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宣佈周五起推“紅黃碼”縮短抵港人士酒店隔離 前政協批未能與國際接軌

香港特首李家超(中)8月8日聯同多名官員召開記者會宣佈,8月12日起推出手機防疫應用程式”紅黃碼”,縮短從海外或台灣由機場抵港人士酒店隔離。(美國之音湯惠芸)

香港特首李家超星期一召開記者會宣佈,星期五起推動手機防疫應用程式“紅黃碼”,縮短從海外或台灣由機場抵港人士酒店隔離,由目前的7日檢疫酒店隔離,改為3日檢疫酒店隔離及4日家居醫學監測,抵港的非確診者會被賦予“黃碼”,以管控醫學監測期間的活動,包括禁止進入酒吧食肆等除口罩的受限制地方。前政協委員劉夢熊表示,世界多個國家已經取消出入境防疫限制,質疑香港推”紅黃碼”縮短抵港人士酒店隔離日數,未能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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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宣佈周五起推”紅黃碼”縮短抵港人士酒店隔離 前政協批未能與國際接軌

香港爆發新冠肺炎疫情超過兩年半,港府長期實施嚴厲的入境隔離檢疫政策,不但未能做到北京要求的“動態清零”,也不能仿傚歐美國家與“病毒共存”,在國際上有如“孤島”,嚴重影響經濟發展。

港府推紅黃碼縮短入境酒店檢疫4

親中報章《星島日報》7月底報道,香港在疫情防控及通關問題上一直“兩頭唔到岸”,但因為11月將會舉辦兩項重要的國際活動,包括金管局打算召開國際金融投資峰會,因疫情停辦的“國際7人欖球錦標賽”,也計劃在11月復辦,港府將會在11月之前,配合類似中國大陸的防疫手機應用程式“健康碼”,縮短入境人士酒店隔離檢疫限制。

香港特首李家超聯同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以及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等官員,星期一(8月8日)召開記者會,宣佈星期五(8月12日)起推動手機防疫應用程式“安心出行”增設“紅黃碼”,縮短從海外或台灣由機場抵港人士酒店隔離。由目前的7日檢疫酒店隔離,改為3日檢疫酒店隔離及4日家居醫學監測。抵港的非確診者會被賦予“黃碼”,以管控醫學監測期間的活動,包括禁止進入酒吧食肆等除口罩的受限制地方。

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3+4"抵港酒店檢疫新措施與世界接軌及中國內地通關,兩者之間沒有矛盾。(美國之音湯惠芸)

完成監察者自動轉為“藍碼”

李家超表示,獲發“黃碼”的非確診者,在4日家居醫學監測期間,可以上班、上學、乘搭公共交通共具、出入商場、街市等地方。在“3+4”檢疫期間,檢疫人士必須作核酸檢測,確診者會獲發“紅碼”,禁止離開隔離地點,在完成檢疫及家居醫學監測後,“紅黃碼”將自動轉為“藍碼”。

李家超表示,“3+4”的入境檢疫新安排,是當局防疫措施的重要一環,他重申港府整體防疫政策共有5點,包括“不躺平”,即是控制確診數字,平衡風險及經濟發展的動力。

李家超說:“我們是會以科學精準的方法,去識別不同風險級別的人士,去減低管控人數以及管控範圍,容許最多的日常活動以及涉及的人數,第三、是要平衡風險以及經濟的動力,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之下,維護民生活動以及香港的競爭力,盡量給予社會最大的動能以及經濟活力。”

新措施與世界接軌及中國內地通關沒矛盾

有記者問及,香港目前每日仍有4千宗左右的確診數字,港府現階段宣佈放寛入境旅客隔離措施,是否放棄與中國大陸通關﹖

李家超回應表示,新措施與世界接軌及中國內地通關,兩者之間沒有矛盾。

李家超說:“在我們同世界接軌以及同(中國)內地去正常通關,兩件事是沒有矛盾的,亦都兩方面是積極要做,今次我們去採取了‘3+4’的方案,剛才解釋了在平衡風險可控的情況之下,我們希望是維護在民生活動,以及香港的競爭力,盡量給予社會是有最大的動能以及經濟活力,因為我們既要保護生命,亦都確保我們有正常的民生活動。”

仍努力爭取與中國大陸通關

李家超表示,仍在努力爭取與中國大陸通關,他強調要尊重中國內地的防疫政策,包括“7+3”的酒店檢疫隔離,在兩地未有共識前,不打算公布細節。

李家超說:“我們是希望將香港的實際情況,去解(釋)給(中國)內地的有關單位,從而在不將風險加大給(中國)內地單位的情況之下,盡量在通關的不便當中去減少,我多次都講,我們要同(中國)內地的有關單位,在這方面是達成共識的,而且在減少不便方面,是會按著實際情況,希望逐步逐步來,令到(中國)內地的有關單位,對於任何有共識之後的一些‘減不便措施’是有信心。”

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早前表示,”紅黃碼”會循序漸進擴展至密切接觸者,不過今日記者會上完全沒有提及。李家超回答記者提問表示,現階段沒有計劃將“黃碼”擴展至密切接觸者,因為香港染疫人士的密切接觸者,未能全數接受核酸檢測,政府沒有掌握相關數據,不能就此作任何決定。

李家超表示,抵港人士可確保進行核酸檢測,有助精準計算風險。他重申“3+4”檢疫安排,風險不比社區傳播高,他認為甚至稍低。

香港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3+4"抵港酒店隔離檢疫新安排,加快連接國際以平衡民生經濟以及防疫健康的需要。(美國之音湯惠芸)

醫衞局長指新措施基於政府精準抗疫

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在記者會表示,Omicron病毒潛伏期短,他引述香港的數據舉例估計,每1,000名旅客中找到約40宗輸入確診,通過機場檢測安排可隔離20人,另外20人入住檢疫酒店後,第3日檢測陽性機會低於1%,因此3日酒店隔離檢疫,估計已經可以堵截8成輸入的確診個案。

盧寵茂強調,新措施是基於現屆政府精準抗疫,如果酒店檢疫期維持7日,似乎不符成本效率,影響香港連接國際。

盧寵茂說:“面對著全球的疫情變化不定,特區政府會繼續按照科學數據分析,去精準抗疫,堅持‘內防抗散及外防輸入’的大原則,務在風險可控之下,加快連接國際,以平衡民生經濟以及防疫健康的需要。”

劉夢態:3+4隔離檢疫未能與國際接軌

前政協委員劉夢熊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國際社會主流大多數國家都是採取“與病毒共存”的政策,因為奧密克容(Omicron)病毒雖然傳播能力強,但是毒性比較弱,提高疫苗接種率之後,歐美多個國家已經取消出入境防疫限制,他質疑香港推”紅黃碼”縮短抵港人士酒店隔離日數,未能與國際接軌。

劉夢熊說:“你香港還是保留這樣子的(防疫措施),原來是隔離7天、現在又說‘3+4’這樣諸如此類的東西,你同國際上現在已經是全部取消那些入境的核酸檢測報告,以及疫苗護照那些東西,你根本就接不到軌,所以人家(國際旅客)是不會來你這裡的,因為人家已經習慣了是不需要去隔離的,你無論是來到香港隔離7天也好、‘3+4’也好,給一家一種就是不自由、不自在的感覺,人家是不會來。”

前政協委員劉夢熊質疑香港政府推”紅黃碼”縮短抵港人士酒店隔離日數,未能與國際接軌。(美國之音湯惠芸)

港人憂健康碼用以限制人身自由

劉夢熊估計,如果“3+4”的入境檢疫新安排維持到今年年底,估計11月舉辦的國際金融投資峰會,以及國際7人欖球賽吸引力有限,加上“紅黃碼”在香港社會引起疑慮,擔心有如中國大陸用以限制人身自由,可能影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劉夢熊說:“讓人家覺得那個所謂‘紅黃綠’健康碼,已經是淪為了維穩的工具、政治的工具、打壓的工具。所以根本上人家已經對那個所謂‘健康碼’信心盡失,‘健康碼’只是做到今天為止而已,但是人家‘中了招’(確診)的呢?沒有去檢測的時候,‘健康碼’都原來是‘綠碼’的都‘綠碼’,根本上那些‘健康碼’完全都不能夠及時反映到疫情的變化。所以我覺得在香港還是採取這些甚麼‘3+4’這些(隔離措施),或者是搞‘健康碼’這些措施,讓香港自絕於國際社會,國際金融中心、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是一個沉重打擊。讓香港成為一個國際社會的‘孤島’,慢慢就失去它的國際性,這個來講其實就是對香港一個致命的打擊。”

質疑北京將政治凌駕公共衛生

劉夢熊表示,港府的防疫政策在中國大陸的“動態清零”,和國際社的“與病毒共存”之間“兩頭唔到岸”(兩邊不是人),主要由於北京將防疫政策提高到“制度之爭”和“國力之爭”,他質疑北京將政治凌駕公共衛生。

劉夢熊說:“將一個防疫的公共衛生政策、科學問題,上綱上線為政治問題的時候,就變成很難去有轉環的餘地,你香港要落實(北京)中央全面管治權,那麼(北京)中央說‘動態清零’,那麼你香港不敢說‘同病毒共存’的,但是實際上你(北京)‘動態清零’已經造成的‘次生災難’比疫情本身還要嚴重得多,付出沉重的代價,包括了經濟斷崖式的下行,人民的正常生活受到很大干擾,甚至(中國)《憲法》所規定的公民權利,亦都很多在這個‘動態清零’底下受到了侵害。”

香港若走向一國一制或變“臭港”

劉夢熊表示,香港原本是國際金融及航運中心,屬於外向型經濟,不能夠照搬中國大陸封城、封區的動態清零政策,在批評北京全面管治下,沒有重視香港一國兩制的特色。

劉夢熊說:“所以香港不可以照搬(中國)內地那(一)套的,香港應該是首先要同國際接軌,才能保持到香港的自由港,對外作為中國與外部世界聯繫的橋樑、紐帶、通道,這樣才是對國家(中國)最大的貢獻。香港的優勢在於同(中國)內地任何城市的不同,如果你將香港弄成(中國)內地的普通城市一樣的話,變成香港就沒有了它的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特色,就不存在甚麼一國兩制的了,這樣就變了一國一制、這個香港就會變成‘臭港’的了。”

港府8月12日起推動手機防疫應用程式”紅黃碼”,以縮短抵港人士檢疫酒店隔離日數,確診者獲發”紅碼”、”非確診者”獲發”黃碼”。(美國之音湯惠芸)

民主黨盼能部份回復香港與國際接軌

民主黨醫療政策發言人袁海文發新聞稿回應“3+4”的入境檢疫新安排,是“遲來但正確的決定”,他期望能部份回復香港與國際接軌。

袁海文表示,期望未來海外入境人士與中國大陸入境人士的“來港易”及“回港易”安排看齊,包括豁免檢疫、不設接種疫苗要求及可登記為期半年的“臨時疫苗通行證”。袁海文認為,目前港府有能力管理好“來港易”及“回港易”感染風險,即便放寬其他地區檢疫安排,亦不會令香港本地醫療系統崩潰。

袁海文又表示,過往一段時間因為公共衛生的原因,香港的出入境自由被不合比例的限制,他認為正反映過往香港在執行防疫政策時,付出了龐大的社會和經濟成本,他敦促港府放寬更多效益不高的防疫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