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掉頭轉向”入鄉就業 難與更難的抉擇

2022年8月26日北京一個職業招聘會的狀況。

近日一份教育諮詢機構所做的調查引發中國網友熱議。 文中指出,近幾年來有越來越多大學畢業生選擇離開大城市,前往小縣城就業,且就業滿意度也有所提升。 不過美國之音訪問到的兩位中國青年卻認為縣城裡其實工資低、發展機會也少,調查並未反映實情。 4月中旬,重慶一間飯店的服務團隊正準備接待來自德國的商務代表團,21歲的觀光系本科生魏同學也是其中一員,他和所有參與產學合作實習的同學都繃緊神經, 準備迎接這場硬仗。

畢業後進城還是下鄉? 中國大學生焦慮

忙碌之餘,魏同學卻說自己和大部分即將大學畢業的同學一樣,對未來感到很“懵”,陷入要在城市或縣城就業的兩難。

以重慶為例,青年就業必須在主城區和諸如雲陽、奉節等縣城之間抉擇。 魏同學表示城市崗位競爭激烈、生活成本高;但縣城的職缺技術含量低,難與本科專業匹配,且沒有提升空間,令即將踏入社會的他很擔心,自己學的旅遊管理專長,卻可能去服裝工廠工作,因為「大材小用」是縣城就業的常態。

相較於魏同學的焦慮,中國高教諮詢機構麥可思研究院近期發布的《中國大學畢業生培養品質追蹤評估藍皮書》卻稱,本科生畢業半年後在縣城就業的比例上昇明顯,從2018年的 20%上升至2022年的25%。

此外,就業滿意度也在五年間提升9%;專業相關度的比例則穩定維持在70%。

《中國網》17日更稱“一線大城市近年不再是大學應屆畢業生的職業首發地”,反而掀起縣域就業的新潮流,報導稱“入鄉就業”背後是地方政府紅利的傾斜, 與對理想生活追求的雙重「加持」。

對此,魏同學無奈表示與現實有極大差距。 他說,大城市的推力固然讓許多畢業生留在離家近的本地縣城,但縣城工作機會少、工資低、產業貧乏,除了政府機構外,私企很難在當地發展。

再者,魏同學說,縣市普遍負債,就業政策無法落實,許多青年只能做收入不穩定的日結臨時工。 就他所知,若非黨員或公務員單位編制,沒有人脈關係,很難得到資源,社會福利也輪不到年輕人。

魏同學告訴美國之音:「除非我是資源很雄厚,要嘛就是你是屬於體制內的人,你的父親輩是當官的那種官二代。上面不改變,我們是沒辦法了,就是 我們想改變,我們沒有這個能力。 。

調查指縣市收入穩定提升 大學生嘆: 張著嘴亂講

魏同學也說,連重慶也是物價全面上漲,工資卻十年都沒有漲過,在重慶主城區從事觀光服務業的師兄師姐,月薪約人民幣2,000至3,000元,縣城工資卻僅有1,000到1,500 元。 在他看來,官方數據就是「張著一張嘴亂講」的假訊息。

相較於大學生的實際感受,麥可思數據顯示,縣城工作的大學畢業生月收入穩定提升,從2018年4,640元上升到2022年5,377元,兩者間有不小的落差。

以他在重慶就讀的學校為例,一班50名畢業生,頂多25人有就業機會,少數人能繼承家產,剩下的找不到工作就回家躺平。 他們真實的感受是中國政府不會承認的「失業率高達50%」。

他表示,許多在上海、北京工作的朋友,過去收入不錯,但現在經濟不景氣難生存,估計再硬撐兩年也會陸續返鄉。

在魏同學的生活經驗中,留在縣城是許多人迫於生活壓力的無奈選擇,他們努力後沒有效果、對生活失去信心,只好放棄目標,選擇躺平。

中國媒體有關「縣城就業更具性價比」的報導也在微博上引發熱議。 部落客燁磊新蕾說,「縣城體制內就業不是想進去就可以進去,教育醫療資源也不行」。

部落客頑皮的郭貝勒也回應「縣城就業崗位少,配套設施差都是硬傷,就算體制內,現在小地方降本增效更嚴重」。 有網友回應「電腦專業回小縣城工作,兩年工作經驗薪資只有2,000元」。

北漂族:回不去農村卻無法在城市落腳 陷兩難

來自黑龍江農村的「北漂族」蘇小姐,婚後落腳北京已經6年。 她說,青年返回縣城有兩種情形,主動的是家族有財力支撐、被動者則是無法負擔一線城市的生活。

至於她自己,蘇小姐形容是「不會回縣城」的那群人,因為家境貧困,留守家鄉沒機會,只能出來闖蕩「殊死一搏」。

蘇小姐告訴美國之音:「窮則遠走他鄉、富則守家待業,中國的下線城市是非常靠關係盤踞的,就是你在一線城市,你要靠自己的能力去打拼,但在下線城市 不是這樣的。 3,000的公務員守家待業,鐵飯碗吃到死。

此外,華人社會的家族傳統也成為獨生子女返鄉的原因。 蘇小姐說,她的一名大學室友畢業後在杭州工作,幾年後應父母要求回到縣城陪伴長輩。

當然,想留在一線城市立足並不容易。 蘇小姐指出青年月薪人民幣1萬元,扣掉基本開銷所剩無幾,迫使多數人在北京存錢後,撤到二線城市;另外,北京和上海的戶口限制政策也讓許多年輕父母,為了小孩的 教育資源,撤居下線城市。

就業市場頹廢不振 青年逃離北上廣

位於香港的IMC Talent獵人頭公司創辦人徐大為表示,現在中國內地一線城市缺乏發展紅利,機會越趨減少,外地青年安家落戶的可能性低。 再加上二、三線城市快速發展,提供青年更多選擇或「掉頭轉向」的機會。

對於當年眾人趨之若鶩的一線城市,現在卻失去吸引力,幾名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人士普遍認為是因為經濟前景差、人才匯聚導致崗位競爭激烈,還有外資撤離造成失業率更嚴峻,從農村初到城市的社會新人人生地不熟,沒有人脈牽線很難在大城市生存。

作為職業規劃師,徐大為在為青年服務的大量案例中發現,30歲是許多年輕人考慮撤居下線城市或返鄉的分水嶺。

他們有的基於父母之命不可違,回到老家進入事業單位求安穩或接受家族規劃的現成機會;有的是放棄仕途企圖心或對大城市高收入的追求,選擇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有的想搭上縣城發展的順風車自我嘗試。

徐大為說:「青年其實有一股聲音,逃離北上廣。年輕人做出了去縣城發展的選擇。那現在的事實肯定跟大城市是有落差的,他們只是說甘願放棄或暫時放棄這種生活品質上的落差,去嘗試、或追尋父母的意見或是想要是找一個(工作生活)平衡點。

徐大為認為,就業區域的轉變與城市失業率息息相關,尤其疫情後,一線城市經濟下滑,行業進行調整,“降本增效”的結果是裁員和停止招聘,整體就業市場越加艱難。

同時,徐大為說,隨著「新一線城市」如成都、杭州和青島的崛起,帶動產業遷移,像是新能源產業轉移至安徽、雲端儲存產業落腳貴州,都意味著釋出大量人才的需求。

然而在縣城就業要面臨許多挑戰,例如薪資待遇較低、生活便利性較差、職場環境邊界感模糊;再者,縣城工作機會多需進入體制,要透過公務員考試選拔人才的機制。

此外,比起大城市,在小縣城工作更需要費心經營事業單位的人際交往關係,因此徐大為說,縣城就業並不適用於所有年輕人。

徐大為分析,扭轉青年就業情勢的指標,不僅要看國家經濟振興和產業利好政策,也要等待產業調整結束的時機。

他舉例2008年金融危機造成就業市場震盪,持續到2009年第三季,反觀現況則是從去年至今的產業「降本增效」還沒恢復,因此短期內仍是頹廢的就業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