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r browser doesn’t support HTML5
春節剛過,中國一些網站再次刊登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 引起廣泛的議論之後又撤回。有評論說,中國傳統文化就是中共破壞的。還有人說,所謂復興就是兩個字:帝制。
高調仰視舊有文化 各方議論不絕於耳
共分四大部分18條說明的意見書說,“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層、更持久的力量。中華文化獨一無二的理念、智慧、氣度、神韻,增添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內心深處的自信和自豪。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實際上,這份意見書早在2017年1月25日已經發出,此後每年都會在一些官方網站上重提;而本次再度重提之後又被神秘撤回,不過,卻受到更加廣泛的關注和議論。
“中國瞭望”稱,中共執政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系統性破壞,現在聲稱要“復興傳統文化,本身就是巨大的諷刺”。
中國政治學專家吳強博士在接受“明鏡”採訪時說,提出復興傳統文化,應該是為了“彌補和代替早已解釋不通的馬克思主義學說”。
吳強說:“文化保守主義在習近平上台以後一直存在;現在再度提出,可以為明年的中共第二十大的意識形態的修正起鋪墊作用,為習的第三和第四任期在文化上作準備。”
吳強指出,二十大基本將圍繞解決理論瓶頸的困難。現在,理論學者、大學教授要在此之前做文化取向上的意識形態建構,“看得出,習會在明年二十大上以一個帝王君王的角色出現。”
北京天安門八九中國民主運動領袖之一王丹在臉書上說,全面復興傳統文化,“就是兩個字:帝制。”
加州州立大學教授宋永毅告訴美國之音,撇開傳統文化中的糟粕不說,儒家文化講究“道高於君”,就是理道高於君王,這與西方民主理念不謀而合,“中共能複興這點嗎?”
吳強說,這種所謂復興的提法根本沒有新意,“無非是用來規訓中國精英和老百姓的那一套,結果就是殭屍復活、沉渣泛起”。
有分析稱,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哲學理念各有視覺和主題,比方說儒家、法家、墨家、道家和佛家世界觀都不相同。中共要取哪一家呢?
中國知識界高舉“中國人”旗幟
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大衛·歐恩彼(David Ownby),在接受美國胡佛研究院採訪時說,在前蘇聯垮台、中國崛起和美國2008年引發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很多知識分子認為,歷史進入了轉折時期,感到“現在進入了中國世紀,這當然導致了中國的自我慶賀。我看到的是,很多中國知識分子利用這個機會,幾乎重新思考了所有的事情,包括中國的過去、今天和未來。”
歐恩彼指出,這其中就包括一派新儒家知識分子。這個流派認為,一百年前擺脫儒家思想的五·四運動,“是一個負面的思維,是試圖用西方的方式來解決中國的問題,就是用自由民主或者蘇聯社會主義來解決問題。這兩者都不對。他們的意思是,中國現在的成功,是中國重新發現其文化核心,與強大的民族傳統相結合的產物;他們認為,我們成功了,因為我們是中國人。”
英國廣播公司BBC刊文稱,所謂的中華民族,或者中國人,應該是包含蒙古族、藏族、維族等在內的五十六個民族。但實際上,中國官方主流所說的中國人,主要指佔人口90%的漢人;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指的是漢文化的復興。
有網友調侃說,實際上,無論回到中國歷史上哪個朝代加以復興,“那些都沒有能夠延續下去呀。”
馬列已僵,知識分子助推中國夢
歐恩彼指出,清華大學的甘陽教授提出,要統一三大“傳統”,即儒家思想的人格主義、毛的公正感和鄧的市場效率;“他認為,正是挑選了這三個傳統並加以合併才實現了騰飛;所謂的中國夢,就是既是保守主義,又是烏托邦”。
歐恩彼認為,這樣的思考大概從2000年就開始了,持續了大約15年,發生在習近平提出中國夢政治口號之前。
歐恩彼說:“習近平上台之後,還是試圖聽從知識分子的聲音,後者提供內容,習近平將之推上檯面。知識分子向習近平提出了建議,讓他採用儒家內容,加上新左派思維,生產出一個中國夢和偉大的民族復興之類的理念。”
歐恩彼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種種思考,都不是關於個人自由,也不是關於脫離共產主義極權的自由。
有分析稱,“自由”才是中國與文明世界的分水嶺;即便在傳統的專制制度下,人民仍然享有很大的自由,包括言論自由和遷徙自由;而在二十世紀初期開始出現的共產極權下,人民不僅沒有發言權,連基本的日常生活自由都喪失了(大饑荒時期,人們出去要飯都需要憑證明),可見,極權比專制要可怕得多;“而極權的對立面就是民主和自由。”
歐恩彼教授說:“美國幻想過,隨著中國經濟發展,自由和民主將成為必然的結果,但是這沒有發生。為什麼?我認為,部分原因是來源於前蘇聯的坍塌。美國人認為,蘇聯奔潰太妙了,共產主義終於倒台了;但是,中國人卻完全沒有慶賀蘇聯垮台,儘管我不知道中國和蘇聯之間存在多少愛。中國看到的是廣泛發生的政治混亂,帝國的奔潰,國家影響力的消失。這點對他們影響深遠。西方觀察者不知道是否注意到這一點。”
加州州立大學的宋永毅教授對美國之音說:“總體來說,傳統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民主自由的追求,大大低於狹隘民族主義,和所謂的富兵強國的追求。這是他們的一個老傳統。”
宋永毅說,舉例說,1949年,時任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發表了中美關係白皮書,希望中國民主派人士的中間勢力發揮作用,“但是,中國的所謂民主黨派為代表的中間勢力,以及他們所代表的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其實不像美國所以為的那樣,是帶有西方思維的自由主義者,他們根本不是中間勢力,只是中共的幫閒。”
宋永毅說,不過,鏡頭回到今天,最近幾十年,這樣的格局有所變化,像許章潤等這樣一批知識分子,已經放下了狹隘民族主義思維,“前景還是樂觀的”。
政治學專家吳強博士說,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中共過去一百年中,一直把自己打扮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產兒、承襲者和旗手;但是,今年中共百年,不會再提五·四,而是要成為叛逆者,回到被自己打倒的孔家店的店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