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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如何改變阿拉伯裔和穆斯林美國人
莫娜·阿默爾(Mona Amer)有關2001年9月11日在教室上課時兩架飛機撞向紐約市的雙子塔的記憶二十年後仍然清晰地留在她的腦海裡。當時還是俄亥俄州托萊多市的一名研究生的阿默爾與同學和教授們聚集在公共休息室的一台電視機前。
“我記得當我看到雙子塔轟然倒塌，聽到消防員和警察爭分奪秒搶救生命的報導時所感到的震驚、恐懼、困惑和絕望，” 她回憶說。“當新聞頻道開始猜測那些駕駛飛機的人有穆斯林和阿拉伯背景時，我開始感到世界在向我逼近。我覺得自己和所有當時看新聞的人都隔離開了，立刻就知道我的生活在那之後會發生改變。”
劫機者駕駛兩架客機撞向紐約世貿中心雙子塔，而另一架飛機則衝進了弗吉尼亞州阿靈頓的五角大樓。第四架可能要被劫持飛往美國國會大廈或白宮的飛機在乘客與劫機者爭奪飛機控制權後墜毀在賓夕法尼亞州尚克斯維爾附近的一塊空地上。
近3000人在這些襲擊事件中喪生。主要來自沙特阿拉伯的19名劫機者後來被發現與"基地"組織的奧薩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有關聯。“三重創傷” 她開始自我監督自己在公共場所的行為，甚至暫時放棄了自己的研究項目。
“當時我正在研究阿拉伯裔美國人的文化適應和心理健康，我的導師建議我暫時擱置我的研究，以免引起當局的監視，”
她說。“後來我重新開始進行這項研究，並在媒體上公佈了一些研究結果，我收到了可怕的電子郵件，包括死亡威脅。”
紐約花園城阿德爾菲大學(Adelphi University)社會工作學院的教授瓦希巴·阿布-拉斯(Wahiba Abu-Ras)說，阿默爾是眾多受到這次恐怖襲擊三重創傷的阿拉伯裔美國人和美國穆斯林中的一個。“首先，他們受到了創傷本身的影響，因為這是一次可怕的襲擊，”阿布-拉斯說。
他也是 “其次，他們受到了恐怖襲擊的創傷，也受到了他們同行…美國民眾的反彈。第三，他們因為政府制定的對阿拉伯裔美國人進行嚴格審視並將他們列為歧視和騷擾目標的政策而受到創傷。” 在9/11後的頭12個月裡實施的大約20項政策和行動中，有15項明確針對阿拉伯人和穆斯林。
被監視
美國政府在恐怖襲擊後發起的“反恐”政策和行動不分青紅皂白地把目標對準了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在9/11後的頭12個月裡實施的大約20項政策和行動中，有15項明確針對阿拉伯人和穆斯林。
例如，2001年11月，司法部表示，它計劃與5000名在美國持非移民簽證、來自阿拉伯和穆斯林國家的人面談。這些人將被詢問他們對恐怖活動的了解。
在2002年6月，來自某些阿拉伯和穆斯林國家的所有男性都被要求向政府報到登記並留下指紋。2011年5月，奧巴馬政府無限期的暫停了該項目。根據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的數據，根據這個項目，數萬人登記在冊，但並沒有做出任何與恐怖主義有關的定罪。
同時，紐約警察局正忙於滲透穆斯林學生團體，並對穆斯林擁有的企業、餐館和社區組織進行監視。紐約警察局甚至通過贊助青少年足球隊和板球隊來監視參加這些比賽的年輕人。從2002年持續到2014年的這個間諜項目擴展到了賓夕法尼亞、康涅狄格、新澤西以及其他地方。紐約警察局後來承認，該項目沒有導致任何線索或逮捕。
未被承認的少數族群?
未被承認的少數族群? 長期以來，對於一個仍然不承認阿拉伯裔美國人是一個少數群體的美國政府來說，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是隱形的。美國政府在20世紀70年代把少數族裔定義為某些特定的群體。
對阿拉伯裔美國人和穆斯林美國人的監視增加，讓人們關注到他們。長期以來，對於一個仍然不承認阿拉伯裔美國人是一個少數群體的美國政府來說，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是隱形的。美國政府在20世紀70年代把少數族裔定義為某些特定的群體。
“在很多方面都是隱形的。在抗議歧視的民權組織中是隱形的。在美國關於種族和族裔群體的教科書中是隱形的。在有關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培訓中是隱形的，這種情況在今天仍然是這樣，”威斯康辛州密爾沃基市馬凱特大學(Marquette University)的社會和文化科學教授露易絲·凱恩卡(Louise Cainkar)說。 “所以，他們就是這樣隱形的。就好像他們受到了廣泛的歧視，幾乎每個人都知道這一點。然而，他們並沒有坐在那些團體的交椅上。”
即使在今天，美國的人口普查中也沒有阿拉伯裔美國人的分類。
“他們從9/11之前的隱形變成這種超可見性，在這裡所有人都成了嫌疑人，”凱恩卡說。 “這就像是在聯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數據收集的雷達範圍之外，因為這個誰在美國遭受歧視的定義是在1970年代提出的。所以，阿拉伯裔美國人在人口普查中被統計為白人，儘管他們沒有白人的經歷。”
感受到被人仇恨
阿拉伯裔美國人和美國穆斯林還在應對仇恨犯罪的增加。據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聖貝納迪諾分校仇恨和極端主義研究中心主任布萊恩·萊文(Brian Levin)說，9/11前後是針對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最嚴重的時期。
“反穆斯林仇恨犯罪確實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激增，” 萊文說。 “所以，我們從之前一年看到的大約30起或更少的仇恨犯罪增加到2001年的481起左右，其中大多數集中在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遭受襲擊的那兩個星期前後。”
萊文說，從那時起，每當海外發生極端分子襲擊時，針對阿拉伯裔和穆斯林的仇恨犯罪就會激增，而穆斯林的成就經常被忽視。
“發生的情況是，反穆斯林的仇恨和對阿拉伯人恐懼症偏見常態化了，” 他說。 “每當發生某種程度上對他們不利的重大事件時，我們將看到針對不同社區的仇恨犯罪上升，包括穆斯林和阿拉伯裔美國人。你沒有看到有關‘幸虧一個穆斯林博士率先發明了這種(新冠)疫苗’的鋪天蓋地的文宣。我想知道，如果我們有類似的關於穆斯林救人的大量報導，我們的態度是否會發生變化。”
輝瑞(Pfizer)公司的新冠疫苗是由土耳其裔德國穆斯林烏古爾•沙欣博士(Dr. Ugur Sahin)和他的妻子厄茲萊姆-圖雷奇博士(Dr. Özlem Türeci)博士共同研發的。
穆斯林民權和倡導組織美國伊斯蘭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American Islamic Relations)記錄了2014年至2019年期間發生的1萬多起以及2020年6000起反穆斯林偏見事件。這些事件包括反穆斯林仇恨犯罪、歧視、移民、旅行問題和學校欺凌。
前行之路
阿默爾說，在9/11之後進行的研究表明，受到一些美國同胞和政府的懷疑對穆斯林和阿拉伯裔美國人產生了深刻的心理影響。
“在美國的穆斯林有更高比率的抑鬱、焦慮和恐懼，”阿默爾說。她現在是開羅美利堅大學的臨床和社區心理學教授。 “在美國的阿拉伯裔美國人報告說，他們感到更悲傷、抑鬱、焦慮，缺乏安全感，感到人身不安全。但與此同時，他們也找到堅韌的來源，並試圖找到從這個經歷中獲得力量的方法。試圖圍繞9/11事件建立社區。”
阿默爾說，9/11襲擊在美國穆斯林社區中間觸發了對宗教認同的反思，包括阿拉伯裔美國人、非洲裔美國人和南亞裔美國人。
“人們開始思考：‘我的宗教是怎麼說的？我的宗教對我來說有多重要?’”她說。 “‘我想代表我的宗教嗎?’‘我想公開展示它嗎？還是我想隱藏我的宗教信仰？’9/11之後，媒體上有報導稱，有穆斯林婦女摘下了她們的頭巾，人們清除了明顯的宗教信仰的痕跡。另一方面，許多穆斯林走了另一條路，試圖代表他們的信仰，並試圖進行更多的接觸，更多地參與宗教間的對話。”
遺留影響
這可能是9/11事件給阿拉伯裔和穆斯林美國人留下的決定性的積極遺留影響。一旦他們不再感到自己是隱形的，一旦他們感受到政府監視和懷疑的壓力，他們就認識到與其他被邊緣化的社區建立聯盟的必要性。
“他們想真正戰勝恐懼，因此，為了戰勝他們的恐懼，他們必須動員自己和其他人來支持他們，” 阿布-拉斯說。 “我看到一群新的、受過教育的、有意識的穆斯林，他們真的在嘗試使用倡導，真的試圖使用志願服務。他們更多的是被一種新的認同和參與整個美國公民生活的願望所激勵，參與社區活動，並把阿拉伯裔和穆斯林為基礎的組織呈現給社會。”
凱恩卡說，在美國的阿拉伯裔和穆斯林意識到，如果他們想獲得其他美國人的支持來捍衛他們的公民權利，他們需要建立更牢固的聯繫。她補充說，美國的阿拉伯裔和穆斯林一直非常積極地與黑人、拉美裔、猶太人和 LGBTQ 社區建立聯繫。
“從積極的方面來看，我想說，9 /11事件之後，阿拉伯裔和穆斯林美國人幾乎是孤立的。很少有人為他們所面臨的所有侵犯公民權利的行為辯護，” 凱恩卡說。 “隨著時間的慢慢推移，美國的許多社區、有色人種社區，開始團結起來捍衛和支持阿拉伯裔和穆斯林美國人……在民權方面與阿拉伯裔和穆斯林美國人日益團結，這是以前沒有發生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