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世界其他地方逐漸傾向與新冠病毒共存時，中國依然堅持疫情“動態清零”政策。一些專家認為，核酸檢測常態化嚴重影響人民的生活效率，地方產生嚴重的財政負擔，但是中共依然能從中獲利。
Your browser doesn’t support HTML5
人民生活和地方財政負擔加重中共仍抓住清零政策不放
專家：封控不會動搖整體經濟
中國今年年初開始出現奧密克戎Omicron疫情之後，持續採取嚴格清零政策，多地陷入封城。中國前財政部長、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任樓繼偉在6月16日出席“2022鳳凰網財經雲峰會”上說:“不當封堵造成的交通阻斷、產業鏈不能接續、人員不能復工等影響是全局性的，很難追責，這對經濟產生重大不利影響，所有參與者都受到損害。”
中國問題專家、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副教授吳建忠認為，其實中共的統治是仰賴恐嚇與供給兩種方式，中央下達指令，官員就使命必達，所以依照統計局1月至4月的數據顯示，封控措施並不足以影響整體經濟，但是在生活相關行業上就不同了。
中國問題專家，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副教授吳建忠 (照片提供: 吳建忠)
吳建忠對美國之音說: “從微觀層面上看，影響卻不小，尤其是服務業，比如餐飲、酒店、旅遊、線下消費、線下商業等等，甚至包括珠寶奢侈品消費等等。從消費面觀察，由於疫情散播到各省速度遠超想像，導致民眾閉門不出，消費驟降，不但航空、運輸等只提供有限服務以減少人群往來，相關旅遊、飯店、餐飲、電影院、零售賣場等服務業都門可羅雀。”
吳建忠表示，中共以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就足以彌補微觀經濟的損失，所以GDP表現目前不至於太差，屬於可控範圍。
美國駐中國大使伯恩斯(Nicholas Burns)6月16日在出席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活動時表示，他預期中國COVID-19(2019年冠狀病毒疾病)清零政策，將一直持續到2023年年初。
前華中師範大學台灣與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台灣聯合大學助理教授蕭衡鍾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時表示，上海3月底啟動靜默封控，6月1日零時解除靜默，對整個中國都可稱為是一個大事件，這將使中國社會在經濟與其他層面上的危機感浮上枱面。
他說: “我覺得現在還看不出來這次靜默帶來的轉折性意義。一般人只談到經濟衝擊，其實經濟衝擊是其中一部分，更大的是另外一些衝擊。人是靠某種期望、對某些前景的信心活著的，群體中彼此之間有一種信任感，這種信任存在於公民與政府、個人與個人之間。現在這些紐帶受到了強烈的衝擊，甚至引發了某種危機感。這種衝擊帶來的影響，無論在經濟、政治、還是在文化心理意義上，都是一個大事件。”
前華中師範大學台灣與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台灣聯合大學助理教授蕭衡鍾 (照片提供: 蕭衡鍾)
蕭衡鍾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樣的衝擊所引發的效應會更明顯。
核酸檢測與重複掃碼的生活壓力
中國多個城市推行新冠病毒核酸檢測常態化，但是根據多家中媒報導，常態化核酸檢測發生許多包括檢測的採樣點經常大排長龍、檢測結果產出過慢、不成比例的防疫成本和不合理的自費要求等問題。據中國交通運輸部6月13日的消息，中國國務院物流保通保暢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印發警示通報，指出河北、安徽、陝西等地存在疫情防控通行過度管控、重複核酸檢測等問題，這也是首次有地方因這類問題被警示。
中國問題專家、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副教授吳建忠表示，核酸檢測常態化的措施是擾民又浪費錢，還會出現防疫疲乏。
他說:“‘常態化核酸檢測’這項政策面臨諸多挑戰，除了‘錢從哪裡來’的問題，還有檢測正確性、合格檢測人員不足，以及隱形成本如作為其他用途的隱憂等。在北京不到十天之內就發生三起弊案，發生了包括檢測人員資格不符、受檢測的人數竟然超過試劑數量等問題。許多人認為，常態化核酸檢測是不正常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國外逐步恢復常態生活時，中國的常態化核酸檢測措施嚴重影響經濟生活，增加人民的困擾，而大部分的民眾是敢怒不敢言。”
吳建忠指出，在中國，“全國多地已取消常態化核酸檢測”登上微博熱搜時，網友一面倒地叫好稱:“挺好的，科學防疫，不要過度防疫”、“逐步完善，逐步恢復正常生活吧”，可見得核酸檢測常態化所產生的缺乏效率的問題對大眾生活造成的壓力之大。
除了常態化核酸檢測之外，中國也在推動落實防疫健康碼的統一政策、統一標準、全國互認、一碼通行，希望提高民眾生活效率。
前華中師範大學台灣與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台灣聯合大學助理教授蕭衡鐘錶示，隨著全國推廣的核酸檢測常態化以及健康碼，出現了一種“碼上加碼”的現象，其所造成的行政衝突與社會成本問題至今尚未解決。他指出，各省政府遵循“一地一碼”原則推出專屬健康碼，這些健康碼無法互認，民眾在跨區域活動時需要反覆申領，並按照行政層級迭加使用，以獲得通行資格。
蕭衡鍾說:‘碼上加碼’的實施符合疫情防控的精細化、屬地化和分級分類差異化防控的政策原則，為地方對跨區域流動人員疫情風險的精准識別提供了解決方案，但也導致社會防疫信息被屬地分割，成為新的數據藩籬。‘碼上加碼’的出現並非曇花一現，而是貫穿了中國疫情防控的各個階段，不僅在應急防控階段突顯其效能，在當下常態化防控階段也獲得延續。”
蕭衡鍾以上海5月開始解封後為例，民眾出門要拿“出入證”，到每個場所要掃“場所碼”，還要有“健康碼”，在尖峰時刻出現為了掃碼進車站，確實造成生活效率與群聚感染的問題。但是，他認為，隨著中國的治理行動以及政策規定的不斷出台，疫情治理成為常態和前台問題，疫情應急治理與地方常態經營已經捆綁為一體。
蕭衡鍾說:“在政策、技術和資源等多種條件限定下，‘碼上加碼’為防疫主體（各級地方政府）提供了一個行之有效且能夠自主控制的解題工具，這是實現地方防疫績效的保證。在疫情失控的一票否決制壓力下，能否解題才是地方政府最為關注的。”
蕭衡鍾認為，即使存在著行政衝突和社會成本等問題，從各地應對疫情反覆的實踐來看，不斷地掃碼仍然是地方防疫工具的第一選擇。
經濟重組的機會
為了推動經濟回歸正常軌道，確保運行在合理區間，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5月23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時宣佈進一步部署“穩經濟”一系列措施，從財政金融、產業鏈、消費等六方面，推動全年退減稅人民幣2.64萬億元、階段性減徵乘用車購置稅人民幣600億元等33項措施。
中國問題專家，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副教授吳建忠表示，減費降稅就是“放水養魚”的概念，為了減輕民眾與企業在經歷反覆封控之下的經濟負擔。
他說:“李克強提出了減費降稅的措施，包括免徵增值稅、城市維護建設稅、地方教育、附加教育費等，甚至對企業營運所需的水電等實行‘欠費不停供’措施。但是地方政府因為反覆實施封控措施，經濟大受影響，無力向中央繳納足夠的稅收，中央也只能實施減費降稅。”
吳建忠指出，地方在清零政策下所造成的財政負擔只能往後拖延三至五年，足以成為中國經濟重組的“未爆彈”，不過中央更關心經濟重組可能帶來的治理體系升級。
他說:“在城市治理方面也因此會有產業升級的機會，例如轉變為智慧城市、應急準備等，中共在經濟重組中所關心的商機是如何以各種新型科技力量更好地服務14億人口的現代社會治理方法，所以中央與地方、官方與民間、國家與社會面臨的問題與解決方案並不同。”
吳建忠指出，由此可見，在清零政策所帶來經濟內需不振、外部需求無力的情況下，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地位，確實使外商普遍體會缺乏契約承諾的安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