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到2023年間擔任美國國務院負責中國與台灣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華自強(Rick Waters)9月19日在華盛頓接受美國之音專訪，就當前美中關係的前景與挑戰進行了深入分析。
華自強也是國務院“中國事務協調辦公室”，也就是所謂的“中國屋”的首任負責人。過去將近30年來，作為美國職業外交官，他站在美國對外工作最前線，有許多和中方高級官員打交道的第一手經驗，他在專訪中也分享了這些寶貴經歷和觀察，並對台海局勢、中俄關係，以及習近平政府的“戰狼外交”策略發表看法。
華自強於去年夏天離開國務院，目前擔任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中國業務總經理。
對於現階段的美中關係，華自強說，在拜登政府執政的第一階段， 拜登總統專注於重建美國國內實力、重振全球夥伴關係和聯盟，然後以此為基礎，從相對優勢的地位與中國打交道。因此，在前兩年期間，“美中關係在某些方面可以說不是優先事項”。但是它(美中關係)很重要，但主要是透過領導層外交來管理的。
他說，2022年前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訪問台灣，美中關係“螺旋式下降”，兩國領導人在當年秋季的巴厘島峰會上做出穩定關係的初步努力，但幾個月後的中國監控氣球事件讓美中關係發展再次橫生枝節。華自強說，伍德賽德峰會後，「我認為我們現在擁有的是圍繞領導層管道建立的更加穩定的平台，一些正在進行共同努力的適度區域，以及內閣級別的高級別授權管道網絡，其中包括(白宮國安顧問)傑克·沙利文，他們嘗試在邊界、護欄內管理衝突和競爭，以避免我們在2022 年看到的完全螺旋式下降的情況。
華自強認為雙方能夠保持開放的管道很重要，“一是在美中關係中，當雙方沒有對話時，有時雙方會誤解對方的意圖，這意味有時會從原本的競爭基礎線上轉變為更大程度的波動，因為雙方都對他們認為對方正在做的事情做出反應。”
二是雙方雖然不總是能互惠互利，但利益仍有一部份重疊。 “軍事關係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你不會在這些管道中解決台灣或南中國海的爭端，但我認為，兩位領導人都不希望因為發生軍事失誤，讓他們不得不應對事態升級，甚至更糟的境地，那就是發生衝突。”
關於台海局勢，他表示， “我認為衝突不是不可避免的，美國利益的核心是和平與穩定。這是過去幾十年印太地區繁榮的基礎，這個地區的人民可以通商、貿易、區域內人員流動，在沒有戰爭的環境下蓬勃發展。 所以我認為，如果我們以此為出發點，我認為衝突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我確實認為美國和台灣非常關注這個問題，那就是如何確保北京領導層永遠不會認為他們的軍事選擇是可行的，或者成本是可接受的。國務院主管中國與台灣事務的前高級外交官說。”
華自強在美國國務院擔任外交官近30年，多次赴中國履職。他談到和中國外交官交流經驗時說，“在過去30年的大部分時間裡，我很幸運能與中國外交官打交道。我要說的是，無論人們對中國的政策或政治制度有甚麼看法，他們確實有一個非常專業的外交核心。很難偏離既定界限太遠，尤其是在正式會議上。”
華自強認為，隨著中國整體外交政策變得更加自信，領導階層希望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發揮更大的作用。 “中國外交經過了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裡，戰狼主義、在講台上語調的變化，標誌著中國外交進入了一個不同於以往的時代。”他說，“但我實際上認為，在某有些方面，系統中有很多人了解這些策略的適得其反的性質，而且近年來我看到他們在公開表達外交政策觀點的方式上進行了一些策略上的重新調整”。
談到戰狼外交，華自強說，“如果你對中國國內觀眾講話，‘戰狼主義’可以令人感到非常滿意。但我認為這實際上讓許多其他國家感到惱火，”華自強說，“當你聽起來太像是一頭戰狼時，你讓人覺得不負責任、魯莽或傲慢。這些國家最終可能是北京得以如願還是華盛頓得以如願的決定性因素”。
對於目前選戰激烈的總統大選，曾在拜登政府裡主管中國事務的華自強認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賀錦麗的的政策可能與拜登政府相近，特朗普團隊在貿易問題上提到了美中貿易失衡的問題。但華自強指出，更重要的是“他們明年春天組成內閣之後，他們將如何將政治立場轉化為新政策”。
華自強說，關於中國議題，他的觀察是選民主要集中在貿易問題和不公平感、認為美中缺乏互惠以及中國在芬太尼危機上負有部分責任，但是他強調，與中國有關的這些問題雖然重要，「但並不是選民最關心的核心議題，特別是對於將決定選舉結果的搖擺州來說」。
拜登總統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可能在年內二十國集團峰會或亞太經合組織峰會期間再次會面，華自強認為，會面在總統過渡期間具有重要意義，是幫助新舊政府建立橋樑的機會。 “如果是拜登到賀錦麗的過渡，這會更容易，因為民主黨人更有可能談論過渡將如何運作，”他說，“但如果是拜登到特朗普(的過渡)，我仍然認為拜登總統可以就如何避免回到2022 年的事件提出建議，如何就伍德賽德峰會以來所取得的成果進行反思。”
以下是這次專訪的全文翻譯。求語句流暢，部分文字稍有刪減：
記者：拜登總統和習近平主席在加州會晤已經快一年了，他們為美中關係設置了護欄，並承諾保持溝通管道暢通。此後雙邊展開多輪不同等級的會談。您如何評估進度？您是否看到這些會議產生了有意義的成果？
華自強：我認為我們要將這次伍德賽德峰會視為行政當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的高潮。首先在第一階段，拜登專注於重建美國國內實力、重振全球夥伴關係和聯盟，然後以此為基礎，從相對優勢的地位與中國打交道。因此，在前兩年期間，美中關係在某些方面可以說不是優先事項。它(美中關係)很重要，但主要是透過領導層外交來管理的，在中國當前的政治格局中，這是最重要的管道。然後，我們知道2022年發生的事情，前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訪問台導致局勢螺旋式下降，拜登和習近平秋季在巴厘島峰會上做出了穩定關係的初步努力，但幾個月後，監視氣球事件再讓(美中關係)橫生枝節。因此，我認為我們現在擁有的是圍繞領導層管道建立的更加穩定的平台，一些正在進行共同努力的適度區域，以及內閣級別的高級別授權渠道網絡，其中包括(白宮國安顧問)傑克·沙利文，他們嘗試在邊界、護欄內管理衝突和競爭，以避免我們在2022 年看到的完全螺旋式下降的情況。
記者：看起來在拜登總統和習近平主席上次會面之後，兩國恢復了軍方對話，談到了在芬太尼方面的合作，您認為談到了足夠的具有關鍵性和實質性的話題嗎？
華自強：我認為保持通路開放始終很重要，原因有很多。一是在美中關係中，當雙方沒有對話時，有時雙方會誤解對方的意圖，這意味有時會從原本的競爭基礎線上轉變為更大程度的波動，因為雙方都對他們認為對方正在做的事情做出反應。所以這(溝通管道開放)是一個適度的目標。但第二點是，我確實認為，在某些領域，雙方不見得是互惠互利，但現實是，雙方的利益實際上有一些重疊，軍事關係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你不會在這些管道中解決台灣或南中國海的爭端，但我認為，兩位領導人都不希望因為發生軍事失誤，讓他們不得不應對事態升級，甚至更糟的境地，那就是發生衝突。因此，這是這些管道的適度目標，保持局勢穩定，即便在大背景下，美中關係從根本上來說是個相互競爭的關係。
記者：美國多次表示，會與中國競爭，但不尋求衝突。但如果真的發生衝突，台灣可能是引發衝突的問題之一。習近平也多次表示，和台灣“統一”是不可避免的，中國也正在努力獲得越來越多的能力來實現這一目標。您認為中國對台灣的入侵是不可避免的嗎？美國應該採取什麼措施來阻止這種入侵？
華自強：沒有什麼是不可避免的，但我認為我們在看待台灣議題時應該首先認識到，美國和中國在這個議題上存在分歧的時間比你我在世的時間還要長，這還沒有因此導致戰爭。因此，儘管雙方都對這個議題不太滿意，中國反對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美國反對中國解放軍的非同尋常的現代化努力，也反對中國領導層暗示其在這個議題上有更大緊迫感的言辭。
我認為衝突不是不可避免的，我認為美國利益的核心是和平與穩定。這是過去幾十年來印太地區繁榮的基礎，這個地區的人民可以通商、貿易、區域內人員流動，在沒有戰爭的環境下蓬勃發展。所以如果我們以此為出發點，我認為衝突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我確實認為美國和台灣非常關注這個問題，那就是如何確保北京領導層永遠不會認為他們的軍事選擇是可行的，或者成本是可接受的。如果這個狀態可以維持，那麼我認為這將由外交官和雙方之間的溝通管道來謹慎處理這個問題。
記者：但是您認為習近平是怎麼想的？威懾策略對他真的會有用嗎？
華自強：我無法說明習近平的想法，但我認為我們可以從客觀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我的意思是，是的，解放軍的現代化努力是非同尋常的。無論是傳統領域還是太空、核子和網路等新興領域的建設都達到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根本上來說，它針對的就是台灣可能發生的情況。但我也認為，你在台灣看到的是，面對正在發生的事情，現任領導層更加重視建立台灣的不對稱防禦，並以波羅的海國家和其他國家的方式動員民用設施，確保跨境兩棲入侵不僅從軍事角度來看是困難的，而且北京將面臨如何控制一座平民本身動員的島嶼的根本問題。因此，這並不是一個旨在挑起衝突的策略。這是為了增強威懾力，讓從政治層面管理這個議題提供更大的空間。
記者：在您擔任美國外交官的職業生涯中，您不僅坐在最前排，也親自在舞台上塑造了美中關係，所以我想了解您和中國同行打交道的第一手經歷。他們是怎麼樣的？有甚麼不同？有哪些引人注目的、也許是最具挑戰性的方面給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華自強：在過去30年的大部分時間裡，我很幸運能與中國外交官打交道。我要說的是，無論人們對中國的政策或政治制度有什麼看法，他們確實有一個非常專業的外交核心。他們的系統裡有非常有才華的人。我認為在過去的幾十年裡發生的變化是，這個系統變得更加紀律嚴明。因此，中國外交官很難偏離既定界線太遠，尤其是在正式會議上。所以我認為，當我們透過系統的結構限制來看待它時，我們不應誤解這個系統裡的人才水平。如你所知，隨著中國的整體外交政策變得更加自信，領導層已經談到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發揮更大的作用。中國外交經過了一些時期，在這個時期裡，戰狼主義、(官員)在講台上語調的變化，標誌著中國外交進入了一個不同於以往的時代。但在某些方面，系統中有很多人了解這些策略的適得其反的性質，而且近年來我看到他們在公開表達外交政策觀點的方式上進行了一些策略上的重新調整。
記者：我們聽說過很多關於中國外交官的軼事，說他們必須按部就班，幾乎沒有迴旋的餘地。根據你的經驗，情況是這樣嗎？
華自強：我認為我們不能只從中國的角度看問題，那其實是專制制度的典型特徵。我的意思是，我曾在我之前的任期內會見過利比亞的外交官，他們的情況非常相似。所以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制度問題，而不是個人問題。這些都是紀律嚴明的專制體制，訊息傳達得非常清楚、準確。美國則有點像是演奏即興爵士樂，我們傳達了訊息的主旨，但並不總是那麼精確，但作為外交官，這確實給了你更多的許可來嘗試塑造和調整你的思維。
記者：中國目前看來已經不再“韜光養晦”了，您認為這種外交戰略轉向的原因是甚麼呢？
華自強：我認為這在某些方面是一個自然的進程，隨著他們的國內生產總值和國力的增長，隨著他們在十年前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任何國家都會自然而然地傾向於在國際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認為挑戰在於表達國家雄心的特定方式，無論是在重塑某些國際秩序的過程中，從根本上挑戰了對美國人來說重要的事情，無論是在中國週邊地區，對日本或南中國海聲索國，或在與印度的實際控制線沿線，中國都採取了更加強硬的態度。我認為在經濟領域，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大，管理其經濟模式的影響已成為一個更大的挑戰，因為十年前的國際收支順差與今天相同百分比的國際收支順差有很大不同。在科技領域，我認為兩國政府面臨的挑戰是科技的發展速度遠遠快於政府架構所能考慮或監管的速度。因此，這是美中策略競爭的核心領域，雙方的競爭變得越來越激烈和緊張。
記者：您是否可以詳細講一講中國外交策略上的重新調整如何改變了他們的國際形象？
華自強：我認為真正的問題是，如果你對中國國內觀眾講話，“戰狼主義”可以令人感到非常滿意。但我認為這實際上讓許多其他國家感到惱火。坦白說，我認為第三國普遍希望美國和中國負責任地處理兩國關係。但事情沒那麼簡單。我認為策略溝通的部分在於有時當你聽起來太像是一頭戰狼時，你會讓人覺得不負責任、魯莽或傲慢。所以，它可能在一個國家的內部政治中發揮作用，但這對拉攏第三國群體幾乎沒有幫助，這些國家圍繞著不同問題形成這些不斷變化的聯盟，他們最終可能是北京得以如願還是華盛頓得以如願的決定性因素。
記者：我想在您與同事和同行的討論和辯論中，習近平的名字可能經常出現。您認為他是個甚麼樣的人，是甚麼樣的領導人？您認為他對中國、對美中關係的願景是甚麼？
華自強：我與他見面還不夠多，不足以讓我說我對這個人有深入的了解。但我能說的是，我認為在他任職期間，無論是在之前的角色還是現在的角色中，他透過一系列演講，有些是私人的，有些是公開的，鋪陳了一種世界觀，一種讓中國民族復興的願景。它有很多組成部分。我腦海中的問題不僅是這個願景是什麼，以及他的願景和美國的願景在哪裡相互矛盾。對我來說，任何一方最終實現某些野心，都不是板上釘釘的事。我的意思是，我認為，當我看到中國經濟今天的狀況時，那可能意味著(中國)有能力實現某些野心。我們必須在這些預測中保持謙虛，承認我們不知道的事。但我認為這才是當前最重要的問題。
記者：在習近平在掌權之前，美國對中國採取了接觸政策，認為透過更多地與中國接觸，中國至少可以更加開放。但現在發生的事情似乎恰恰相反。那麼您認為美國可以做些什麼來讓中國重回這條軌道，或者是否仍然希望讓中國重回這條軌道？
華自強：我個人認為，“接觸”的標籤有點過於兩極化。我認為對有能力的國家來說，與朋友、競爭對手、敵手進行對話其實是很正常的。這種事常發生。美國在阿富汗戰爭最激烈的時期與塔利班進行了談判。對我來說，擁有溝通管道不是問題。問題是，你如何使用它們？我認為這就是區別所在。 15 或20 年前，我們的目標是利用這些管道直接影響中國政策各方面的演變。我認為今天發生的變化是這些管道的目標不同了。其目的是確保雙方明確了解對方的意圖，並負責任地管理策略問題。但其中還有一個因素，這再次涉及第三國、這些重要聯盟如何看待這個更廣泛的問題。因為如果他們沒有看到美國的努力，他們往往會得出結論，認為美國才是不負責任的夥伴。因此，我們必須記住，如今使用高級別授權管道某種程度上不是僅與中國相關，這也與透過聯盟網絡來塑造中國週邊的環境有關。
記者：如您所知，國務卿布林肯多次表示，中國是“唯一一個既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又有日益增強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該如何調整對華政策？
華自強：我認為你引用的國務卿布林肯在兩年前的演講中提到的這句話，奠定了本屆政府對華政策的架構，我認為這涉及了我所說的，在之前那個時代，這些管道用於不同的目的。當時我們試圖談判大型框架協議，試圖激發關於改革的辯論。根據中國體制中的一些定義，我認為那個時代已經讓位給這個新的時期，在這個時期，通路具有不同的功能。因此，即使雙方在一個問題上存在根本分歧，正如我們在軍事關係等領域所看到的那樣，美中仍然希望避免意外衝突的發生。因此你圍繞這些新目標重新調整管道的用途。
記者：我還想問中俄關係。中俄、習近平和普京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中俄剛剛進行了印太地區最大規模的演習之一，而且他們正在加強在該地區的合作。那麼這背後的動態是甚麼呢？您認為美國足夠了解這種動態嗎？
華自強：我認為我們必須始終保持謙虛，並不斷更新我們的理解。但我確實認為，目前清晰的是，中俄關係在過去10年裡朝著一個非常重大的方向發展，這主要是一種高層關係，並且我認為這是由對美國意圖的共同恐懼和猜疑所驅動的。它誕生於阿拉伯之春的顏色革命時期，北京和莫斯科都擔心這些會蔓延到他們的領土上。但我認為，自那以後，它更成為了一種地緣政治對沖，以對抗中國眼中在其後院出現的「亞洲北約」。我認為，客觀現實更多的是一種安全困境，印太地區的國家看到了北京力量的增長，看到了其意圖缺乏透明度，並看到了更多使用這種權力來實現其目標的決斷和意願。他們自然會互相指望，並指望華盛頓形成一種對沖，因此你看到“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的功能被重新調整，那是20年前海嘯後建立的人道主義救援架構，現在它致力於解決海域意識等問題。你看到了美國、英國和澳洲之間達成奧庫斯(AUKUS)協議，這些新的三邊機制，包括南韓、日本和美國之間歷史性的高峰會。我認為這些動態都是相互關聯的。這些國家正對對中國的恐懼做出反應，這導致中國加深了與俄羅斯關係的對沖作為回應。
記者：有觀點認為，正是四方對話、AUKUS和美國的此類戰略，或制裁，將中國推向了俄羅斯。
華自強：你知道，的確有這些敘事。我認為我們必須傾聽各方的敘述。但我認為，更客觀的現實是，如果中國管理其野心的方式是利用和平手段、解決衝突、仲裁、爭端解決機制、普遍認同的管轄主權、航行自由和海洋法的框架，海洋，這將給該地區國家呈現出與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截然不同的景象。中國現在試圖在南海、東海及其邊界沿線推行一套新的規範，在這種環境下，很難說其中許多國家採取的防禦措施是為了挑釁中國。
記者：您認為我們能期待習近平政府會使用這樣的和平手段嗎？
華自強：我認為這就是威懾的用處所在。這取決於北京所認為的成本有多高。人們擔心，如果北京所認為的成本不會很高，這會激勵他們利用這些工具來實現某些領土目標和其他目標。
記者：在這個選舉季，拜登政府的中國政策常被共和黨競選團隊批評過於軟弱。你對此有何看法？
華自強：美國正在選舉，所以很明顯，你永遠不會聽到有人說某人的政策太強硬。我認為，老實說，現實是，在我看來，這次選舉並不是關於中國，而是關於其他議題。中國會被提到，但如果你看它在共和黨和民主黨大會演講中比重，有些與中國有關的問題很重要，但我認為我們必須保持這種觀點。其次，我認為，在我看來，對選民最重要的問題集中在貿易和不公平感、缺乏互惠和芬太尼上，多年來，芬太尼是一個問題，與中國這些前體化學品的生產商有直接關係，所以我認為這類問題在邊緣很重要，但對美國選民來說並不是核心問題，特別是在將決定這次選舉結果的搖擺州。
記者：對於中國，對於在中國正在看這場選舉的觀察家來說呢？賀錦麗的中國政策與拜登總統的會有甚麼不同？如果特朗普再次掌權，中國又會面臨甚麼？
華自強：我可以對此發表我的看法。我認為這在中國的情況是另一回事。但我認為我們現在必須說的是，我們正處於一場競選之中。所以你知道，為了公平地對待兩位候選人，我們應該判斷的是，他們明年春天組成內閣之後，他們將如何將政治立場轉化為新政策？我認為，賀錦麗的團隊已經表達了一個普遍觀點，即她的政策將與拜登的政策保持一致。特朗普團隊和前總統特朗普本人談論了兩國關係的一些方面，特別是貿易，他們認為美中貿易失去平衡。但我再次強調，有關(美國對華政策)會出現改變還是會保持一致的答案，我們只有到明年春天內閣就位時才會知道。而這些新的國家安全和經濟團隊有機會在賀錦麗或特朗普政府中留下自己的印記。
記者：拜登總統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可能會在今年稍後再次會面。那麼您認為這次會議的前景是甚麼？您希望在這次會議上看到甚麼，使會議更具建設性或影響力？
華自強：這將是一個關鍵時刻，因為本次會議在巴西舉行的二十國集團峰會期間舉行，要么在秘魯利馬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期間舉行，具體取決於舉行地點。這些在高峰會間隙舉行的會議在總統過渡期間具有重要意義。我認為他們可以利用它作為幫助新舊政府交替過程中建立橋樑的機會。如果是拜登到賀錦麗的過渡，這會更容易，因為民主黨人更有可能談論過渡將如何運作。但如果是拜登到特朗普(的過渡)，我仍然認為拜登總統可以就如何避免回到2022 年的事件提出建議，如何就伍德賽德峰會以來所取得的成果進行反思，但我想你可能會抱著不會太高的期望去看這個會晤。
記者：我知道在這種層級的會議上，雙方領導人與領導人之間會進行許多會談。那麼，有多少是由領導人決定的，有多少是由內閣成員決定的？
華自強：我認為兩國體制截然不同。我的意思是，美國的體制更像是一個自下而上的體制，而這種體制的對華政策是由在任總統決定的，但該政策的許多方面和層面都是關於內閣層面，在美國行政部門和立法部門等之間的互動中實現的。而中國的體制下，對美國的政策是由最高層制定的，因此你必須向官僚機構發出明確的信號，讓他們能參與任何特定問題的討論，在美中關係變得更加緊張的時候尤其如此。因此，我想這就是我對兩邊官方管道運作方式的整體描述。然而我們必須記住，這些並不是兩國關係的全部，我們還有商業管道，兩國之間仍保持5600億美元的雙向貿易關係，兩國社會之間的關係雖然有所萎縮，特別是在新冠疫情時期，但仍保持著強勁的發展勢頭，雖然是比較多中國人離開中國，來到美國，而不是我們的學生和學者去中國。
記者：我知道你也密切關注中國國內事務。那麼，有哪些時事，或是一些新聞最讓你印象深刻呢？
華自強：我認為對大多數普通中國人來說，是關於經濟狀況、房地產市場、教育和醫療變得更加困難和昂貴。同樣，我認為這些問題都是經濟結構轉型的結果，而經濟結構轉型正處於一個非常困難的階段，而房地產的周期性衰退以及疫情封鎖期過後缺乏真正的反彈，都加劇了這一問題。因此，很難說這些問題何時會好轉。但我認為，對於普通中國人來說，就像任何地方的普通人一樣，當我來往於這個國家時給我的感覺是，人們時不時會關注更大的問題，但很大程度上是他們的日常生活以及這些經濟和社會因素對他們的影響。
記者：我們聽到美國說希望改善與中國的民間關係。你認為這段關係在不久的將來會好轉嗎？
華自強：我認為，這其中有許多挑戰。我的意思是，在某種程度上，(美中)雙方都有興趣讓自己的社會聯繫起來，因為這對相互理解很重要，這對清楚地溝通雙方的現實情況非常重要，這對研究很重要，對學者來說也很重要。這些管道是有價值的，但它們正被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受到考驗。這些方式包括使用影響力工具，(中共)統一戰線的活動，例如我們在紐約看到的這起涉嫌案例。這些管道正在接受所謂的非傳統資訊蒐集者的考驗。你知道，這些人在美國旅遊或經商時，會從事一些邊緣的間諜工作。因此，雖然這只是整體面向中很小的一部分，但它確實會對局面造成影響。我認為關鍵在於，你如何找到方法，保護好的部分，同時讓執法機構以精準的臨床外科手術方式應對挑戰。在我看來，這才是真正理想的局面。
記者：我的最後一個問題是，您從事中國問題研究已有近三十年的時間，您認為美國普通民眾過去對中國的看法發生了哪些變化？
華自強：你知道，這很有趣。民調顯示，美國人對中國政策的許多方面感到擔憂。他們十分關注不公平感、十分擔憂智慧財產權的竊盜和芬太尼帶來的禍害，以及它與中國對芬太尼前體出口的某些執法方面的關係。但我也認為，當你看民調時，有趣的是美國人並不想與中國開戰，美國人不希望發生衝突，也不憎恨普通中國人，我認為記住這一點很重要，因為中國佔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仍佔全球經濟的18%，無論中國未來的發展軌跡如何，兩國都必須找到共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