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評論者指出,當今中國在當今世界之所以令人矚目,成為被廣泛報導和議論的對象,一方面是因為作為世界人口第一大國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動向和動作對全世界會產生無法避免的好的或壞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中國就好像是一個社會科學的巨大試驗室,公眾和學者通過觀察和分析中國,可以測試很多先前只是理論上的東西,比如當局對社會的無所不用其極的控制及其後果是什麼,等等。中國正在進行的試驗會有什麼結果?中國作家慕容雪村從中國文學和中國的前途的角度探索了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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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國共產黨領袖習近平在2012年上台,隨著以習近為首的中共當局對中國社會的控制步步提升,不斷突破歷史的記錄,社會科學研究者對中國的興趣也不斷提升。中共當局對社會控制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對中國人的表達自由、其中包括對網絡輿論和網絡文學表達的控制。而這種控制也跟中國的前途密切相關。
中國作家慕容雪村多年來積極參與中國的網絡輿論和網絡文學表達。他日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對中國的網絡文學及其前途和中國的前途問題展示了他的認真思考。
以下是慕容雪村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記錄的第四部分。慕容雪村表達的是他的個人觀點,不代表美國之音。
如何看中國紙媒作家鮮少成功轉入網絡文學
金哲問:在以前的紙媒體時代,哪個作家好,哪個作家不好,那全憑著所謂的批評家或者是官方說一聲好,說一聲不好,死無對證。但來了網絡文學之後,哪個作家受歡迎,哪個作家讀者多,一目了然。那麼,隨著中國的網絡文學興起,尤其是收費網絡文學興起,儘管像你說的,中國的文學創作水平還很低,但是中國的人口基數非常大,寫手的基數也非常大,所以他們的創作的東西也象山洪暴發,火山噴湧,吸引了很多的讀者。一些紙媒作家也忍耐不住,也通過網絡來發表東西。但是結果很慘,好像是沒有紙媒作家能從紙媒成功地轉向網絡的。你對於這種現象要怎麼評論?
慕容雪村答:不要說那些我的前輩作家,就是我這樣的作家,去網絡上也很難跟他們(這些高產、超高產的網絡寫手)競爭,因為寫作方式不一樣。在網絡上發表收費連載,就是讀者來付費來讀的那種小說基本上有個要求,叫每日基本上要三更,就是每天更新三次,基本上每次更新大概3000字左右,每天寫9000到1萬字。你如果低於這個頻率,你的訂閱量、閱讀數就可能大幅下降。
每天寫1萬字,這真不是常人能夠實現的。
問:還真是有幾個人做到了,不是嗎?
答:對呀,像(著名網絡寫手)唐家三少。他據說創造創造了一個吉尼斯世界紀錄,就是每天差不多1萬字,寫了十年。但如果你仔細看網絡上發表的這些快速寫作的作品,每天1萬字寫作的作品,你會發現確實也存在一個質量問題,這就是,有些人物寫著寫著突然就沒有了。或者,寫著寫著突然人物設定就完全不一樣了,情節很多時候都完全重複的。
有很多小說是那種網絡遊戲模式。有很多網絡遊戲的模式是一樣的,就是打怪,打怪,打怪。很多網上連載小說,你發現前第50章跟第100章情節只是改了一下名字。有很多就是這樣改換一下名字,改換一下場景,其他幾乎是如出一轍。這樣的事情其實特別多。
我想,這可能也是這樣的閱讀方式、寫作方式所催生出來的一種文體。但對我這樣的作者來講,我可能覺得其實就算我有那個體力,有那個精力,我也不會就做這樣的寫作者。
文禁越來越嚴,寫手出路何在
問:中國網絡言論的審查越來越嚴密,以至於那些通常對中國網絡禁忌詞非常熟悉的網絡寫手現在也感到暈頭轉向。我的意思是,他們面對被刪節的、被變成了叉叉或者空白的那些表達方式,他們也猜不出來了,而他們本來是這方面的專家。那麼,面對中國的文學語言或者書面語言被網絡審查搞得支離破碎的這種情況,你認為中國現在的寫手出路或對策在哪?
答:我發現有一個規律是,一個國家在喪失信心之後,可能它各個行業都開始走向蕭條和凋敝。文學也是。像斯蒂芬·茨威格這樣的作家曾經論述過,這種嚴厲的思想控制跟出版審查所造成的傷害對一個國家來講,對一個地區來講不是暫時的,不是一時的,而是一個長期的效應。
所以,我認為我們看未來的中國文學創作,無論是發表在網上的,還是發表在文學雜誌上的,或者出版社出版的可能都不可避免地迎來一個蕭條期。
當然,這種狀況也並不罕見,或者說並不獨特。我們知道我們經歷過這樣的蕭條期,在文革期間只有8個樣板戲,幾乎沒有什麼作品能夠出版,幾乎沒有什麼電影能夠上映。我們這個民族經歷過這樣的時刻。但是很可能要再經歷一次。
在可見的將來,中國共產黨這個政權將會想盡辦法降低人們的創作熱情跟創作的慾望。比如說在出版行業,每年出版的新書數量也是受控。大概在兩三年前我就聽說,有一年就有明確的規定,原來每一年發50萬個新書的書號,第2年變成40萬個。這是有意識的。這個縮減量是很驚人的。因為對一個處於經濟還在上升期的國家來講,有大量的書需要出版。但這個政權會有意識控制出版物的數量。
渴望自由是難以禁絕的人類天性
問:這相當於出版業界的計劃生育,不讓你出生,是嗎?
答:是。那麼,在網絡上這種審查,除了這種意識形態原因以外,你可能看到更大的意圖是降低人們創作的熱情和慾望。因為創作這個事情總關乎到自由的思想。一個人有自由的思想,難免就會有自由的需求,難免就會發出自由的聲音來。這是政府最不想看到的。
我常常想起電影《肖申克的救贖》的一個片段。那個囚犯安迪跑到監獄長辦公室裡,播放歌劇《費加羅的婚禮》那一段非常美妙唱腔,所有的囚犯都聽呆了。那個監獄長就命令獄卒們衝過去,然後把這個安迪抓出來還關禁閉。
我常常想,那個監獄長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就是因為在肖申克監獄這樣的地方,不允許你聽到這些美好的東西。因為這些美好的東西總是思維的結晶,思考的結晶,是自由思想的體現。所以,在這種只有紀律的地方,不允許你接觸這些。
我認為中國未來即將變成一個,或者說已經變成了一個肖申克監獄那樣的地方。所以,它會禁絕一切跟思想有關的產品。
2000年代初與今日中國差異巨大
問:你原先是學法律的,後來成為關注社會和政治話題的作家。回顧你的創作生涯,你覺得你在2000年代初對中國的狀況和未來跟今天的看法有什麼相同?有什麼不同?
答:這個問題我跟朋友們在飯局中的交流時也常常談到。我想一個很關鍵的詞,就叫信心。
在2000年,甚至一直到2012年前後,我覺得中國社會總體上還是對未來抱有信心,認為雖然環境很殘酷,雖然也有收容審查這些不人道的控制措施,但大體上中國社會還能看到一點希望,人跟人之間交流還有點空間。在社交媒體上也好,在網絡上,還有一點點言論自由,雖然也不斷的有政治犯入獄,但是多多少少每個人都感覺有點希望。
從2013年之後到現在,大約十年間,我認為中國社會漸漸喪失了這個希望。到現在為止,我跟我的朋友們交流也好,聽看在社交媒體上那些工人、白領們的發言也好,我發現最缺少的東西就是希望。大家越來越沒希望了,對於未來都普遍抱著一個悲觀的念頭,讓我想起來差不多就像一個泰坦尼克,已經撞上冰山了,船慢慢地下沈,但是還沒有完全沈到冰冷的水裡。
大概是這麼一個狀況。
在最近,許多的中產階級朋友們都在談論移民的問題,包括那些原來發誓說不移民的現在也開始說,現在該開始考慮了。為什麼呢?因為就是在這片土地上希望越來越少,信心指數也越來越低了。我想這可能是談論中國社會一個最重要的話題。
當然,這種喪失希望可能從某種意義上說也不完全是壞事,因為可能這個漸漸喪失希望的過程也可能會產生變革的動力。
中國何時能雲開霧散重見晴天
問:作為一個關注社會和政治話題的作家,你在中國大陸的發聲渠道被全面封殺了。你認為要過多久你才能恢復在中國大陸發聲?或者說,你認為中國需要發生什麼變化你才能恢復發聲的權利?你是否認為在你有生之年能看到那種變化?
答:就是在我離開中國之前,也就是在去年吧,在北京有過一次比較大的飯局。我跟幾個朋友們討論了同樣的問題,這就是,我們能不能看到那一天?
一位我很尊敬的法學教授,他就堅持認為一定能看得到。當然,他也承認他這個信心並不是經過論證的,但他只是說,雪村,你要相信中國人不會一直那麼倒霉,我們有天命在。
在這裡其實我也想說,我也抱著這種未經推敲的信心。我也認為,在我有生之年,我一定會看到那一天,看到漫漫的長夜終於過去,終於迎來大地回春百花齊放的那一天。那一天也就是邪惡的不人道的統治終結之時。
但是要怎樣才能終結?可能我們還需要等待,等待一個時機成熟的那一刻。在那一刻,可能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就像(俄羅斯1991年)8·19事件中的莫斯科市民一樣,勇敢地走上街頭,面對坦克,面對槍口,大聲的喊出他們的自由的呼喚。
也許那一天到來了,也許那一天我們這些人就可以回到我們的故鄉,參與我們故鄉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