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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共總書記和國家主席江澤民逝世 如何評價其一生？ （第二部分）
從1989年6月23日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到2005年3月8日卸任中國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在中國政壇最高舞台上的聚光燈下活躍了將近16年。 2022年11月30日，江澤民最後謝幕。
鎮壓民運、法輪功
在江澤民時期，他不僅停止了政治體制的改革，而且加強了對異議人士的鎮壓和迫害。
斯坦福大學研究員吳國光博士說：“由於在89以後共產主義政權危機的這樣一個背景下，掌握中國的政權，所以他延續了1989年天安門鎮壓的邏輯和做法。實際上在江的時期，共產黨對整個社會力量的鎮壓並沒有減弱，而是在不斷的用各種方式加強。我作為19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參與者，我們在1989年以前所引入的一些改革中國政治體制的措施，在1989年天安門鎮壓之後，在江澤民的主持下，反攻倒算是非常地這個便利。”
當時，美國總統克林頓公開表示，人權高於主權。吳國光認為，江澤民作為中共政權的代表，對這一點非常害怕。 1990年12月18日，美中之間開始展開人權對話。到2012年為止，雙方一共進行了17次人權對話。結果是中國人權狀況毫無改善。
在江澤民時期，影響廣泛和久遠的一項鎮壓就是查禁據說當年有上億練功者的法輪功。
吳國光博士說：“比如說對法輪功的鎮壓，對輿論的控制，都發展出了一套東西。那麼這個政治鎮壓，我想也是使得中美關係出現衝突的一個本質的因素。政治鎮壓主要是指國內，但是它和中國共產黨要維護自己的權力壟斷的地位是直接相關的。那麼中國共產黨要維護在中國的權力壟斷的地位，當然就對美國這樣一個民主制度、自由價值非常地抵觸，當然就會發生中美在對外關係上，在安全問題上等等有衝突。”
中國事務專家胡平說：“鎮壓法輪功毫無疑問是他在當時做的最大的一個決定，也是後果最嚴重的一個決定。而這個決定是跟他個人因素有很大的關係，因為當時中國的高層，像朱鎔基這些人都並不贊成他這麼做，所以這是他實在，純粹是個人的決定，這個成分很大。而這件事情造成的後果，不要說對法輪功本身的鎮壓，而且它也使得江澤民他自己朝著強硬路線這方面走的更遠。”
在江澤民時期，中國和美國之間有過幾次高調的人質外交，顯示江澤民比較現實。一次是著名的人質外交是北京西單民主牆的魏京生。 1978年，一些人在北京西單貼出帶有不同政見的大字報，被稱為西單民主牆運動，魏京生積極參與，最著名的是題為《第五個現代化：民主與其它》的大字報，提出“中國人民要現代化，首先必須實行民主，把中國的社會制度現代化”。 1979年3月25日，魏京生又貼出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直接抨擊當時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是獨裁者。據說鄧小平因此被激怒。兩天之後，魏京生被逮捕，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 1993年9月14日，北京為了爭取主辦2000年的夏季奧運會，釋放了魏京生。
魏京生說：“第一次93年假釋是為了爭取奧運。據說是政治局常委開會，大家決定還是要放了魏京生，不然的話國際社會的輿論壓力太大，他們那時候爭取辦奧運嘛，所以後來委託江澤民去找鄧小平，跟鄧小平談判，最後鄧小平同意了，所以才把我假釋出來。”
1994年4月，魏京生再次被捕入獄，並且判刑14年。
魏京生說：“後來就是讓貿易和人權也脫鉤了，克林頓政府開始計劃新的東西，就是要跟中國更緊密的合作。這樣的情況下，中共領導層感到沒有壓力了。第二次審判的背景就是美國的綏靖政策使共產黨高層覺得不必要考慮美國因素了，所以就把我抓，第二次又判刑了。”
1998年，美國總統克林頓準備6月訪華。在此之前，克林頓政府要求中國政府釋放魏京生。
魏京生說：“克林頓政府要求一定要釋放我，江澤民呢最後還是說服了那一派，還是把我送到美國來了，滿足了克林頓的條件，因為克林頓他要下一步給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加入WTO什麼。他做這些事需要在美國減少人權方面的壓力，中共那邊也同意了。在這件事上據說江澤民是主動的。他要答應克林頓條件，但是他在黨內還是有很大阻力。”
1997年11月16日，魏京生被流放美國。
江澤民時期美中之間的另一次高調的人質外交是中國民主黨創始人徐文立被流放美國。
徐文立是1978年北京西單民主牆的重要參與者，當時主編《四五論壇》雜誌。 1981年4月被捕，第二年被判刑15年；1993年5月被假釋。
上個世紀末，中國出現過一次民間組黨浪潮。徐文立是重要推動者。 1998年11月，徐文立等人建立中國民主黨京津黨部。
徐文立說：“江澤民對於1998年的組黨，在黨內做了一個非常嚴厲的指示，就是說不允許有任何的政治力量借各種藉口來組建不同於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組織。
1998年11月30日，徐文立由於組建中國民主黨再次被捕入獄。中國這次組黨浪潮遭到嚴厲鎮壓，各地組黨人士紛紛被抓被判。
徐文立說：“我一次判刑是15年徒刑，我提前了一年多被假釋出來；這一次是判了13年徒刑。”
美國911恐怖襲擊發生以後，中國向美國表示聲援，兩國關係轉暖。
徐文立說：“據說大概情況是這樣：在上海舉行APEC會議的時候，當時的總統是小布殊。在會議期間，美方向也出席APEC會議的俄羅斯的總統普京發出了邀請他到美國訪問，而且承諾這次到美國訪問不但是在白宮用紅地毯迎接他，還歡迎他到他的家鄉德克薩斯去烤牛肉。這種在自己總統的家鄉烤牛肉方式接待外國領導人，在美國是最高的外交禮儀，比僅僅到白宮鋪紅地毯的迎接還要更高的外交禮儀。”
徐文立說，江澤民很快得到了這個消息，也要求中方外交人員要求美國給予江澤民同樣的外交禮遇。
徐文立說：“能夠實現跟普京一樣的不但得到紅地毯在白宮，而且到德克薩斯烤牛肉這種最高的外交禮儀來接待他，作為他最後離任之前的最後一次訪美。然後美方就說，就你們把徐文立給釋放，就是組民主黨，民主牆時期的這個徐文立給釋放了，江澤民到美國訪問用這種高規則的禮遇接待他不是問題。這個時候據說江澤民就同意了這個要求。”
2002年12月24日，在徐文立服刑4年之後，中國以“保外就醫”的理由將徐文立流放美國。
徐文立說：“判了13年徒刑，四年左右就被以保外就醫來到了美國。我當然不認為我的釋放就說明中國人權狀況有什麼根本性的改變，但是跟上一次一樣，我在為中國的最惠國待遇被釋放的那個情況有點類似，這次就讓中共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得到了最高的外交禮遇，就由於江澤民的好虛榮，讓我得以比較提前的釋放來到了美國，但是對於民主事業有多大的貢獻，我談不上，只是說作為我個人和我的家庭，我獲得了自由。”
江澤民給中共留下的政治遺產還有今天習近平所說的中共“兩個一百年”的目標，即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之際（即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年時（即2049年）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兩個一百年”的基本概念是1997年9月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上提出的。
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理論。所謂“三個代表”就是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三個代表”被寫入黨章，與此同時，江澤民提出讓私人企業家入黨的政策。
徐文立說：“他替中國共產黨明智地提出了“三個代表”，並不表明中國共產黨真地放開了胸懷，能夠接受不同的看法和意見，甚至包括他們過去要打倒的資產階級或者一些高級知識分子，採取的比較開明的這樣一個辦法，並不表明他的共產黨的邪惡本質有任何改變，只是想擴大他們的統治基礎和鞏固他們的統治。”
和平移交權力第一人
2002年11月15日，江澤民卸任中共中央總書記；2003年，江澤民卸任中國國家主席；2004年9月和2005年3月，江澤民卸任兩個軍委主席職務。
胡平說：“江澤民本人並不願意把權力交出來，尤其不願意交給胡錦濤，但是他最後還是交出來了，雖然軍委主席拖了兩年，拖泥帶水，但最終畢竟還是交出來了。”
吳國光說：“江澤民能夠把總書記這個位置和平地讓出來，這個確實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非常罕見的例子。江澤民實際上就是學了鄧小平，和平移交最高權力。但是今天我們已經可以看到，這個是沒有持續性的。江澤民和胡錦濤和平地移交了共產黨最高黨魁的這樣一個位置，這個作為共產黨的政治制度的進化史上來看，這個是有進步意義的，但是這個進步意義非常有限。”
的確，中共的和平移交權力並沒有形成制度，更沒有約束力，因此導致習近平可以隨意修改憲法中的國家主席任期條款，可以在剛剛結束的中共二十大上打破兩屆任期的常規得以連任。
對江澤民讚譽有加的庫恩在《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中說，江澤民是“一個堅定的社會主義者、社會穩定的維護者，同時又是一個有思想的改革者與國際主義者”。
胡平說：“和胡錦濤，和習近平相比，江澤民就顯得要開明一些。除了他個人的觀點之外，也和當時大觀點有很大的關係。你要和當時，不要說和趙紫陽相比，你就是和喬石，和李瑞環相比，那江澤民在他們同一代的這些高級領導人中間也是更保守、更強硬的。正因為如此，所以他才會被元老看中，他想他當接班人就是看中這一點。”
從這個意義上講，鄧小平、陳雲等中共元老當年選擇江澤民作為接班人是選對了人。江澤民時期，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基本處於停滯狀態。有些事情，江澤民做了，實際等於沒做。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