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r browser doesn’t support HTML5
從通緝到流亡，八九親歷者：沒有正義，這個國家沒有前途
1989年6月3日晚，夜色籠罩下的天安門廣場上人頭攢動。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祺是他們中的一員。
“後來我知道，那個時候已經開槍了，但是天安門廣場有幾十萬人，根本聽不到的，”時隔30年後，流亡美國的嚴家祺對美國之音說。
軍隊和裝甲車正不顧民眾阻攔，從北京城四面八方向天安門挺進。對於步步迫近的血腥和恐怖，嚴家祺和廣場上的人們還一無所知。
接近午夜，嚴家祺離開廣場回到家中，他依然沒有察覺到危險。
“睡到晚上一兩點鐘的時候，突然聽到槍聲大作，像放鞭炮一樣，但是聲音大得多，尖銳得多。我們跑到陽台上去看。我們的陽台就在東總布胡同，可以看到東長安街，看到很多閃光，密集的閃光。我當時就知道，開槍了，感到中國發生變化了，” 嚴家祺說。
那天晚上，北京五棵松附近人山人海，藉著昏黃的路燈，王軍濤看到一輛拋錨的敞篷軍車。軍人不斷地從軍車上掃射。
“老百姓弄了幾車磚頭，匍匐前進，'一二三'一塊站起來，'嘩'，那磚頭真的像雨似的砸上去，” 他回憶著當時的場景，“那個磚一上去，戰士劈裡啪啦就往外打槍。”
整整30年過去了，後來被當局視作天安門運動“幕後黑手”之一的王軍濤依然記得躺在路中間的那具屍體。
“我第一次知道什麼叫死不瞑目。他的臉看著天，頭流著血，”王軍濤告訴美國之音，“我覺得頭皮發麻。我知道一個沉重的日子進入中國歷史。中國的政治可能要有一個大倒退。”
6月3日晚上聽到開槍的消息，王丹的第一反應是不敢相信。
“不斷有同學在長安街找公用電話打過來，說政府已經開槍了。一開始，我還不相信，到後來越來越多了，當然我知道這就是真的了。當天晚上即使這樣，我還是不敢相信，”他說。
開槍幾天后，這位前天安門抗議運動的學生領袖依然無法從巨大的震驚中恢復過來。
“大概有兩到三天的時間，沒有什麼想法。因為你知道，震驚如果太大的話，腦子會變麻木的。所以那兩天我基本上什麼都沒有想，完全處於一種麻木的狀態，太過於震驚了，”王丹對美國之音說。
對於1989年那場歷時50多天的抗爭最終以那般慘烈的方式收場，蘇曉康並不意外。他是上世紀80年代風靡中國的電視政論片《河殤》的總撰稿。
“我一點也不吃驚，我早知道共產黨會開槍。鄧小平從4·27 大遊行以後就消失了。那時候社會上盛傳他躲起來了。鄧家都躲起來了。他哪裡是躲起來，他調軍隊去了！”他對美國之音說，“我們那時候就知道，如果學生和趙紫陽、知識分子不能有一個很好的合作，想辦法制止鄧小平，一定會開槍。”
“六四”槍響後，21名學生領袖和7名知識分子的通緝令不斷出現在中國的國家電視和報章上。嚴家祺、王軍濤、王丹、蘇曉康無一倖免地上了當局的“黑名單”。他們抑或走上險象環生的流亡路，抑或在監禁中消磨掉青春，最終都成為飄零海外的流亡者。
30年後回望天安門，流亡美國的蘇曉康說：“89這場屠殺的發生，最根本的原因是黨內的。”
他說，胡耀邦去世後，當時黨內的保守勢力已經在找機會搞趙紫陽。即使沒有學潮，也可能是別的什麼風吹草動。總之，趙紫陽一定會下台。而保守派打擊胡耀邦、趙紫陽的目的，他認為，就是想安排共產黨自己的子弟。用陳雲的話說，“看來還是我們自己的子弟接班放心”。
蘇曉康說，1989年那場政治運動的惡果之一就是太子黨執政。
“正是因為太子黨上台，才形成中國今天的權貴經濟。中國的所有資產在200個家族手裡；也正是因為這樣的所有製，中國才變成今天這樣的環境污染，不顧一切地發展經濟，不要我們的大好河山，”他說。
三十年來，中國當局對“六四”諱莫如深，對當年的血腥鎮壓緘默不語。
嚴家祺說，在海外，人們都知道“六四”是一場大屠殺，但是在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仍然稱其為一場“反革命暴亂”。
“三十年了，中國一定會發生改變，物極必反，” 嚴家祺對美國之音說，“必須在中國大地上宣告'六四'不是暴亂，是一場大屠殺，是共產黨對人民的犯罪。”
“只要不恢復'六四'真相，中國前面的路就走不過去，”他說，“沒有正義，這個國家就永遠沒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