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方媒體報導說，前中共總書記、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因病逝世，享年96歲。
國家通訊社新華社星期三刊登的《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說，江澤民“患白血病合併多臟器功能衰竭，搶救無效，於2022年11月30日12時13分在上海逝世。”
文章稱“江澤民同志是我黨我軍我國各族人民公認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領導人”，是“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
文章最後稱，“前進道路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要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鬥。”
從1989年6月23日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到2005年3月8日卸任中國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在中國政壇最高舞台上的聚光燈下活躍了將近16年。
如何評價江澤民？
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國光博士評價江澤民說：“共產黨政權的維持者。作為一個大腐敗者，作為一個鎮壓者。他對中國民眾的要求，一邊進行愚弄，一邊進行鎮壓。今天很多人記住江澤民，就是看到了1990年代江澤民時期中國經濟良好的發展勢頭。”
著名中國事務專家胡平說：“他可以說是49年中共建政以來第一個和平交出最高權力的人。”
著名中國民運人士魏京生評價說：“他作為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執行者，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在經濟方面他使中國擺脫了六四以後受制裁的狀況。他對共產黨來說是個救命恩人。但是對於老百姓來說，對於民主來說，他還是一個標準的共產黨。”
著名中國民運人士徐文立說：“江澤民從中國共產黨，僅僅從中國共產黨這個角度上來看，他的歷史地位從目前來看應該是高於胡錦濤，也高於習近平。”
腐敗促穩定
江澤民時期是中國經濟騰飛的時期。江澤民繼續了鄧小平、胡耀邦和趙紫陽開始的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在他當政期間，中國於2000年5月獲得美國的永久最惠國待遇；第二年的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些都為中國進入巨大的美國和西方市場，融入全球化創造了關鍵性條件和環境。
斯坦福大學高級研究員吳國光博士說：“經濟發展，特別是融入全球化，來發展中國經濟。我想在這個意義上他必定要和這個全球化的領頭羊，要和高科技的輸出者美國搞好關係。當時也正是全球信息革命剛剛興起的時候。因為江澤民個人也有工程師的訓練，所以他也懂得這個東西的重要性。”
但是與之而來的是中國官場氾濫成災的腐敗，“無官不貪”的說法便始於江澤民時期。
吳國光博士說：“在江澤民的時期，我們看到中共的政權、中共的官員腐敗是非常嚴重。整個中共的黨政精英大面積的極其嚴重的腐敗是從1990年代中期蔓延開來的。我想也是因為他要收買共產黨的精英。”
有一種普遍的觀點認為，六四屠殺以後，蘇聯和東歐的共產黨政權垮台以後，中共精英內部曾經普遍信念破滅，感覺中共政權沒有前途了。江澤民通過經濟改革開放穩住了中共政權。與此同時，經濟改革開放使政治精英們可以通過他們所掌握的權力發財，結果使他們強烈認同這個政權。
吳國光博士說：“特別嚴重的是在江的時期，由官員的，個別官員的腐敗發展成大面積的高層的、中層的，乃至底層的官員家族的腐敗，這個可能比古今中外任何時期、任何政權在這方面的腐敗程度都要嚴重。這當然就造就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
中國事務專家胡平指出，在64之前中共腐敗的程度還比較低，但是已經出現價格雙軌制，就是官商結合，“官倒”、“官商”就出來了，引起民眾廣泛不滿。這也是89民運規模那麼大，得到一般老百姓支持很重要的因素。 64之後中共一度考慮過要反腐敗，甚至解散了鄧小平兒子鄧樸方的康華公司。
胡平說：“可是過了一會，很快當局就明白過來了，就回過神來了，覺得大可不必嘛。說原來我們怕腐敗，就是怕老百姓不滿了然後去支持民運。現在我們人都殺了，誰敢反對，他們不滿意有什麼關係呢？而且它這個時候又發現腐敗對他們自己大有好處。”
胡平說，當時中國流行兩句話：一句是腐敗使我們的政權更加穩定。江澤民不是政治強人，沒有打天下的經歷，憑什麼服眾呢？
胡平說：“當時64之後，蘇東巨變之後，黨內乾部幹部中的思想混亂是可想而知的。這個時候你打開了方便腐敗的方便之門，大家都去腐敗去了，利用你的權力，利用你的地位就迅速的就去變成了先富起來的人，當然他們也知道，他們能夠這麼快地富起來是和這個體制分不開，所以他們對這個體制就會採取一種比較維護的態度。所以當時腐敗那個時候確實是起到了維護共產黨專制政權這麼個作用。
胡平說，另外一句話就是，腐敗是改革的潤滑劑。因為允許腐敗，所以使經濟改革比較順利。在64之前，中共黨內在經濟改革問題上還有改革派和保守派之分，到了鄧小平“九二南巡”之後，在江澤民時期就沒有了。
胡平說：“經濟上都成改革派了，因為那些官大小官都發現他們可以藉改革之機大發奇財。所以當時腐敗在當年的中共，對中國政權來說，政治上起到了維護、幫助維持一黨專制的作用；在經濟上起到了深化改革作用。”
儘管江澤民禁止軍隊、武警經商，還查處過賴昌星行賄腐敗案，但是他推動了中國的經濟改造，形成了專家所說的權貴資本主義，造成大量腐敗，而且將腐敗推向世界。
吳國光博士說：“克林頓上台以後，沒兩年你看著他訪問中國，實際上就從那就開啟了中美的精英之間合夥發財的這樣一個模式。所以中國的中共大面積的腐敗，開始侵蝕西方民主，也是從江澤民那個時候開始的。”
江澤民和美國，亦敵亦友
江澤民當政時期，美中關係經歷過多次緊張時刻。 1996年3月，台灣舉行第一次總統直接選舉前夕，中國為了恫嚇台灣，干預選舉，舉行了大規模軍事演習，並且向台灣附近海域發射導彈。美國隨即出動兩個航母戰鬥群到台灣海峽附近，對中國形成威懾。
1999年5月，在北約組織轟炸南斯拉夫的行動中，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遭到美軍飛機轟炸。
2001年4月，一架美軍偵察機在海南島附近與前來驅趕的中國軍機相撞，中國軍機機毀人亡，美軍偵察機迫降海南島。
然而這些事件最後都沒有影響美中關係的實質性發展。江澤民先後兩次正式訪問美國；美國總統克林頓和小布什也先後訪問了中國。
吳國光博士說：“在江澤民時代可以既有衝突又有合作，既有握手言歡，又有劍拔弩張。既有像第三次台海危機，1996年台海危機，也有互相擁抱，一起悶聲發大財。”
許多人認為，江澤民對美國具有相當的好感。江澤民曾經當著大學生的面背誦美國總統林肯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說》；他當著外國人大講英文，唱英文歌；他在對香港記者發飆時脫口而出讚揚採訪過他的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60分鐘》節目的記者華萊士（Mike Wallace）；他還允許美國人羅伯特·勞倫斯·庫恩（Robert Lawrence Kuhn）在中國採訪幾十人，給他寫傳記。
庫恩在《他改變了中國 江澤民傳》一書中記述，“‘我受過三種教育’，江有一次曾總結說，‘第一種是中國哲學，尤其是孔孟之道。從上小學起，我就開始背《三字經》。我所受的第二種教育是資產階級教育，特別是西方科學。我所受的第三種教育是馬克思主義教育。’”
胡平說：“跟他（江澤民）的教育背景，他的英文說那麼溜，他那一代人受的又是民國時候受的比較西式的教育，交大這種學校出來的。毫無疑問和胡錦濤，尤其是和習近平相比，江澤民顯然是更親美。這個除了和他早前的教育背景有可能有一定關係之外，我想這也和當時的大環境有關係。因為就像鄧小平講過的嘛，跟著美國的國家都富起來了。”
胡平指出，在那個時候中國以經濟而言，和美國和西方的差距還非常大。所以上上下下普遍的多多少少都有幾分崇美。
胡平說：“一提起美國來，從鄧小平這些人開始，到美國，到日本去，都是抱著很謹慎的態度的。也就是那時候整個中共上層相當一批人，不用說民間了，對美國確實是比較仰視的嘛。這個大背景有跟他兩者都有關係，跟他個人的觀念有關係，和當時的大背景也有關係。”
徐文立說：江澤民相比較胡錦濤也罷，還有習近平也罷，他的知識結構比他們稍微豐滿一些，多多少少接受過一些西方的人文教育。他多多少少還體現了一點西方的文明在他身上所留下的痕跡。這個也反映出中國共產黨在那個時代還有一點點西方文明的表現。但是不表明他真正地接受西方文明和普世價值，只是他作為一個偽裝自己的一個手段而已。
這一點來說，江澤民比其他的共產黨的黨魁要聰明一些。 ”
吳國光博士說：“對一個歷史上的政治人物的評價，主要的不在於看他個人的性格，說他是喜歡喝白酒還是喜歡喝紅酒，他是能說幾句英語還是不能說幾句英語。這個東西可能也起點作用，但是我覺得相對的非常非常的邊緣。還是要看他作為政治領導人領導的政權是什麼性質，他對於這個性質是怎麼樣看，他在他這個國家當時在國際舞台上是處於什麼樣的地位。”
吳國光認為，美中關係之所以走到今天常常針鋒相對的地步，是因為中共政權的本質沒有改變。
吳國光說：“他愚弄民眾，繼續中共的宣傳洗腦，特別是在1989以後，掀起民族主義洗腦的浪潮。”
吳國光認為，儘管中共從未停止洗腦宣傳，但是在1980年代稍有減弱，當時的中共領導人胡耀邦和趙紫陽都不願意再繼續進行愚弄民眾的宣傳洗腦。六四鎮壓之後，由江澤民開始的民族主義洗腦也給美中關係的持續對立和惡化打下了中國的民眾基礎。
（全文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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