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去年12月上旬放寬防疫措施後迎來一大波感染和死亡潮，官方卻在農曆新年過後宣佈疫情進入尾聲。研究中國防疫管理多年的台灣醫療人類學家劉紹華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表示，中國的清零運動已變成愛國事件，防疫造成的次生災害和中國人民遭受的心靈創傷將長久難以磨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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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人類學家劉紹華：中國防疫三年苦難人民創傷難以磨滅
目前在台灣中央研究院民族所擔任研究員的劉紹華著有《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后帝國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等作品，致力於從疾病的角度切入分析當代社會變遷的本質，以及身處變遷中的個人生命經驗。
從2002年開始，劉紹華隻身到四川涼山進行了長達十年的田野調查，她學會了諾蘇話，贏得了當地人的信任。疫情期間，劉紹華聯絡涼山的一些朋友們得知，封控嚴格的時候感染不是很嚴峻，但外出打工的人生計艱難。開放後由於村民居住密集，她擔心病毒可能傳播得較快，體弱的老人會有難關。
從1949年後的麻風病，近年的薩斯、艾滋病再到如今的新冠防疫，劉紹華看到太多苦難歷史的重演。疫情爆發初期，她曾在《“面子”治理下中國反覆付出的防疫代價》一文指出，“恐懼蔓延、污名標籤、過度防疫、醫師無助，這些反應與做法，歷久不衰。人性如常，手段未變。”她呼籲，如果能安然躲過這一波疫情，懇請中國倖存的眾人關注與挖掘歷史，明白配合主體意識形態的桎梏所付出的代價。
以下是本次採訪的節選內容：
農村難治新冠重症，村醫無力招架
記者：12月初中國放開疫情防控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疫情海嘯中都出現缺醫少藥、火葬場排長龍的景象，您對涼山地區以及中國農村的觀察是怎樣的？
劉紹華：因為現在不能去（涼山）那邊做研究，很多訊息我都只能仰賴公開訊息。我認識的朋友幾乎都感染過了，大部分他們大概都是自己好（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很多聯繫的朋友是在農村地區，本來平時可能就是長期的勞動者，身體的素質還不錯。有些人就像感冒一樣，有些人咳嗽得久一點。但是很幸運，我的朋友都康復了。大部分朋友說，他們沒什麼藥吃。
還沒有開放之前，涼山的感染率聽起來比較低。曾經有一段時間，我記得在外面打工的人想要回來過彝族年，包了車回來，結果所有的人都去坐牢了、被罰了重款。他們也是採取封鎖的政策，相對於山下的都市比如成都，涼山當時不少農村的人說疫情的情況還好。（2022年）當時我所聽聞的就是沒有什麼感染。那邊打疫苗可能也打得比較有效率，他們也都打了疫苗。有些人在外面，外面也沒有辦法打工，沒有辦法生活下去，因為外面一樣封鎖得很嚴峻，可是涼山都不讓他們回來。
可是一開放之後，很快地所有人都感染了。至於老人的死亡比率有沒有一定比較高，理論上來講是具有這種可能性的。但是我沒有聽聞這樣的統計數字。
農村的人比較不會討論政策，基本上政府說什麼他們就聽什麼。當時中國在封鎖的情況之下把這個疾病描述的可能有一點誇張，我跟朋友聯繫的時候跟他們講說，要小心，但是不要過度緊張，不要覺得像外面講得這麼可怕，有一些資訊不是太正確。他們當時一直問我說，這個疾病是不是很可怕，把它講得很誇張。有一些老人家如果本身身體比較弱，大概是撐不住。其實很難有一個完整的、全面一致性的狀況讓我們知道那裡究竟是怎麼樣，也沒有一個正式公開的調查，大家都是在根據片段的印象在嘗試作理解。
記者：習近平1月18日呼籲“五級書記”抓農村防控，縣鄉村三級尤其要承擔起屬地責任。中國農業農村部19日聲稱各地組織動員1901萬人包保聯繫重點人員，覆蓋率達到99.73%。但是有涼山、河南、陝西等地的村民告訴美國之音，他們處於自生自滅的狀態，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局面？
劉紹華：疫情防控跟平常的國安、治安防控不太一樣，需要的是醫療資源和醫療人力。如果你把平常管治安、國安、行政的人力拿來處理，他們最多能做到什麼事情呢？最多做到之前像全中國的“大白”那樣的事情，只是管理你的行為，並不能協助你。所以你找村委村幹部做疫情防控，或者開放之後你要讓他們提供醫療資源，人之常情，他們會不會怕？他們自己都不見得獲得正確的衛教資訊。
像我聯繫的農村的朋友，開放之前對疫情（獲得）的很多訊息，就跟我們平常在中國媒體看到的的訊息（一樣），外界看來過度誇大，甚至為了達到防疫恐嚇的效果。他們都具有不正確的知識，誰告訴他們的？又不識字？很可能就是那些領導或者村里傳播的訊息。。。就像以前我在那邊做艾滋病（研究）的時候，常常對艾滋病有最多誤解的，我覺得還是醫療衛生人員呢。
這種情況之下抓力度，那是一個行政成績，可是並不是在醫療層級上加強力度。最多只有管束人的行為的效果，可是對於醫療介入，可想而知應該不會有太顯著的效果吧。
記者：有涼山的志願者選擇直接將物資送到村民家中，繞過基層醫療服務單位。從買不到菜到搶不到藥，政府防疫有時是否剝奪民間自救的途徑？
劉紹華：整個中國的層級非常多，每個層級的做法、在想什麼，甚至不同的人的專業倫理、專業表現、人品都可能會影響實作。如果在災難當中，你獲得特殊資源，會不會一定拿去跟別人分享？不一定，因為這個社會制度沒有辦法保障，當你需要的時候你就有機會獲得平等的對待。
我們可以想像的某一種人性的表現就是，他就會留著給自己用或者他的上級會要求送上來。假設這些執行者私心很重，不一定是村醫，甚至可能是幹部或者上級官員，他自己也可能缺醫少藥，那會發生什麼事情？會造成這些很令人失望傷心的現象，大背景一定就是：這是一個缺醫少藥的情境，整個社會制度或者法律都沒有辦法保障人的平等需求。
1月9日下午，多位親屬和鄰居參加了在浙江桐廬縣去世的劉姓老奶奶的葬禮。(路透社)
全世界都在變，只有中國冷凍住了
記者：我們該如何理解三年防疫誓要清零病毒，猛然間政策轉彎，然後所謂三週快速過峰，這背後的動機和邏輯到底是什麼？
劉紹華：人不可能不會犯錯，但是人如果犯錯了從來都不承認錯誤，常常會造成問題。你把平時我們個人都會存在的現象放成是一個很重要的權力者，他如果從來都不承認錯誤，那怎麼辦呢？
這次疫情當中，所謂的專家都出問題了。從頭到尾秉持專業精神、說出逆風的話的人，下場也不好。正直而且持續秉持專業良知的那些專家，大家真的應該給他們喝彩，而且應該是要讓他們翻案，如果在疫情當中他們受到很大的壓力。好的（醫生）至少有一位，上海的張文宏，他之前受了多大的壓力啊，但是他挺住了。他一定是一個無欲則剛的人，才挺得住。那一些可能被歌功頌德，可是真的聽起來是謊話連篇，甚至不把人命當人命的專家，大家應該要去檢討他們的問題，因為他們以專家之名做出非專業，甚至非醫學公衛倫理的發言，其實影響深遠，
整個中國的清零已經變成像是一個愛國事件，這樣子的心態已經在很多民眾心中形成了。他們看到的很多訊息可能是過時的、片段的、扭曲的。如果上面也不承認錯誤，下面也去維護這個錯誤，上下形成了一個社會的氛圍，就會讓清零的政策繼續做下去。
所以清零政策一直拖下去，終於拖到不成(功)的時候，但是也來不及了。之前整個氛圍往那裡走的時候，什麼其他的作為也都不做，大量資源都去做那些不重要的事情。很多經費不是都去做核酸檢測、建方艙，開始要買Paxlovid的時候又說經費不足了。
從一開始就沒有一個合理的、滾動式的預算討論或者總體性的討論，這是一個比較奇怪的事情。因為任何一個專家或者基本有醫療常識的人都知道，疫病是不斷變化的，全世界一個合理的政策也會是不斷變化的，不管是WHO或者世界各國。不管是病毒株，或是疫苗和藥物研發，或是人體免疫的情況都是在不斷變化，政策也會因應所有現實情境在變化。可是中國的情況就是很奇怪，這個疫情跟國際上藥物研發情況不斷變化的同時，中國的政策都不變，這很不符合醫療基本常識。
唯一可以想像的是，中國要自絕於世界之外，它沒有要用國際疫苗和藥物。對國內本身而言，如果自己沒有辦法產生有效疫苗或者藥物，它可能真的認定它的處境沒有改變。加上它採行嚴峻的封鎖政策，其他地方的人群都經過不同變異株的免疫洗禮，可是中國相對沒有。全世界都在變，只有中國處於一種好像冷凍的狀況之下。它的風險的確比較高，還想用清零作為唯一的手段，從某個角度來講，好像是可以理解，但不可能是有效或者永久的手段。它終究必須要換公衛手段，可是顯然我們看到它沒有換。它唯一換的公衛手段就是讓人體的免疫力自行解決。
記者：中國為所謂的“防疫成就”付出了什麼代價？習近平31日在《求是》發文說要清除黨內病毒，跳出歷史週期率，防止人亡政息。但很多老百姓覺得好像是一場噩夢，身體和心靈都傷痕纍纍。
劉紹華：一般國際上在談防疫成就是說，能減少多少人員損傷，或者在生物醫藥科技上藉著危機變轉機，研發出對人類生命福祉有效的方法，或者公衛體系是不是能更進展強化。如果從這些方向來看，我就不知道中國的防疫成就究竟是在哪個面向，令人很困惑，“防疫成就”這四個字是怎麼來的。如果一定要說有，可能就是通過封控讓大家無法接觸而減少死亡。但是通常我們在談任何防疫成就或是治理成就的時候，一定會一併談它的代價。這個代價顯然有兩個問題。第一，是不是一定要用這些代價取得這樣的成就？顯然其他國家並不是這樣。這樣的做法是不是最佳、最合理的選擇？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這個代價是不是會大到相形之下這個防疫成就會讓人無感？
其實最大的創傷，一定就是人的心理，這是長長久久的。經濟是我們可見的代價中最顯著的，很多人活不下去了。尤其是本來比較窮的人，必須靠每日工資過生活的人，那些打零工的人，過去三年哪有打零工的機會？那些人到底怎麼生存？這是令人不太敢想的事情。我們也看到有很多所謂的次生代價，需要醫療照護的人因為這樣子（封控）沒有辦法獲得正常醫療照護，甚至沒有辦法去醫院，很多人就提前死了，也不是死於新冠。這些代價非常可觀，可是很難統計，死亡證明的填寫決定你如何統計。但是這些人身邊的親友都知道，那種痛、那種留在心裡的痛會是一輩子的，這種代價很難計算。還有人際之間彼此揭露、彼此驅趕，甚至彼此暴力，這種代價要怎麼平撫，要怎麼計算呢？很多小孩三年沒有辦法上學、跟人正常接觸。未來成人之後，這段心理效應對於人的人格和心理發展成長會造成什麼問題？我們也不知道。
這個代價其實很可觀，可是目前很難統計。我們只能說會有一些預期，未來看中國的學者、研究者是不是能夠密切地關注這些代價。
2021年11月17日, 在北京前門街道的一幅抗疫宣傳畫下，一名幼兒在一名女子的看顧下玩耍。（美聯社)
中國把防疫當作戰，缺乏法制約束
記者：您之前說這場疫情根本就是一場共業，共業如何理解？何為因，何為果？如何破除？
劉紹華：如果大家都抱怨清零政策，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想一想，是不是我們的很多言行舉止或者思考，其實是在鞏固、維護清零的嚴峻？如果我們大家都在競爭，都在搶奪，都在走後門關係獲得醫療資源，是不是我們也就沒有辦法要求一個公平的社會能夠讓大家只要有生病，都能獲得平等的就醫權？它的確就是一個共業。在中國，之前就沒有這樣一個共業，或者平權的大家集體性共同平等生存的概念，在一個危機爆發的時候當然更不可能會有。但是如果經過了三年的慘痛教訓，如果大家開始覺得這樣子的生活、這樣子的社會是很可怕的，讓所有人都不快樂，大家是不是可以去想說，那未來是不是應該可以去朝向比較平等、共善的社會方向去走，讓每一個在裡面生存的人，如果當他有需要的時候，其他的人都可能表達關注、支持呢？所以我會覺得，如果放在中國境內來講的話，它的確就是一個共業。
記者：很多人認為這次防疫實質上是習近平培養幹部、壯大和夯實組織隊伍的政治操練，包括社區網格化、“白衛兵”等等都和醫學關係不大，您怎麼看？
劉紹華：是啊，不斷地把它當成（作戰），防疫就是一場作戰。作戰的方式就是用非常嚴峻的方式來調配，通常作戰的時候就是一個緊急處境，平常的法律、體制好像都不管用了。政府自己決定這是一種緊急狀態，它就可以不尊重人權，不尊重法律。這些“大白”其實不具備公職的身份，也不具備公安的身份，他們就可以輕易地、隨便地對人民作出很多暴力性的舉動。居委會也不見得具有官方或者法律授權，它也可以隨便制定政策。通常戰爭就是一種緊急狀態，如果它不是採用這種緊急狀態的思維，所有這些事情都不會發生。
剛開始大家都不知道（新冠）它究竟是一種什麼病毒，國際上也是嚴陣以待。剛開始採用這樣子的手段，其實它是一種可以理解的治理的緊急狀態。但在一個並不是真正的戰爭時期，任何一個政府採行這樣子的緊急狀態，都會有一個但書的。通常一個法治型的社會就會釐清在什麼樣子的狀態之下必須採行緊急狀態的公衛手段，法律人也會要求說，要到什麼時候或者什麼處境應該取消這樣的緊急狀態。
中國比較大的問題就是，一開始採行緊急狀態，沒有在法律上作一些約束性、延展或者實作上的討論，反而不斷地擴大、擴大，甚至當全球的疫情跟防疫局勢都在轉變，它也沒有變，這個緊急狀態的手段卻是越來越大。這個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美國之音進行一系列採訪，反映有關美國政策的負責任的討論和觀點。被採訪人所發表的評論並不代表美國之音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