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伴隨著新冠病毒大流行從中國擴展到全球，作為世界經濟最強國的美中兩國關係急劇惡化。專家們認為，隨著特朗普時代的結束、拜登政府的上台，美中關係在各個領域中的緊張關係多數仍將繼續，有些則會緩和。
目前，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貿易戰仍在進行，在5G網絡和其它高科技領域競爭激烈，對習近平政權在新疆、香港的人權侵犯，對台灣的軍事威脅，以及在南中國海的擴張，雙方言辭、行動針鋒相對。
美國的外交智庫外交關係協會說，美國當選總統喬·拜登從上任的第一天起將必鬚麵對這些挑戰。
該協會中國研究高級研究員易明（Elizabeth Economy）認為，“特朗普政府的中國政策會繼續存在——或至少現政府正努力確保這些政策會繼續” 。
易明說，特朗普政府在大選後數周里就西藏、台灣、金融脫鉤、南中國海等相關議題展開活動，強化和擴大了過去4年制定的這些政策的規模。
11月20日，西藏流亡政府領導人洛桑森格訪問白宮，成為60年來藏人行政中央訪問白宮的第一人；11月20日，美國與台灣政府在新的經濟對話機制下舉行首次高級別會議，簽署了一項在衛生、技術和安全方面的合作意向書；11月30日，據報導，特朗普總統發布政令阻止美國投資人從明年起購買31有中國軍方背景公司的股票，推進雙方金融脫鉤；11月23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奧布萊恩(Robert O'Brien)訪問越南、菲律賓，強化國際社會對中國在南中國海擴張行為的抵抗。
特朗普對華政策給拜登留下更多槓桿與選擇餘地
易明指出：“儘管這些'最後一分鐘'的行動似乎旨在給拜登政府製造更大困難，但事實卻恰恰相反，特朗普政府採取的政策越多，給拜登團隊留下的槓桿和選擇餘地越大。”
當選總統拜登將如何處理各個領域都處於惡化中的美中關係？易明認為，是否保留對3,7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徵關稅，對拜登“將是個挑戰”；而對美澳印日四方安全對華機制、提升美台關係、制裁侵犯新疆、香港人權的中國官員，“可能會保留”；積極起訴中國在美滲透影響力的人“雖會保留但會作出重大調整”。
易明指出，拜登政府在糾正特朗普政府放棄美國傳統槓桿和影響力的資源方面會輕易取得成就；而拜登政府的重點將是“重新加入國際組織和協議，恢復與歐洲盟國的關係，加強美國自身，重構美中外交關係框架”。
但易明同時指出，糾正特朗普政府中國政策中的錯誤僅在拜登執政頭一百天裡有效，而“對拜登政府真正的考驗是其餘1360天中他如何應對中國的挑戰”。
根據美國網絡新聞媒體Axios報導，僅2020年，特朗普政府就採取了159項與中國有關的政策行動，“重塑了美中關係”。
拜登對華是否強硬似成關注重點
“拜登和民主黨與中國打交道態度是否強硬將是明年關注的重點。” 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事務教授羅伯特·薩特（Robert Sutter）說。
研究中國數十年的薩特教授認為，拜登和民主黨對中國的立場一向比較軟弱，“如果回頭看看2019年（競選期間）所有民主黨候選人的記錄，他們並不把中國當作迫在眉睫的危險。”
薩特說，“拜登在2019年（競選期間）的記錄，他在很大程度上迴避了這個問題，後來他改變了，也許因為他團隊的人轉了很大的彎，但問題是這種改變最近才發生。”
“他們在這些問題上能走多遠？”薩特深表懷疑。因為薩特認為，現在有比中國更緊急的事項擺在新政府面前。
此外，薩特教授對當選總統拜登聯合美國盟友一起應對中國挑戰的說法也提出疑問。首先，“他們沒有說要怎麼做，”薩特說。其次，薩特認為，要聯合併不容易，“因為這些盟友跟美國的立場並不一樣，美國對中國挑戰的認識更具前瞻性，而多數盟友跟中國在商業上關係密切，”薩特說。
再次，“中國正以此為槓桿達到自己的目的，這些目的與美國的利益相悖，”薩特表示。 “盟友可能不會願意犧牲很多在中國的商業利益。因此，你怎麼才能讓他們跟你一起來實行應對中國挑戰的反制措施？”薩特問道。
在回答美國之音“特朗普政府對華對抗政策是否會在拜登政府中繼續”的問題時，薩特教授說，他一生從未投票給共和黨，他本人2016年為希拉里競選工作，但他認為特朗普政府在對中國政策上作出的改變“絕對是非常重要的”。
他認為，特朗普政府的國防戰略、印太戰略和國家安全戰略都是很好的“應對中國挑戰”的戰略。他指出“任何對特朗普政府在這些戰略上的大幅度逆轉，都會冒來自國會強力反彈的風險，而且媒體也會對此予以密切關注。”
如何應對大流行中下行的美中關係？
對當選總統拜登而言，眼下遏制新冠疫情在美國的爆炸性大流行是當務之急。外交關係協會全球健康高級研究員黃嚴忠認為，新冠大流行正加速美中關係螺旋式下滑。
他說，在美國，與國內政治交織在一起的新冠大流行使美中兩國漸行漸遠。特朗普總統追責中國造成大流行，指責世界衛生組織充當中國的牽線木偶，並以此轉移美國國內對疫情惡化和種族矛盾激化的視線。在中國，政府控制病毒擴散的能力和美中外交爭吵鞏固了民族主義和反美情緒。結果，美中兩國的民眾對對方的負面看法均創下新高。
對於這個需要國際合作而又已被高度政治化的議題，拜登新政府應該如何應對？黃嚴忠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新政府上任帶來了改善美中關係的契機，但美國的外交政策必須服務於國內政治的需要，因此在疫苗這樣事關分配的問題上幾乎沒有合作的可能。
但黃嚴忠認為，雙方也許可以在一些沒有太多政治化的、協調性領域開始合作，“比如國際旅行的限制措施，怎麼在疫苗出現的情況下使得國際旅行更容易一點，而又不影響雙方合作抗疫，這是雙方可以探討與合作的方面。”
不過黃嚴忠表示，關鍵還要看雙方是否有政治意願，“因為不管是合作還是協調都要坐下來談” 。
如何應對侵犯香港的人權危機？
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孔杰榮說，在可見的未來， 2020年北京對香港自由的鎮壓，以其由此造成的中國與美國等西方自由民主國家關係的損害是不可逆轉的。
孔杰榮說，這種急劇轉變將不會是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終結，因為它已經開始促進與中國大陸的經濟融合。但是，它肯定會使香港750萬人中的大多數對民主希望產生破滅。
他說，“被香港人指責對中國軟弱的當選總統拜登，將繼續在如何應對上遭遇挑戰。”
“美國應該為香港移民打開大門，” 孔杰榮在回答美國之音有關拜登應如何做的問題時表示。 “我們應該做的爭議最小的事情就是歡迎香港人，”他補充。週三，美國國會就此舉行聽證會。
但孔杰榮表示，中國政府很可能會加以阻止。目前，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都已表示要接納香港移民。不過孔杰榮指出，這會引發有關中英協議的進一步問題，“因為根據協議，根據香港法律，根據基本法，中國政府應尊重聯合國《公民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該公約禁止出國管制。”
中國政府曾說，“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規定，香港回歸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區的法律予以實施。”中國雖然在1998年簽署了這一公約，但始終沒有批准實施。該公約第十二條第二款規定：“人人應有自由離去任何國家，連其本國在內。”
孔杰榮說，拜登政府的香港政策除移民外，可能會比特朗普政府更有選擇性和更敏感，“他們對製裁的適用會更有選擇性”，“會保持對引渡協議的暫停和一些金融制裁，但我認為會採取更平衡的政策。”
如何應對高科技競爭？
“2020年美中之間在技術領域的競爭大幅升級，” 外交關係協會新興技術和國家安全負責人亞當·西格爾（Adam Segal）說。
今天 5月，美國商務部切斷了對中國華為公司芯片供應，並擴大了對使用美國技術的限制。 “這些措施是對該公司5G業務的嚴重打擊，”西格爾說。
特朗普政府出於國家安全考慮禁止中國應用程序Tik Tok和微信，並宣布有意限制中國電信運營商和雲服務供應商，並限制中國開發商進入美國移動應用商店。
北京則宣布減少依賴國外市場和技術的新戰略，以減輕華盛頓的壓力。與此同時，中國領導人對技術領域採取了更多政治控制，頒布反壟斷法，限制大型企業的影響力。
“美中之間在技術上的鬥爭不會在2021年消失，”西格爾說。 “拜登政府的技術政策可能會更加多邊化，並且與國內經濟計劃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但仍會以與中國的競爭為導向。北京不會放棄提高本地創新能力和降低美國槓桿率的努力。現在，技術競爭已成為雙邊關係的決定性因素。”
戰狼外交還能持續多久？
“2020年戰狼外交已經成為中國外交的主要特徵，” 外交關係協會中國研究高級研究員朱利安·格維茲（Julian Gewirtz）說。
但是格維茲表示，戰狼外交的記錄顯示其適得其反，“與中國爭執不休的國家似乎沒有受到威脅，澳大利亞、印度和美國等國對中國的態度已急劇轉為負面。中國聲稱其口頭上的打擊純粹是對美國和其他國家批評的防禦性回應。如果這是為了防禦，那就證明代價很高。”
中國的戰狼外交在拜登時代是否還會繼續？格維茲沒有直接回答，但他對戰狼外交原因的分析似乎說明它還會繼續，但可能有所降溫。根據他的分析，戰略外交是自認為“真男兒”的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美國正走下坡路時代中國尋求國際話語權、用民族主義彰顯國力的必然；但另一個原因則是特朗普總統的挑釁言辭。
美台關係走向值得觀察
網絡新聞媒體Axio說，2021年美台關係走向值得觀察。特朗普政府與台灣簽署了美台自由貿易協定的意向書，但是在特朗普任內並未實現。很多與拜登競選陣營關係密切的專家讚揚了這一舉動。拜登政府將如何繼續這一協議？
“基本上特朗普政府確實以我們之前或自關係正常化以來從未見過的做法拓寬了對台政策。” 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事務教授薩特說。
薩特教授強調，特朗普政府的對台政策是對中國對台施壓的反應，“中國的壓力一直試圖改變現狀，” 薩特說。
薩特教授認為，拜登的做法會有所不同。 “從過去來看，他是跟奧巴馬嚴守一中政策的做法一致的，而跟特朗普政府的做法正相反。因此，如果發生這種情況，你會看到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受到限制，我不認為你會很明顯地看到，但有些做法會逐漸萎縮。”
但薩特教授同時又說，由於台灣問題在美國國會已經形成兩黨共識，拜登政府不大可能大幅度逆轉，“如果你想要資金振興美國經濟、應對大流行等等，難道你真的會為了緩和與中國的緊張而願意在國會山遇到麻煩？”薩特教授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