學生喊話，他像瘋了一樣怒吼：同學們，請你們跟我宣讀'絕食誓詞'！誓詞最後有八個字，“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他的煽動力非常強，整個天安門廣場人山人海，都跟著他把這八個字連喊三遍，場面立刻完全失控，人潮湧過來把我們沖得誰也找不到誰了。
李洪林：一個人改寫了歷史
在六四後遭到整肅的中共理論工作者李洪林說：“這次對絕食學生的勸說，就這樣被一個激進分子攪得功敗垂成。我是十二學者之一，當時正站在戴晴旁邊，親眼目睹那個學生領袖的突然襲擊，我們就這樣親自吞食了失敗的苦果。那個場景，真是刻骨銘心！就那麼一霎那，一個人把歷史改寫了。 ”
胡平提到的當時中共總書記趙紫陽1989年5月17日曾發表了一個書面講話，談當時的北京局勢。作為前任總書記胡耀邦信任的理論工作者的李洪林說，5月17日有一個全市各界大遊行，趙紫陽發表書面談話，代表書記處承認學生是愛國的，實際上否定了《人民日報》4.26社論對學生運動是“動亂”的定性，而且答應和大家對話。
因六四鎮壓坐牢出來後的李洪林，曾來美國探親。他在多次場合下都提到了他這段經歷。2013年李洪林接受沈洪的採訪，這個長篇問答成篇標題為《百年道路話滄桑》，原文載於《當代中國研究》。他在這次採訪中說：“我覺得這正是撤離廣場的最好機會，當天晚上約了於浩成（1925-2015憲政學者六四後流亡美國多年後返北京）和嚴家祺再一次對絕食學生進行勸說，我們三個人到廣場上去找學生絕食指揮部。嚴家祺跟學生有交往，比較有威信，我和於浩成平素和學生沒有什麼接觸，不過是寫的文章有點影響。實際上學生們在廣場上也很困難，有些人長時間不喝水暈過去了，有些人躺在地上起不來了，真是毫無必要地硬撐著。”
“我說你們沒有到非死不可的程度，為什麼非絕食不可呢？政府已經答應對話，有意見提意見，能對話就對話。況且趙紫陽也表態了，這個時候體面地撤回學校多好呀！ ”李洪林後來回憶說。
李洪林曾積極參加了解放思想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並勇敢開始批毛，曾被譽為新啟蒙運動旗手。他說：學生指揮部的人也同意了，但當時指揮部有人不在，他們答應，等指揮部的人都回來就可以作決定，並表示一夜之間就可以把學生都撤走，於是我們就回家了。第二天我到廣場一看，學生還在那兒，我知道一定是指揮部裡有人要堅持絕食鬥下去，因為在這種場合，不在乎多數少數，總是最激進的“豪情”壓倒冷靜的理性，於是本來可以和平解決的事端，就這樣又一次被激進主義斷送了。
被作家戴晴稱為是做筆桿子卻不做喉舌的李洪林說：古人云：“凡舉事，勿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仇者所快”，這些人做的正是“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六四慘案發生15年後，流亡海外的八九學運領袖吾爾開希到香港外國記者協會演講，記者曾問他：六四過去十幾年了，學生有無反思一下自己在那個時候有什麼做的不對或不好，他回答說：都是（時任總理）李鵬等六四劊子手們的錯，學生什麼錯都沒有。
吾爾開希說，批評意見接受起來不容易，但如果能虛心接受，就能化為動力，讓人不斷進步。吾爾開希認為，那些對學生領袖或民運提出的批評是有道理的，學生和民運人士也在不斷反省。無論如何，對別人的批評，他是心存感激的。
記者問參加了八九民運的清華學生、現在美國做經濟學者的李恆青，作為六四一方（不論正方反方），學生們這方到底有無錯，錯在何方？或許是和胡平所說的那樣，沒有見好就收？歷史無法假設，假如再來一次，學生一方能否做得更好？李恆青回答說：當時學生做到了最好。
李恆青：“見好就收”行不通
親身參加了八九民運全過程的清華學生李恆青，不贊同胡平這種“見好就收”觀點。他對美國之音說：“作為一名當年的廣場學生，我也曾認真地還原過自己參與過的每一個事件、每一個環節，檢討過自己的對錯。應當說，當年的學生們已經盡了全力，我們做的真得夠好的了。”
目前在美國從事經濟研究的李恆青說：如果非要在操作層面上尋找不足，批評學生無法做到“進退有序、收放自如”，其實是不夠公允的。一個民眾自發的群眾運動，要求做的像有政黨在背後運作的樣子，本身就是不現實的。大家都經歷過文革，沒必要再解釋了。他說：至於胡平先生總在講的“見好就收”，沒什麼可討論的。我們根本就沒有看到那個“好”，同時也沒有可能“收”。當時，真正有機會改寫歷史的不是學生，也不是知識分子，而是最高執政者，是鄧小平。他沒有這個遠見卓識，歷史就此定格在了1989年6月4日。
鄧小平：六四和美國之音
中國最高領導鐵血人物鄧小平在痛下殺手“平定”了天安門之“亂”後，於1997年2月香港回到中國管轄前去世，終年93歲。他在六四後的7月就會見了美國總統老布什派到中國的特使，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一度把怒氣發向了美國之音。中國老資格外交官吳建民寫道：“當會談結束時，斯考克羅夫特'客氣地說：鄧主席身體很好。'鄧小平反應敏捷，馬上回答道'老了，85歲了。美國之音放出謠言，說我病重、死了，可見謠言不可信。'”（吳建民：外交案例2007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95頁）
中國出動坦克和正規軍血腥鎮壓學生和市民，引起全球震驚，西方國家嚴辭抨擊了亂開殺戒的鄧小平垂簾聽政的北京執政當局，美國領頭的西方世界瀰漫圍堵制裁中國的聲音。吳透露：老布什總統1989年7月1日派斯考克羅夫特、副國務卿伊格爾伯格和一位秘書，三人在絕密情況下訪問了中國，見到了鄧小平。鄧小平對來訪的美國客人說：制裁措施我們不在意，嚇不倒我們。“不要說7國製裁我們，70國也沒有用！”
不過，鄧小平的女兒鄧林後來在香港說，中共高層（集體領導），而不是鄧小平一個人，需要為這次事件負責。
鄧小平的小女兒鄧榕（毛毛）在1995年1月曾對紐約時報記者說，六四的確死了很多人，包括軍人，有些人死得很慘。經常攙扶著鄧小平外出的鄧榕說，之所以有如此結局，是因為在處理群眾遊行的事情上缺少經驗。（李鵬也有過類似的講話）。鄧榕說：不這麼處理後果會更嚴重。鄧榕後來還對法國記者說，鎮壓是“不得已而為之”，解決了1989年暴亂之後，中國社會穩定了，經濟發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這些證明，“採取了這些堅決措施後，社會效果是好的。”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鄧榕到美國訪問曾說：六四是一場悲劇。
六四後的三十年，有一段話，流傳甚廣：能同鄧小平一起討論最機密核心問題的某老這樣看待八九學潮：不惜殺二十萬人，保幾十年穩定。這就是今天北京不惜重金維穩的根本原因和理論基礎。經歷了1989年腥風血雨的美國經濟學者李恆青認為：當局動了殺機，學生收不收已無意義。
黃河在這裡拐了個彎
中國作家蘇曉康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撰寫了電視政論片《河殤》而名氣很大。這部政論片也成了六四後當局清算的目標，被認為是“學生造反”的精神來源、支柱和思想基礎。
六四後，蘇曉康和一批被稱為“八九學運幕後黑手”的知識分子遭到通緝而流亡美國。六四三十週年之際，蘇曉康和記者有這樣一番對話：
問：有沒有充足的證據或充分論證，證明如果是八九不以流血收場，而是中國高層和學生達成共識，繼續改革開放，實行民主法治和法制，今天的中國的道德不會如此滑坡，環境也不會如此惡劣？
答：沒有。鄧小平在4.27大遊行之後，消失18天，去調兵了。他已經起了殺心，從這天起，中共這個體制，就沒有機制可以扭轉它了。
問：黃河，在這裡拐了個彎。
答：這就是中國，兩千年了！
問：習近平和中國領導人，今天想什麼呢：幸虧把學生娃們給打趴下了，不然中國今天不定亂成啥樣呢！這就是當政者的心態？
答：沒有什麼心態。他們處理社會危機方式，就是殺人。
問：你的意思是：再遇到棘手事情，尤其是社會大動盪，他們還會出手的？
答：當然，在他們能找到其他方式之前，他們只有殺人一個手段，而習這種獨裁者，怎麼有本事找到其他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