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份教育諮詢機構所做的調查引發中國網友熱議。 文中指出，近幾年來有越來越多大學畢業生選擇離開大城市，前往小縣城就業，且就業滿意度也有所提升。 不過美國之音訪問到的兩位中國青年卻認為縣城裡其實工資低、發展機會也少，調查並未反映實情。 4月中旬，重慶一間飯店的服務團隊正準備接待來自德國的商務代表團，21歲的觀光系本科生魏同學也是其中一員，他和所有參與產學合作實習的同學都繃緊神經， 準備迎接這場硬仗。
畢業後進城還是下鄉? 中國大學生焦慮
忙碌之餘，魏同學卻說自己和大部分即將大學畢業的同學一樣，對未來感到很“懵”，陷入要在城市或縣城就業的兩難。
以重慶為例，青年就業必須在主城區和諸如雲陽、奉節等縣城之間抉擇。 魏同學表示城市崗位競爭激烈、生活成本高；但縣城的職缺技術含量低，難與本科專業匹配，且沒有提升空間，令即將踏入社會的他很擔心，自己學的旅遊管理專長，卻可能去服裝工廠工作，因為「大材小用」是縣城就業的常態。
相較於魏同學的焦慮，中國高教諮詢機構麥可思研究院近期發布的《中國大學畢業生培養品質追蹤評估藍皮書》卻稱，本科生畢業半年後在縣城就業的比例上昇明顯，從2018年的 20%上升至2022年的25%。
此外，就業滿意度也在五年間提升9％；專業相關度的比例則穩定維持在70%。
《中國網》17日更稱“一線大城市近年不再是大學應屆畢業生的職業首發地”，反而掀起縣域就業的新潮流，報導稱“入鄉就業”背後是地方政府紅利的傾斜， 與對理想生活追求的雙重「加持」。
對此，魏同學無奈表示與現實有極大差距。 他說，大城市的推力固然讓許多畢業生留在離家近的本地縣城，但縣城工作機會少、工資低、產業貧乏，除了政府機構外，私企很難在當地發展。
再者，魏同學說，縣市普遍負債，就業政策無法落實，許多青年只能做收入不穩定的日結臨時工。 就他所知，若非黨員或公務員單位編制，沒有人脈關係，很難得到資源，社會福利也輪不到年輕人。
魏同學告訴美國之音：「除非我是資源很雄厚，要嘛就是你是屬於體制內的人，你的父親輩是當官的那種官二代。上面不改變，我們是沒辦法了，就是 我們想改變，我們沒有這個能力。 。
調查指縣市收入穩定提升 大學生嘆: 張著嘴亂講
魏同學也說，連重慶也是物價全面上漲，工資卻十年都沒有漲過，在重慶主城區從事觀光服務業的師兄師姐，月薪約人民幣2,000至3,000元，縣城工資卻僅有1,000到1,500 元。 在他看來，官方數據就是「張著一張嘴亂講」的假訊息。
相較於大學生的實際感受，麥可思數據顯示，縣城工作的大學畢業生月收入穩定提升，從2018年4,640元上升到2022年5,377元，兩者間有不小的落差。
以他在重慶就讀的學校為例，一班50名畢業生，頂多25人有就業機會，少數人能繼承家產，剩下的找不到工作就回家躺平。 他們真實的感受是中國政府不會承認的「失業率高達50%」。
他表示，許多在上海、北京工作的朋友，過去收入不錯，但現在經濟不景氣難生存，估計再硬撐兩年也會陸續返鄉。
在魏同學的生活經驗中，留在縣城是許多人迫於生活壓力的無奈選擇，他們努力後沒有效果、對生活失去信心，只好放棄目標，選擇躺平。
中國媒體有關「縣城就業更具性價比」的報導也在微博上引發熱議。 部落客燁磊新蕾說，「縣城體制內就業不是想進去就可以進去，教育醫療資源也不行」。
部落客頑皮的郭貝勒也回應「縣城就業崗位少，配套設施差都是硬傷，就算體制內，現在小地方降本增效更嚴重」。 有網友回應「電腦專業回小縣城工作，兩年工作經驗薪資只有2,000元」。
北漂族:回不去農村卻無法在城市落腳 陷兩難
來自黑龍江農村的「北漂族」蘇小姐，婚後落腳北京已經6年。 她說，青年返回縣城有兩種情形，主動的是家族有財力支撐、被動者則是無法負擔一線城市的生活。
至於她自己，蘇小姐形容是「不會回縣城」的那群人，因為家境貧困，留守家鄉沒機會，只能出來闖蕩「殊死一搏」。
蘇小姐告訴美國之音：「窮則遠走他鄉、富則守家待業，中國的下線城市是非常靠關係盤踞的，就是你在一線城市，你要靠自己的能力去打拼，但在下線城市 不是這樣的。 3,000的公務員守家待業，鐵飯碗吃到死。
此外，華人社會的家族傳統也成為獨生子女返鄉的原因。 蘇小姐說，她的一名大學室友畢業後在杭州工作，幾年後應父母要求回到縣城陪伴長輩。
當然，想留在一線城市立足並不容易。 蘇小姐指出青年月薪人民幣1萬元，扣掉基本開銷所剩無幾，迫使多數人在北京存錢後，撤到二線城市；另外，北京和上海的戶口限制政策也讓許多年輕父母，為了小孩的 教育資源，撤居下線城市。
就業市場頹廢不振 青年逃離北上廣
位於香港的IMC Talent獵人頭公司創辦人徐大為表示，現在中國內地一線城市缺乏發展紅利，機會越趨減少，外地青年安家落戶的可能性低。 再加上二、三線城市快速發展，提供青年更多選擇或「掉頭轉向」的機會。
對於當年眾人趨之若鶩的一線城市，現在卻失去吸引力，幾名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人士普遍認為是因為經濟前景差、人才匯聚導致崗位競爭激烈，還有外資撤離造成失業率更嚴峻，從農村初到城市的社會新人人生地不熟，沒有人脈牽線很難在大城市生存。
作為職業規劃師，徐大為在為青年服務的大量案例中發現，30歲是許多年輕人考慮撤居下線城市或返鄉的分水嶺。
他們有的基於父母之命不可違，回到老家進入事業單位求安穩或接受家族規劃的現成機會；有的是放棄仕途企圖心或對大城市高收入的追求，選擇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有的想搭上縣城發展的順風車自我嘗試。
徐大為說：「青年其實有一股聲音，逃離北上廣。年輕人做出了去縣城發展的選擇。那現在的事實肯定跟大城市是有落差的，他們只是說甘願放棄或暫時放棄這種生活品質上的落差，去嘗試、或追尋父母的意見或是想要是找一個(工作生活)平衡點。
徐大為認為，就業區域的轉變與城市失業率息息相關，尤其疫情後，一線城市經濟下滑，行業進行調整，“降本增效”的結果是裁員和停止招聘，整體就業市場越加艱難。
同時，徐大為說，隨著「新一線城市」如成都、杭州和青島的崛起，帶動產業遷移，像是新能源產業轉移至安徽、雲端儲存產業落腳貴州，都意味著釋出大量人才的需求。
然而在縣城就業要面臨許多挑戰，例如薪資待遇較低、生活便利性較差、職場環境邊界感模糊；再者，縣城工作機會多需進入體制，要透過公務員考試選拔人才的機制。
此外，比起大城市，在小縣城工作更需要費心經營事業單位的人際交往關係，因此徐大為說，縣城就業並不適用於所有年輕人。
徐大為分析，扭轉青年就業情勢的指標，不僅要看國家經濟振興和產業利好政策，也要等待產業調整結束的時機。
他舉例2008年金融危機造成就業市場震盪，持續到2009年第三季，反觀現況則是從去年至今的產業「降本增效」還沒恢復，因此短期內仍是頹廢的就業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