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前，一場轟轟烈烈的要求民主，反對官僚特權和腐敗的中國學生運動從具有五四新文化運動和12.9學生運動傳統的北京高校開始，迅速擴散到中國最大的國際化都市上海及南京、廣州、成都、合肥、貴陽等多數省會城市的大學生中間，掀起持續數週的大規模抗議浪潮，成為八九六四學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
在六四事件35週年前夕，當年參與上海和南京等地高校學運的人士回顧了外地學生運動中的重大事件。
外地學運與北京學潮緊密呼應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猝然去世。北京高校學生率先開始悼念這位以開明、親民、務實著稱、被黨內頑固派老人整肅下台的共產黨領導人。大批學生湧向天安門廣場集會，與此同時，中國各地幾乎每個省會或高校相對集中的城市都發生了在本地主要廣場請願抗議的學生運動。一些參與其他省市抗議活動的學運領袖指出，六四以及之後的鎮壓中，當局對外地抗議者的抓捕處罰尤為嚴酷，不少人被重判十年以上刑期(向天安門毛像擲雞蛋者最重，判處無期徒刑)。根據中國官媒報道，北京、上海等地有多名抗議者被指為“暴徒”、“罪犯”遭司法從快槍決。
在美國的自媒體人、油管政論節目主持人吳建民當時是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主要負責人之一，參加並領導了江蘇南京的學潮，六四後被抓，被判刑10年。他告訴美國之音，當時學生的主要訴求是希望當局公正評價胡耀邦，同時愛護學生的民主熱情，把中國的體制改革，從經濟體制改革深入政治體制改革。
吳建民說：“因為學生這時候上街只是表達一個民主的訴求，並沒有提出任何什麼反對共產黨的口號，要什麼推翻共產黨了，要什麼打倒鄧小平了，那時候根本沒有。基本上，學生這種訴求以北京為主，全國各地的高校全部參與了，我所在的城市是南京。集會主要都是以鼓樓廣場為集中地。
吳建民指出，把和平請願定為動亂的中共黨報《人民日報》426社論激化了學生與當局之間的矛盾，激怒了參加抗議活動的南京學生，因為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正在從事一個神聖的和平抗議活動。
他說：”政府故意把學生推到了人民的對立面，他把學生指定為動亂嘛。就是你們這些人根本不是愛好民主，你們是挑起動亂，是破壞社會穩定嘛。那我們學生當時是不能接受的。也好，等到我們撤去，是沒有垃圾的，每一個同學都會告誡身邊同學，帶好塑膠袋。秩序井然，沒有人破壞社會秩序，沒人去攔截過任何公車車輛，阻擋別人上班，什麼搞打砸搶行為，完全沒有。 不光是北京，没有全國各大城市都没有。我们南京更是這樣。”
1989年南京學運得到多家官方媒體記者聲援。 （吳建民提供圖片）
南京學生徒步北上行動
就在六四事件前幾天，南京抗議學生發起了徒步前往北京的北上行動。
吳建民說：“5月28號，由我本人當時策劃了這個北上運動，也就是在南京高校有幾千個學生在鼓樓廣場宣誓以後，6月1號向北京挺進。”
談到這次健行行動的目的，吳建民說：“我們的目的就是透過沿途一邊走，一邊到北京，一邊宣傳，一邊路上把沿途所有的高校都把它聯合起來。因為從南京走到北京，有2000公里，在這個路途過程中，要分別跨入安徽省、山東省、天津市、河北省，也就是有相當的這些所有沿途省份的高校呢，最終都被我們這個一路走去，一路發動起來了，然後最終跟北京所有的學生，然後在北京城外會師，形成一個巨大的學生到北京來的壓力。就是要求中央跟我們對話，然後承認我們學生自治的這個組織的合法性啊。”
6月3日夜晚北京開槍時，北上的南京學生走到了安徽省。
“安徽滁州市。我們本來第2天冒著大雨要繼續出發的，結果到第二天，因為北京已經開槍了，那迎接我們的安徽和江蘇兩省的領導馬上臉色就變掉了，”吳建民回憶道。
1989年6月1日，南京高校北上行動的東南大學隊伍。 （吳建民提供圖片）
上海學運和平落幕江澤民朱鎔基升職
紐約市立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35年前在上海復旦大學任教，直接參與了遍及全國高校的八九學運，被當局指為複旦大學高自聯“幕後黑手”。
夏明教授對美國之音表示，說起八九民運，大衆一般是關注北京，但是他總會提醒大家，八九民運其實在中國有十幾場或幾十場，因為全國從南到北從東到西有很多城市捲入，希望人們把眼界放寬一點來紀念或評價六四事件。
夏明認為上海的學運尤其重要，而欽本立主編的上海《世界經濟導報》被禁是導火線。
他說：“八九的民運升級跟《世經導報》事件是有很強烈的關係。上海學潮整個發展的過程直接面對的兩個重要領導人，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上海市長朱鎔基，其實這個裡邊的處理過程呢為未來江澤民跟朱鎔基他們能夠和平、沒有流血，把上海的學潮給解決了，其實為他們一個鋪上最後高升的這麼一個進北京的紅地毯……上海的學潮跟北京的學潮有點不一樣，就在於上海的學潮表現出了更低調、更理性和更妥協。”
夏明：滬京兩地學潮有差異，值得探討
在這位政治學者看來，上海學生把自己定位為表達公共輿論的立場，給政府壓力。
夏明說：“不像北京的學生最後不斷的升級，最後有一點那個氣勢，好像要推翻政府，或者對政府要取而代之，至少對當時的總理。”
夏明認為，上海和北京這兩個高校集中的地方發生學潮學運的過程和方式不同，結果也有所不同，值得研究。
他說：“上海的許多的學生和教師，領導了和捲入了上海的學潮，而且上海的學潮規模也不小，而且絕食的學生也是幾百人。但是你現在基本上看不到，無論在中國國內還在海外，以上海學潮為一種政治資本，那麼高調行事的人。”
1989年北京六、四槍響舉世震驚，激起了上海和一些省市高校的後續抗議活動。
夏明說：“天安門屠殺以後，上海的反應也比較強烈。尤其學校官方的學生會最後呢也反戈了，跟高自聯在一起了進行大遊行。”
他也披露，當時他不顧其中共黨員和復旦大學大學國際政治系教員兼課外輔導員的身份，作為上海高自聯顧問跟學生一起參加抗議活動，時任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主任王滬寧對他和一些抗議學生起到了一定的保護作用。
夏明說：“我也成為高自聯的顧問，就是教師作為顧問，幫助他們指導工作，當然後來那個隨著風聲越來越緊，包括王滬寧也給我們這些教師提醒說，你們這樣的話，可能會被抓。所以到了6月7号左右，我们離開了上海。”
青年教師夏明（右）1989年在復旦大學校園自由女神像前（夏明提供圖片）
夏明提到，上海學運後來有市民加入，變成更廣闊的民運。他認為，上海八九民運一個最大的特徵就是完全自發，後來在上海烏魯木齊中路開始的白紙運動也是年輕人自發，與當年上海的民運如出一轍。
他說：“上海的這些市民其實也都是很淳樸的，就在幫助學生，支持學生。六四北京一開槍，（上海）市民就非常的情緒比較激動，就有堵火車，最後上海逮捕了許多，就是這樣的市民和工人，最後也槍決了一些 我們可以看到上海沒有北京那樣跟高層的權力鬥爭結合的這麼緊。”
夏明解釋：“上海的學潮就像我們現在在美國看到有高校的各種學潮一樣，其實學潮、學生運動，總的來說它的目的不是去奪權，不是去推翻政府，不是參與到政府內部的派系鬥爭。”
他指出，學潮其實是表達一種公共輿論的表達，一種熱情，是給政治人物、給政府壓力，傳遞某種訊息。
夏明說，”其實在上海，我們的遊行，進行了絕食，也進行了談判。其實我們把那個訊息已經傳遞進去，我們其實已經勝利，所以我們就可以能夠撤回校園。但是在北京顯然沒有像我們上海的比較明確的一個階段性目標。逐漸演變成一種政治風潮。“
他認為，江澤民和朱鎔基能夠進北京直至後來入主中南海，是他們在處理上海學運的方式得到鄧小平的賞識才晉升的。
夏明說：”他們處理的還比較溫和，還能把這個事情不用流血暴力來處理了，所以他（鄧小平）就覺得這兩個人可以代表新形象，可以能夠平息一下老百姓的這些不滿，能夠給外部世界帶來某種希望。“
吳建民：六四鮮血不能白流
六四大屠殺35年過去，但中共當局對當年參加或領導各地學運的「六四分子」的監控打壓仍在持續，原貴州省高自聯學生領袖季風和參加六四事件、1988年7月至1992年4月領導安徽省民運的沈良慶等異議人士仍在高壓下堅持當年對自由的追求和民主的嚮往。
吳建民告訴美國之音，六四事件過去了35週年，儘管他參加八九學運以及後來被抓坐牢，影響了個人婚戀和事業，改變了人生道路，但他絲毫不後悔。
他說：”我們不需要共產黨給我們做什麼平反，我是堅決不承認共產黨'平反'這兩個字，我們是永不放棄，永不忘記，我們的目的就是六四英靈的這些血不能白流。“
1989年6月1日南京高校北上行動中的南京郵電學院隊伍（吳建民提供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