釣魚島-百年之政治道具與風向標（二）

釣魚島-百年之政治道具與風向標（二）

東中國海釣魚島（台灣稱釣魚台、日美稱尖閣諸島）1895年被日本正式劃入領土並行政編入沖繩後，至1968年聯合國調查發現該島周邊海底可能蘊藏石油的結果前，幾乎不存在主權糾紛。

1951年，日本簽署《舊金山和約》後，美國按照和約條款開始統治日本沖繩等北緯29度以南的西南諸島，包括了釣魚島及其附近4島（台灣稱釣魚台列嶼、日美稱尖閣諸島）。其中美軍在久場島（中國稱黃尾嶼）、大正島（中國稱赤尾嶼）設置了射擊場。

1968年聯合國遠東經濟委員會調查東中國海底地質，日本、中華民國（當時代表中國）政府都派員參加。調查結果是釣魚島附近海域的大陸礁層可能蘊藏大量石油，1969年7月中華民國政府宣布對釣魚台及其周邊大陸礁層擁有主權。

日本政府說明“聯合國調查發現石油後，中台開始與日本爭奪尖閣諸島主權”，但台灣國策研究基金會國家安全組顧問邵玉銘說，是調查過程中，中華民國政府才知道原來日本稱的尖閣諸島就是釣魚台列嶼。

1970年起雙方開始有外交爭端，日本稱幾經確認尖閣諸島是無人、無主荒島，1895年1月決定以國際法先佔原則，劃為日本領土，並不在1895年4月清廷與日本簽署《下關條約》（中台稱《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及附屬島嶼給日本的範圍內，所以二戰後日本歸還台灣及附屬島嶼給中華民國時，不包含尖閣諸島。中華民國則稱釣魚列嶼無人但並非無主，許多清朝史冊都將釣魚列嶼劃為台灣屬地。

保釣運動

1970年9月2日4名《中國時報》記者登陸釣魚台插旗，並在礁岩上刷寫“蔣總統萬歲”，9月15日沖繩警察登陸取下了中華民國國旗。3天后，中華民國外交部發言人稱“本人不擬加任何評論”引起華人民憤，台灣大學和台灣政治大學兩名學生引用1919年五四運動的理論撰文刊載於《中華雜誌》。兩個月後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台灣和香港留學生聚會上，讀了該文的留學生決定成立“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併計劃1971年1月在紐約發起示威遊行。

計劃很快傳到北京，1970年12月《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引述毛主席（前中國領導人毛澤東）說：“中國的領土主權，中國人民必須保衛，絕對不允許外國政府來侵犯”。

1970年的美國正處在越戰結束，左傾思想佔上風的形勢中，同時美國纖維業強烈要求政府抵制亞洲纖維製品進口，而時任總統的尼克松開始考慮與中國改善關係，而美國統治沖繩、尖閣諸島等西南島嶼正遇到瓶頸，準備歸還日本。

在中國，毛澤東發起的文化大革命持續，對外正力爭獲得聯合國席位、取代中華民國在國際上代表中國。中日雖未建交，但時任總理周恩來對已存在的中日貿易宣布“四原則”，規定凡欲與中國經貿的日本工商業都必須斷絕與台灣經貿關係。

與中國處境對照的是中華民國正處在被中國取代國際地位、經貿被中國擠兌、外交關係岌岌可危的頹勢中。

國共外戰

保釣運動前夕有兩件事刺激了留學生情緒。一是時任中華民國副總統嚴家淦訪日。嚴家淦本來是為了鞏固與日本的經貿關係和要求日本3億美元貸款來建設台灣南北高速公路、造船訪日，但日本天皇7月7日有意會見嚴家淦卻適逢盧溝橋事變這一敏感紀念日。二是中日韓三國預定在東京召開“聯合開發海底資源會議”，令留學生懷疑中華民國政府出賣國土。

剛在國內成功發動了億萬紅衛兵狂熱投入文革的毛澤東，再輕而易舉地通過中國駐加拿大使館，成功地引發美國各地保釣運動中的許多海外華人親共狂熱，以至於來自台灣、香港的保釣華人幾乎從一開始就分裂成左右兩派，而且親共的左派勢力迅速壯大。

1971年1月美國多個城市開始保釣遊行，僅在紐約就有近兩千人參加，而各地遊行中也出現“打到國民黨政權”等口號，保釣運動迅速演變成也反國民黨、支持中國入聯的運動。

當年在芝加哥大學參與保釣運動的台灣國策研究基金會國家安全組顧問邵玉銘在他的著作《保釣風雲錄》中說，在一次保釣行動中由於他和沈君山（時任美國普度大學教授）拒絕唱《東方紅》和念《毛主席語錄》，竟被幾個戴紅臂章的人圍斥他們“不唱《東方紅》不念《毛語錄》就是反毛，反毛就是反華，反華就是漢奸，漢奸人人可誅”，儼如遭遇中國文革批鬥會，只因尚有中共統戰政策才免遭毆打。

各奔前程

邵玉銘悲憤地找芝加哥大學教授鄒讜傾訴，問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知識分子以感時憂國情懷過問國事，何以保釣左派學生如此勢利？鄒讜說：“許多知識分子的確感時憂國，但也有許多知識分子是政治上投機，隨著中國政局變幻而賣身求靠”，並指出“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問政行為的最大特點恐怕就是投機。”

1971年6月日美簽署《沖繩回歸協定》，尼克松選擇了把沖繩等主權交還日本，釣魚島管轄權交給日本、主權由日本與中華民國協商的折衷案。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稱：“琉球歸還日本，不至影響中華民國對釣魚台列嶼的合法權利。”

同年10月中國入聯，80多名保釣左派成員得到中國駐聯合國秘書處飯碗。同時，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並遭遇15個國家斷交。保釣右派成員誓言與台灣共存亡，邵玉銘也決定回台灣工作。

邵玉銘分析中華民國當時要求歸還釣魚台時沒採取強硬立場可能有三個原因：“第一是最初沒重視或沒預計保釣運動的影響，第二是最重視和迫切維持聯合國席位，需要日美支持，而且還要防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第三是斷定釣魚台主權之爭是長期問題，日後仍可圖謀。”

反省運動

1972年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前，時任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問周恩來：“您怎麼看尖閣諸島問題？不少人對我提了這個問題”。

周恩來說：“這次不想談，現在談不好，因為發現了石油就成了問題，如果沒有發現石油，美國和日本都不會把它當回事”。

最終，中日建交《聯合公報》不含釣魚島問題的字眼。

進入聯合國秘書處工作的親共左派們又開始新的內鬥，曾是左派大將的劉大任遭遇同事圍剿。1974年他向聯合國請纓，前往非洲工作。他後來反省說：“知識分子參與群眾運動後，很多人心的醜惡會顯露出來，知識分子自認比別人聰明，對權力特別敏感、貪心，想抓權，很多小動作跑出來。群眾運動後來產生很大弊病，跟人性本身有關。”

保釣左派中，後來既有訪華、看到現實中國而夢碎，公開向攻擊過的右派道歉的成員，也有至今不捨美國，卻每年高調訪華作“座上賓”的成員。

回顧保釣運動，邵玉銘認為：“如果只論釣魚台問題進展，那當然是失敗了，但保釣運動激勵了很多誠實的中國知識分子思想和民族熱情，促使他們回到台灣、香港、中國工作並各有所成，所以保釣運動功大於過、瑕不掩瑜。”不過被問及今后海外是否還會再發生那樣大規模的華人保釣運動時，邵玉銘不假思索地搖搖頭。

邵玉銘形容當年也曾在美國參加保釣運動的前台灣總統馬英九說：“他唯一的嗜好可能就是研究釣魚台主權問題”。

回顧馬英九執政期間，2012年不僅針對釣魚台主權糾紛提出“東海和平倡議”，主張擱置爭議、和平處理爭端、共同開發資源，而且2013年基於此主張，與日本締結了《日台漁業協定》，增加了台灣漁民4530平方公里的漁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