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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林培瑞（2）：談當代中國文學與老百姓價值觀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河濱分校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多年來教授中國語言與文學。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他展示出他的一種信念，這就是，語言和文學是民眾的價值觀的載體，在缺乏表達自由的中國尤其如此。
作為當代中國語言和文學的研究者，林培瑞注重語言和文學與歷史的密不可分的聯繫。在他看來，要想恰當地理解當今中國的語言和文學，就必須對中國的過去幾十年甚至上千年的歷史有一個大致不差的了解和理解。
以下是美國之音採訪林培瑞教授記錄的第二部分。林培瑞所表達的是他的個人觀點，不代表美國之音。
官民價值觀對立可謂歷史悠久
金哲問：您剛才這是好幾次提到中國老百姓的價值觀，來自底層的老百姓的價值觀，或者來自社會基層的價值觀跟官方宣傳的價值觀大相徑庭，相互這個對立，甚至相互衝突。你剛才還提到的例子，比如說以習近平的官方的稱號，說他是偉大領袖，核心，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導師，為世界指明前進的方向啊，但是中國老百姓另一種說法，說他是大撒幣，慶豐帝，習包子（因為習為了表示親民去北京慶豐包子舖吃過飯）。我想問，這種老百姓的價值觀跟官方的價值觀南轅北轍的現像到底是隨著互聯網的興起而出現的一種新現象，還是中國早就有了，只是來了互聯網這種現像變得顯而易見而已？
林培瑞答：我覺得這傳統一直都有。我本來是研究文學的，也觀察通俗文化的發展。我覺得老百姓對官方有意見，這種傳統你可以歸根到《儒林外史》18世紀就在罵著官方，或者罵當官的是腐敗，或者虐待我們百姓，或者是兩面派。這種批評一直持續到晚清的那些黑幕小說，《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更不要說五四文學有很多對上面的批評。
我覺得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為什麼能夠發起來呢？因為他告訴年青的紅衛兵說，你去批評官方，你去，你打當官的，打當黨員的。老百姓的憤怒已經在那兒，他點燃這種需求，就能發作出一個文化大革命。
毛死以後的傷痕文學更是批評上面，一直到90年代。我曾經研究過中國的城市裡頭的那種順口溜。這是互聯網以前以口相傳的順口溜，大部分都是罵官方，罵上面。互聯網出現以後繼續罵。所以，我覺得這是中國文化的傳統。
換句話說，中國老百姓的價值觀之一是正義。我覺得非常明顯，200多年來都可以觀察到正義這個價值觀。你上面做的不對，不公正，我下面就有意見。這種傳統很強。所以，習近平做一些醜陋的事情，或者他連自己的文章都讀不對這種事情會在網上擴散。百姓罵上面如何如何自大或欺負人，或者任何腐敗。
這種傳統是很強的，很自然的，非常中國的。說到中國文化的一個特點，老百姓的文化特點，這絕對是一個。
自1949年以來中國人自我表達更大膽還是更膽怯了
問：您多年觀察研究中國的社會，中國的文學，中國人的表達。那麼在您看來，自1949年也就是中共武裝奪取政權以來到今天，中國人從總體上來說在自我表達方面是變得更大膽了，還是更膽怯了？
答：那當然總的來說是更大膽。我們得回到我剛才說的那個道理。本來中共下邊的媒體都是單向的，都是從上往下。從延安的佈告板，一直到無線電廣播到電視，書籍、雜誌。所以，你要是問老百姓有沒有辦法發表自己的看法，他們一直是沒有，或者很少。
或者，只有比較有名的作家或者新聞記者有這個權利，老百姓沒有。一直到互聯網出現的時候大家才能夠有平台。所以，首先得問，老百姓從什麼時候能夠發表自己的看法？那隻在互聯網出現以後。
第二個層面的問題是敢不敢表達。就敢不敢而言，我覺得敢的程度也大大地擴大了。但是，現在你在互聯網上批評共產黨或者（官員）個人是有危險的。尤其是你稍微有點組織的話，上面就要壓制你，不允許。所以那還是得冒險。可是敢冒險的人很多，敢做貓捉老鼠遊戲的，跟上面的控製做貓捉老鼠遊戲的人相當多。
總起來說中國人變得更大膽了
哪怕是在互聯網出現以前，那些有權利發表自己的看法的人敢不敢發表？我想到的，比如說，
1957反右的時候，劉賓雁、王蒙還有其他的作者或者記者能夠說他們的一些批評意見，後來被劃右派。但是那時候已經有點不那麼敢的反應。
劉賓雁我當年跟他很熟。他告訴我57年被劃右派的時候，他第一個反應是：哎呀，我肯定是有右派問題，毛澤東說我有右派問題，我得自我審查，我得去問自己，我這個（錯誤是）怎麼來的？他第一個反應是怪他自己，解剖他自己哪兒不對。後來呢，他越來越大膽。到80年代，他寫的（報告文學）“人妖之間” ，在那些作品裡已經完全沒有這種顧慮了。
連很有名、有權威的作者像劉賓雁也有他的進步過程。所以，我覺得總的來說，中國人和老百姓，包括在互聯網上敢說話的人總的方向是越來越敢（言）。
當今中國最有趣的語言現象
問：那麼在您看來，當今中國最有趣的最值得觀察的語言現像是什麼？
答：那你這個問題當然很大。
我本來是教語言的，研究語言的。我們在大學裡頭當然教美國學生都是普通話，或者當年叫做國語。我念大學的時候叫國語，現在叫普通話。我覺得在我的生平這個幅度裡頭、年代裡頭可以觀察到普通話的正常化大大地推進了。
我年輕的時候1960年代到香港，香港人不會普通話。你到街上說普通話，他們都是廣州話。現在香港或者不管哪兒，年輕一代說普通話比50年60年前多得多。這個發展不一定政治色彩那麼大，可是我覺得很值得注意。
問：那就是說，它的普及率現在更廣。但是有人要說，哎呦，這顯示了中國的文化大一統的現象，是壓制地方文化、地方語言，這個現像比五六十年之前更嚴重了。您這麼認為嗎？或者，您有這種想法嗎？
答：對，香港人，廣東人，廣東一帶都有人有這個看法。他們認為這壓制了我們土生土長的文化。我在心里當然同情這種人，因為文化是寶貴的，我們能夠保留各種文化對人類的遺產也是有好處的。所以我剛才的意思不是說普通話壓制了所有地方話是好的事情。有好有壞。保留當地的文化傳統也是應該指出來的，也是寶貴的傳統。
我自己聽到香港人說話，尤其是最近香港自己受到共產黨很厲害的一種壓制的時候，我聽到廣東人說廣東話，我心裡感到很暖和。
最近我看到了一齣戲，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沒有，那齣戲叫《5月35號》，是說當年在六四時候的故事。說的是夫妻倆年紀大的，喪失了他們的孩子，是在六四被殺的。那故事是很動人的。可是值得注意的是，那個話劇裡頭說的是廣州話，廣東話在北京說。可是那廣州話第一次一聽，我覺得，哎呀，這有點不對，人在北京怎麼說廣東話？
後來我又想，也不對；六四這個現像是全國的問題，甚至可以說是全世界的問題，是跨文化的問題，跨語言的問題。所以，你廣東人在說廣州話，在北京說六四的悲劇，這也是說明我們價值觀都是對，都是人的價值觀，都是一樣的。這種（語言現象、語言藝術）也值得注意。
過去一個世紀中國文學黃金時代
問：其實在語言方面我真是還想追問，但是我後邊還有好多的問題，我只好問下一個問題。作為一個研究者，您認為當今中國最值得注意的文學現像是什麼？
答：我本來研究的、教的多半是中國文學，所以我很注意這些問題。我教美國學生的現代中國文學，我的課程裡頭最多的作品，我也認為是最好的作品是五四時期的。 1918年從魯迅的小說開始到1930年代，也可以延長到40年代到張愛玲的小說。反正五四運動前後，這個時代是個黃金時代。
到80年代毛（澤東）死後的傷痕文學，尋根文學，1980年代整個對（中國現代）文學也是個高潮，也是個小黃金時代。有的90年代的作品也不錯。可是在二十一世紀以後，我覺得當然作品是很多很多的，我也不敢說我看了所有的，我只看了一小部分。但是我覺得價值不是那麼大的，很難找到好作品。而且，好作品多半是延續80年代的傳統。
現代中國文學傑作有待時間揀選
舉什麼例子呢？這我想不清楚。可是我覺得二十一世紀的主流往一種科幻小說方向走了。時空的旅行（時空穿越），或者男性愛情（BL love）或者荒誕現實主義。閻連科先生的小說，他自己說是荒誕現實主義，這些我都覺得是一種逃避。不是作者沒有他關心的問題，而是他不敢直接說。所以他用科幻形式，時空旅行等等，使他的小說變成一種時髦。可是要說認真的對人生的問題、心理問題、價值觀的問題的探索很難找到。
有時候在縫隙旮旯裡頭能夠找到一點，用典故或者用比喻去說明他關心的問題。可是，總的價值不大。
還有個問題是，我覺的科幻小說、時空旅行這種東西太多，在網絡上太多。本來在二十世紀包括在1980年代出作品，你總得經過一個編輯部把你的作品考察一番，決定登載還是不登。現在誰都可以把任何東西放在網上。不排除這種事是有它的好處，有它的精彩。可是，也有很多垃圾在那兒。所以你做個普通的讀者想找好的作品，沒有編輯幫你。這也是個問題，我覺得。
這20年來的這些文學作品，我作為一個當代中國文學的學者，只能等到水落石出，等過一些時間，有一些別的讀者或者編輯能夠慢慢找出來那些比較有價值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