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r browser doesn’t support HTML5
劉鶴力挺民營經濟 分析人士：商界聽其言觀其行
中國副總理劉鶴週一(9月6日)出面力挺民營經濟後，人民日報等官媒都解讀為，這是官方拋出的“定心丸”，以安撫民企。不過，劉鶴的話音剛落，中國第二大電商平台京東集團卻同時重磅宣布高層改組。對此，分析人士認為，中國超級富豪如京東集團創辦人劉強東等人對於中共這波的整肅，仍心生恐懼，寧可走人避鋒頭，也不願冒身家風險。至於對劉鶴的力挺民企宣示，分析人士認為，中國商界現在“聽其言、觀其行”，期待在政策面看到官方的具體落實和執行。
京東周一(9月6日)宣布，創辦人劉強東交棒京東零售首席執行官徐雷，卸下總裁一職並淡出日常業務，轉而專注長期戰略和指導年輕經理人。
淡出劉強東明哲保身？
對此一重磅發展，中國網民除了就商業麵點評公司營運和新人事外，也有部分網民直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喊出“共同富裕”口號後，中國大環境和官場容不下富人的風氣似乎越來越盛，中國的商賈巨富最好明哲保身。
一位網民透過微博留言發表意見，他調侃，劉強東下台應該是為了響應習近平的最新訴求，那就是：“共同富裕唄，你當一下總栽，我也當一下。”
面對中共有可能祭出新版“打土豪分田地”的共富政策，也有網民為劉強東未來的安危捏把冷汗。兩位網民分別在微博貼文寫道:“馬上大清洗，(劉強東)不放是想進去(監牢)嗎?”，以及“此時此刻，走是上策。”
劉強東雖然淡出京東的運營，但據騰訊科技網報導，截至2月底，劉強東仍持有京東15.8%的股份，是繼騰訊之後的第二大股東。而且他的股權透過兩間投資公司持有，總計擁有高達八成的投票權，竟比第一大股東騰訊4.4%的投票權高出許多。
換句話說，劉強東還是手握京東集團的實質控制權，也因此引來中國網民調侃:新來的經營團隊都還只是“打工的”。
三大電商創始人的退位潮
不過，繼現年47歲的劉強東之後，中國前三大電商龍頭的創辦人都已經淡出他們所創辦的企業，包括龍頭電商阿里巴巴的馬雲(57歲)和第三大電商拼多多的黃崢(41歲)早都分別於2019年9月和2021年3月就宣布淡出。
三人都正值盛年，健康狀況也沒有大問題，卻早早退出自已所創辦的集團，這讓民間和外媒圈都以“被(迫)退休”來解讀這一波商業巨頭的退位潮，代表人物尤其以互聯網界巨頭為主，包括字節跳動的張一鳴、步步高電子集團的段永平和美團聯合創辦人的王慧文等人。
其中，對於劉強東的退位，兩位分析人士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都認為，民企現在個個是驚弓之鳥，對於中共人治、一黨獨大、高壓監管以及政策往往“一刀切”都很擔心。
他們說，民企不可能因為劉鶴的一席話就鬆懈，相反地，中國超級富豪在評估過主客觀的局勢條件後，大多傾向相信，中共在割民企韭菜的共富主旋律下，民企老闆“現在不退，以後難逃遭整肅”的命運。
中共整肅一刀切民企恐慌
香港城市大學金融及經濟學系客座教授羅家聰告訴美國之音:“整體來說，你看到這些創業賺大錢的老闆都把他們的生意拱手讓出，送給國家，你就可以看得見，所謂共富是怎麼一回事。現在是很清楚的，就是要他們把他們辛苦賺來的這個生意，上繳(給)國家。”
羅家聰說，他認為，現在中國和香港商界對於劉鶴力挺民企的一翻宣示都是持“聽其言、觀其行”的觀望態度，畢竟中共官方抬面上說的那一套和實際作為常常是兩回事。
劉鶴在中國國際數字經濟博覽會9月6日的開幕會上致詞強調，必須大力支持民營經濟發展，使其在穩增長、穩就業、調結構、促創新中發揮更大作用。
劉鶴表示，民營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就業、90%以上的市場主體數量。因此，必須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堅決保護產權和知識產權。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沒有變，現在沒有改變，將來也不會改變！
中國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中共近期透過打擊超級富豪來拉近貧富差距並展現其統治的合法性，因此，位於台北的文化大學國貿系兼任助理教授黃健群說，包括外商和台商在內的中國商界所面對的政治風險變大了。
位於台北的文化大學國貿系兼任助理教授黃健群（照片提供:黃健群）
黃健群告訴美國之音:“(中國)大陸對於這種所謂超級富豪的手段或者說態度會越來越明確，所以變成說，你(劉強東等人)要么就是順勢退，假如不在這個時候急流勇退的話，那到時候可能大家擔心說，要跑，跑不掉。”
黃健群說，習近平主導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從今年開始整頓新經濟平台，主要抓“強化反壟斷”和“防制資本無序擴張”的兩大底線，因為中共逐漸看到，新經濟平台的不少大企業不僅踩到壟斷的紅線，剝削底層勞工，又有財富往少數人累積的發展態勢，這落入西方資本主義所發展出來的金融或經濟遊戲，完全不符合社會主義的市場規模，因此，必須導正。
不過，他說，民間企業對中共這一波的導正或整頓來得又快又急頗為憂心，因為他們本來期待，中共會透過法律頒布或發布規定來慢慢導正。但沒想到，透過一個中共所屬的中央經濟會議就可以拍板定案許多變動極大的決策，而且許多政策在沒有配套的前提下，“一刀就殺下來”，讓民企“沒有安全感。”
三次財富分配凸顯人治
以習近平“共同富裕、三次分配”的論述為例，也就是源自中國經濟學者厲以寧於1994年所提出的理論和規劃，來建構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製度性安排。其中，黃健群說，初次分配是通過市場實現的收入分配，也就是透過市場調解提高勞工收入，鼓勵組成工會來保障勞資的議價空間。再分配是通過政府提高居民保障，除了高收入者加稅，還要提高社保、養老金、失業救濟等各項社保體系，以及抑制房價等措施，讓低收入者往中等收入行列移動。
至於第三次分配就是發展慈善，鼓勵公益行業外，也透過稅制來增加企業或個人的慈善捐款或遺產贈予稅的徵收。但這樣的捐款若變成強制性攤派，分析人士說，私企將面臨慈善勒索。
黃健群說，三次分配規劃中，第一、二次分配相當符合規範，有理有據，但第三次分配至今不僅沒有法源，如，遺產法或贈與稅之規範，也沒有配套。但現在中共中央經濟會議一聲令下，不少企業都很有默契地自動捐款，再次證明中國是個人治的社會，法治精神不足。
不過，黃健群說，中共打擊富人，整頓市場亂象，包括禁止私人補教業，似乎獲得民意的普遍支持。而且，在一片監管整肅和財富分配聲中，他認為，中共也已經同步出台一些力挺民企發展的利多消息，包括，公佈外商投資的一減一增，也就是，負面清單的減少和鼓勵清單的增加，以放寬外商經營金融和服務業的限制。
他說，雖然習近平近來一反改革開放40年以來只談發展、少談分配的基調而傾向支持分配，但中共在整體經濟政策規劃上，一貫會在發展和分配間會取得平衡。
劉鶴挺民企？商界觀望
黃健群說：“在整個經濟、產業政策本來就一直在談到底是先發展、或先分配的問題，那，習(近平)比較傾向先分配，強調分配，但是強調分配會灼傷這種發展的力道，所以，另外一個力量又會上來，所以坦白講，這是一個叫動態平衡。”
中國富豪所面臨的政治風險是否真的擴大？中國內部的分析人士倒是不以為然。
位於北京的致遠國際經濟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欣以書面回覆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阿里、京東、拼多多三大企業都已發展到了一定規模，“創始人的思維範式和能力未必適合新的發展需要，每個人都有局限性，找到合適的經理人或繼承人進行新的突破是正常的需要。當然，當前政府的新政策對自由成長發展起來的企業家來說也有不適應的地方。”
王欣說:“這一波整肅是對壟斷企業的一次整理，也是對大的互聯網企業（往往也是大的資本）未來發展方向的一次調整，是從虛向實、打擊壟斷、規範資本的措施，具體未來資本和大型企業的發展空間如何還要看未來的政策，但大方向基本明確了：從虛向實、專註一個領域和服務社會、共同富裕。”
不過，對於劉鶴挺民企的宣示，王欣說，商界一般還是會觀望，因“總體上是看最後的政策落實和執行，”例如，對中小微企業的具體減稅政策將會受到歡迎。
對於劉強東到底是“主動下台”和“被下台”，王欣說，很難區分，因為大型企業創始人的位置變化總是充滿各種原因。他說，新人新政也不一定對公司形像一定有好處，例如阿里巴巴執行長張勇上位之後，外界對阿里的形象認識沒有看到多少張勇的因素。
王欣說，中國企業的社會責任感比較薄弱，如果通過“共同富裕”的要求，企業更多地投入社會責任和各自的形象與品牌，對企業的經營升級和品牌來說都是好事。不過，他也說，企業在公益慈善方面的投入應有相對應的激勵機制，如稅賦抵免方面，另外，企業也要在公益慈善的投入方法上提高專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