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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是前台灣總統李登輝辭世一周年,《李登輝秘錄》之中文版7月底在台灣發行,作者河崎真澄( Masumi Kawasaki )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介紹了李登輝的日式思維、個人形像以及他對美日中台關係的看法,並分析了他為何獲得日本人高度評價的原因。以下是美國之音對河崎真澄的專訪,採訪內容只代表他個人觀點。
以日語為邏輯思維的基礎
到目前為止,記錄李登輝事蹟的書籍都是以中文進行訪談和撰寫的,《李登輝秘錄》則是第一本以日語進行訪談與撰寫的著作,其中包含了許多中文訪談中未曾揭露的史料,本書作者河崎真澄認為,日語更能完整傳達李登輝真正的思維與感情。
李登輝1923年出生於台灣,當時的台灣正處於日本統治下。李登輝自小以台語和日語為母語。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時,22歲的李登輝正在日本京都大學就讀。
河崎真澄表示,在日本殖民時期接受過高水平日本教育的人,如李登輝總統,用日語和普通話表達思想方式往往有很大的不同。
他說:“對於與李登輝同樣以日語為母語,後來入學或是成人以後才真正學習普通話的人來說,他們基本上已經習慣以日語思考、以日語傳達真實的想法,普通話是說場面話用的。他們用日語學習哲學、文學、法律、政治、經濟、理工、醫學等科目,所以思維方式符合日本人的邏輯結構,用日語交談自然容易被日本人理解。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對日本的熟悉與信任,他們願意傳達出許多用普通話不見得會透漏的內容。”
河崎真澄指出,當李登輝用普通話說話時,會產生很多如同官方說法一般讓人難以理解真意的地方。他認為這些是在台灣白色恐怖時代時養成的習慣,讓李登輝不習慣用普通話表露自己真實的想法。
他說:“白色恐怖時代的台灣,就像是現在的香港一樣,沒有言論自由,大家都害怕講了真話被抓起來,甚至處死。李總統經歷那個年代,加上普通話本來就不是他的母語,那麼以日語和普通話來區別內心的想法和表面的說詞也就很自然了。我發現他說普通話的時候是警戒嚴肅的,說日語的時候就很放鬆愉悅,能夠很自然地吐露心聲。”
1949年至1992年的台灣一般被稱為“白色恐怖時期”,當時在台灣主政的國民黨政府藉由公權力迫害持不同政見者,塑造對己有利的恐怖政治氛圍。
李登輝:我是不是我的我
李登輝曾經用日語說過一句名言 “我是不是我的我”,來表達他個人的核心思想。這一句話,不只是中文世界,就連日本讀者們亦頗感費解。
對此,河崎真澄表示,李登輝熱愛閱讀與研究,幾乎都是以日文原著和日文譯本為主,可以說是透過日文來看世界。對於李登輝來說,用日語說話是最自然、最貼近他真實想法的。自小生活在日語環境中的李登輝,無論是理性邏輯結構,乃至於感性思維,基本上都是日本式的,所以他明顯是在腦子裡自然用日語思考,再翻譯成普通話。
以李登輝的日語名言“我是不是我的我”為例,這是出於日本哲學家西田幾多郎的“無”哲學。這個可以用“社會”和”個人”解釋。日本人注重群體關係,認為會“先有社會才有我”。所以李登輝認為自己當上台灣的總統之後,屬於個人的 “李登輝”就減少了,而是成為台灣的“李登輝”。他認為這種典型的日本式思維,讓李登輝即使卸任,依然為了2300萬台灣人奉獻一生的事蹟可以充分得到證明。李登輝在普遍日本人心中佔有比日本歷任首相更崇高位置,就是因為這樣的情操與實踐。
日本人心中國家領袖典範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7月28日接受產經新聞專訪表示,只要情況允許,想來台灣祭拜。安倍晉三自1994年以自民黨青年局成員訪台會見當時擔任總統的李登輝之後,兩人便持續保持交流。
河崎真澄說:“李總統的言行在我們這一代人看起來,就是‘日本人最理想的形象’。戰後的日本已逐漸淡忘日本精神,李總統彷彿乘坐時空機浮現一樣,重新呈現了日本人原有的樣貌。所有日本人都被李總統感動了,他讓我們想起大家遺忘許久的日本精神。”
李登輝曾經在接受台灣國史館的採訪時表示:“日本教育對我精神面的幫助尤其大:正直、盡忠以及清廉。我自少年時開始接觸武士道,它們啟示我公義是什麼,以及獨立生活和公義的關係。”
李登輝曾經出版《武士道解題》一書,深度剖析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在日本評價極高。
李登輝與日本政界人士交情匪淺,除了自民黨之外,在野的立憲民主黨之黨主席枝野幸男曾說:“談到最欣賞的政治家,就是李登輝”。國民民主黨的黨主席玉木雄一郎稱李登輝 是“真正的名留青史,亞洲國家民主化的巨星”。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更是直接稱呼其為‘爸爸’。 ”
河崎真澄說:“日本人會說母親有‘柔軟慈愛’的母性,父親則是擁有‘高尚堅毅’的父性。李登輝的身材魁梧,姿勢端正,舉止言行得體,他堅持理想,認真負責,雖然地位崇高卻不擺架子,是一個行事貫徹信念的人。他平時謙和有禮,為了台灣的安危願意忍耐,也願意戰鬥,畢生盡力保護台灣,保護他的家。他讓我們覺得他是理想中的父親形象,也是國家最理想的家長,所以在許多日本人心中,李登輝是最理想的國家領袖之代表,現代的日本政治家沒有任何一個人能超越他。”
採取“戒急用忍”的策略
同樣是堅持推動台灣民主,有別於許多台獨派逃至海外宣傳理念,或是在白色恐怖下犧牲,李登輝選擇進入體制,從台北市長、台灣省政府主席到副總統,接任總統,再當選第一屆民選總統。河崎真澄認為,這是一條漫長的忍耐之路,李登輝一路不動聲色,直到因緣俱足,再展開自己的民主改革,這就是“戒急用忍”最佳的示範,也是日本人最欣賞李登輝的原因之一。但是李登輝對於繼任總統陳水扁在這方面的表現不甚滿意。
他表示,李登輝認為陳水扁無法理解日本和美國的真實意圖,並且在公民投票中過度理想化地提出製憲議題。
河崎真澄說:“李總統深知‘理想與現實的差距’,如果兩者不能吻合,就要在中間找到出口。他明白現階段台灣在憲法上仍然是‘中華民國’,美國和日本都不贊成馬上把中華民國直接改成‘台灣共和國’。對於這麼困難而棘手的事情,日本的想法是‘事情越是急迫,越要放慢腳步,迂迴而行。’換句話說,是‘戒急用忍’。相較之下,李總統覺得蔡英文似乎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取得了不錯的平衡,讓他頗為滿意。”
河崎真澄指出,李登輝沒有向日美提出過度要求或挑戰,而是積極、謹慎地深化友好關係。日本人看到他“戒急用忍”於保護台灣2300萬人民的和平與安寧,讓台灣主權繼續存在,都十分感動。
終身為“台灣頂級推銷員”
對於繼任的兩位總統在維繫日台關係上的初期表現,河崎真澄表示: “李總統說他數次提醒陳水扁和蔡英文,要他們在美日台關係上做最大的努力,但他覺得或許是教育背景的差異,這一代台灣人在國民黨的教育影響下,對於日本似乎沒有多少好感,所以沒怎麼經營台灣與日本的關係,讓他覺得很遺憾。”
他指出,李登輝一直強調,為了讓台灣在國際現實局勢中繼續存在與安定,除了美國的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之外,還需要鄰近的日本。身為國家領袖,就必須屏除對於日本的個人喜惡,要以台灣利益為中心思想,和同樣受到中共威脅的日本靠近。
李登輝在卸任總統後,曾經9次訪問日本。
河崎真澄表示,李登輝在卸任後自願擔任終身的“台灣頂級推銷員”,搭配他一口流利的日語,為台日關係奠定更深厚的友好基礎。他深知日本人在政治上的天真和柔弱的特性,因此努力以自己在日本的人氣,帶動日本對於台灣的關注。
關於美台關係,河崎真澄表示,李登輝向他強調,雖然美國的對華政策會因政黨和議會的關係微妙地調整,但是美國國會的權力很大,值得信賴。 1995年5月,美國國會以絕對懸殊票數,通過邀請李登輝以觀光身分訪美。在此訪美期間,美台之間的高度情報線索機制更加穩固。
第一屆台美日國會議員戰略論壇於7月29日透過視訊方式召開,多位美、日、台重量級議員出席,安倍晉三也以嘉賓形式出席致詞。
河崎真澄說:“李總統的事前準備奏效了。今天果然朝他的理想邁進了一大步,就像預言成真一樣。台美日國會議員戰略論壇是歷史性的一刻,未來三方的對話與合作空間會如他所願地大幅提升。”
曾經寄望於中國民主化
關於與中國的關係,河崎真澄說:“其實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以及1990年前後東歐和蘇聯的共產主義崩潰時,李總統曾經盼望中國走向民主化。但是1995年李登輝訪美後,引發北京強烈反彈,當年7月中共在台灣海域劃設彈著區並發射飛彈,讓李總統徹底認清了中共。從這個分水嶺以後,他對於台灣未來的思考方向,就大為轉變。”
他指出,李登輝在1995年年底曾經表示,共產主義會破壞生活在它之下的人民之尊嚴,中共很快就會滅亡。所以1998年在國家統一委員會上,李登輝明確且堅定地拒絕“一國兩制”的構想。在1999年7月,他宣稱中國與台灣屬於“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明確區別台灣與中共政權,奠定台灣民主化不會回頭的基礎。
河崎真澄認為,從李登輝對中共的因應過程可以得知,他是一個抱持樂觀信念,能夠審慎觀察,並適時決斷,無時不刻以國家利益為中心的領袖。許多日本政治家都認為,若沒有李登輝,就沒有現在台灣的民主化。
驗證海外助援守護台灣之重要
河崎真澄說:“我覺得從去年7月30日李登輝總統過世這一年來,是台灣自從以中華民國的名義退出聯合國之後,在國際社會上的存在感明顯增加,開始受到世界關注的。國際社會深感中國對於國際秩序與和平穩定造成的威脅,因此民主國家目前非常重視台海問題,對於長期在最前線對抗中國霸權的台灣給予明確的支持。中共7月慶祝創黨百年,對台灣的統一計劃還在持續進行中,但是台灣會得到這麼多的助援,恐怕是中共始料未及的。”
他認為,李登輝實踐日本精神,為了台灣的前途貢獻畢生心力,在他身後一年即開始兌現。美國與日本帶頭在國際會議上帶動盟友重視台海問題,將台灣議題提升為國際舞台必然討論的重要事項,也在台灣疫情告急時紛紛伸出援手帶頭捐贈疫苗,更開始促進台灣與國際的戰略對話與商貿合作,這些對於日本人來說,都是李登輝留下來的遺產。
河崎真澄說:“在李總統離世的一年中,台灣不但繼續存在,維持安定與繁榮,更如他所願地獲得民主國家的鼎力支持,這應該是他最感欣慰的吧。”
是非功過天壤之別
雖然河崎真澄給予李登輝高度評價,這只代表他本人以及一部分人的觀點。需要指出的是,事實上,無論是在台灣本土,還是在國際上,李登輝都是一個具有爭議的人物。 2016年,馬英九擔任總統期間,李登輝因公開表示“釣魚台”屬於日本所有,被痛批為“喪權辱國”。台灣總統府發言人馬瑋國曾經指出,自公元1683年以來,釣魚台列嶼(中國大陸稱釣魚島)即是台灣屬島,屬於中華民國固有領土一部分,“任何否認我國擁有釣魚台列嶼主權的說法,都是喪權辱國的言行”,中華民國政府與國民都不能接受。
2020年7月30日李登輝去世的當天,國民黨前主席洪秀柱在臉書上發文表示,希望李登輝的過世代表著一個台灣價值混亂時代的結束。她說,台灣在李登輝帶領下,“從民主進入黑金;從僵化的一個中國路線到務實的一國兩區,卻又從一國兩區岔出“特殊兩國論”,台灣的政治文化最終未能進入穩定,責任也在李登輝。”
在很多中國大陸人眼裡,李登輝是媚日的台獨分子,必須加以痛斥。他去世的當天,中國官媒《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在微博痛批李登輝推動台灣“去中國化”,並說他“一定會在中國歷史上“遺臭萬年”。中國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在李登輝過世的一天后表示:“台獨是條走不通的絕路。國家統一、民族覆興的歷史大勢,是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阻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