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力推的“一帶一路倡議”（Belt and Road Initiative）屆滿十週年。專家認為，在經濟攻勢下與台灣結束外交關係轉向中國的開發中國家未必得到實質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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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挖走台灣邦交國專家:靠向中國反遭債務纏身
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已滿十週年。2013年3月習近平正式成為國家主席後， 9月他到訪中亞第一大國哈薩克斯坦時首次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當年11月，“一帶一路倡議”(以下簡稱為“一帶一路”)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被確立為中國國家戰略，習近平之後的各種大政方針中反覆提及，成為他執政時代最具標誌性的政策之一，也是其“大國外交”政策的核心支柱。
十年來，中國已釋放近千億歐元，為交通、能源和電信基礎設施等項目提供融資。全球已經有超過150個國家與中國簽署“一帶一路”的相關協議，工程涵蓋了全世界複雜的陸地和海上走廊網絡。
但是十年來，“一帶一路”也產生許多弊病和爭議，包括原來台灣邦交國遇到的問題。台灣國際法學會副秘書長林廷輝教授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時表示，時間檢驗出中國只是利用“一帶一路”來圖利自己，包括藉此挖走台灣的邦交國。
拋棄台灣投向中國未必有實質獲利
中國推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有十個位處於非洲、拉丁美洲、南太平洋地區的國家前後與中華民國(台灣)斷交，轉而與中國建交或是恢復曾經中止的大使級外交關係。根據亞洲事實查核實驗室（Asia Fact Check Lab）4月整理出的數據，以拉丁美洲為例，2016年台灣進入民進黨總統蔡英文執政後，巴拿馬、多米尼加、薩爾瓦多與尼加拉瓜先後與台灣斷交，與中國建交，都加入了“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上確實都有明顯的增加。
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王昆義表示，一些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的國家起初認為，與中國建交將有助於自己的國家經濟，但是目前見到的只是短期結果，她好“一帶一路”對這些國家的長期經濟效益。
他說:“經過比較之後的結果發現，那些承認北京、與中國建交的國家的經濟表現，也不一定有比和台灣維持邦交的國家來得好，也就是按照客觀證據來說，外交轉向未必對這些國家的經濟有實質上的幫助。”
王昆義指出，中國的經濟援助經常導致被援助國的民主及問責機制惡化，對當地的民主發展、法治、性別及經濟平等產生負面影響，甚至讓周遭的民主國家受到威脅，例如幾年前與台灣斷交，立即與中國建交的所羅門群島。所羅門群島2019年9月與台灣斷交，當月即與中國建交，11月與中國簽署共同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備忘錄。接著，北京的優先事項從發展轉向國防，去年4月中所簽署《安全合作協議》，引起周邊國家的警覺。
曾經代表澳大利亞機構在所羅門群島從事疾病研究的國際關係觀察家蔡芳婷(Sophia Tsai)認為，當所羅門群島投向中國懷抱的那一刻，就對澳大利亞造成了幾十年來最大的安全威脅。
她以郵件告訴美國之音，所羅門群島有很多不同的政黨與派系，國內一直有內戰，而且腐敗叢生，確實有些派系或政治人物與台灣關係很好，但當另一派系獲得更多權力時，或是當中國投入更多資金時，國家外交就會轉向中國。她指出，所羅門群島與中國的關係發展迅速，起初從經濟合作開始，很快地就跨越到安全領域，這直接衝擊到澳大利亞與新西蘭的區域安全。
蔡芳婷說，巴布亞新幾內亞和斐濟在外交轉向之後，中國的勢力擴張也成為澳大利亞的安全威脅，澳大利亞卻到現在才認識是台灣在太平洋島國的邦交一直在保護澳大利亞。她認為，面對中國以“一帶一路”挖走台灣的邦交國，對台灣或其他民主國家都很不利。
與中國是否能合作?
“一帶一路”在推出後，台灣的邦交國從23國降至13國。為遏止台灣邦交國外交轉向的趨勢擴大，幾位美國議員提出《刪除中國友邦經費法案》（Defund China’s Allies Act），企圖禁止美國提供外援給多個轉向承認北京的國家。
專家認為，除了來自美國等民主盟友的協助，台灣的外交關係應該採取“重質不重量”的原則來推行外交，針對友好國家提供金錢之外的援助方案。
澳大利亞國際關係觀察家蔡芳婷指出，當她在所羅門群島工作時，確實聽到人們抱怨台灣的農業援助內容並不符合他們的現實需要。因此，台灣必須更努力了解對象國的需求，例如太平洋島國最希望澳大利亞解決的是氣候變化和高速互聯網的問題，台灣在高速互聯網可以提供幫助。東帝汶希望建立電子銀行系統，這也是台灣可以提供幫助的領域。
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王昆義表示，台灣在海外援助的口碑與國際形象都很正面，可以善用夥伴力量，例如在東南亞的佈局中與美日合作，而且也不必完全排除與中國的合作。
他說:“台灣可以針對‘一帶一路倡議’中所強調的新興產業和領域，在兩岸企業優勢互補下，評估兩岸進行產業合作的可行性。”
他認為，官方關係太敏感，台灣可以強化兩岸智庫與民間的交流，讓兩岸再“一帶一路”合作上走向資源共享、制度對接，以及產業合作共拓的第三地市場。
對此，台灣國際法學會副秘書長林廷輝教授抱持不同的意見。
他說:“以前中國曾經講說，台商可以進入到‘一帶一路＇來接收，但是後來都是陸商，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台商，那是騙人的。”
林廷輝認為，台灣不需要與“一帶一路”有任何瓜葛，反而是要積極爭取參與美國等民主盟友提出的合作方案，在開發中國家因為“一帶一路”索產生的弊病擴大時再接收，就能事半功倍。
澳大利亞國際關係觀察家蔡芳婷認為，台灣是許多國家的保護盾，因為只要開發中國家堅持與台灣的關係，拒絕和中國正式建交，就不會給周邊帶來安全問題，所以民主國家確實需要說服太平洋島國與台灣維持關係，台灣也需要更加凸顯自己作為安全盾牌的角色。
開高走低形成債務陷阱與貪污問題
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王昆義教授認為，“一帶一路”開始時正逢全球化高潮，立即受到了大部分國家歡迎，還有大批西方國家加入了亞投行，形勢確實是出乎意料的好。但是到了後期，中國封閉又保守的政治體系愈發無法應付全球性的佈局，加上美中貿易戰開打，就一路走下坡了。
王昆義對美國之音說:“從中國國內來看，一開始各個地方政府都規劃融入到‘一帶一路’中去，但是現在誰還提呢？全都成為央企的基建項目了。”
王昆義指出，“一帶一路”也被認為使開發中國家陷入 “債務陷阱”，雖然有些窮困國家因為“一帶一路”得到了跨越發展的機會，但是對於深度參與“一帶一路”的一些國家而言，債台高築的問題讓他們陷入更大的困境，債務壓力在疫情發生後國際經濟變差就顯得更加嚴重。他表示，一些國家產生政局動蕩，例如斯里蘭卡、馬爾代夫的政權被推翻，就與“一帶一路”帶來龐大的債務問題脫不了關係。
除了債務問題，台灣國際法學會副秘書長林廷輝教授表示，由於中國面臨國內經濟生產過剩，透過“一帶一路”將工程與勞工輸出到開發中國家，卻只是創造了短暫的經濟繁榮假象，並沒有提升開發中國家本身的競爭力。
他說:“像包含俄烏戰爭的結果，他們(開發中)國家沒有辦法去有什麼國際購買力，或者是其他的相關的能力來因應這一場戰爭所造成的比如說糧食危機，或者是能源危機的影響。”
林廷輝認為，與過去的馬歇爾計劃相較，“一帶一路”只是消化中國本身基礎設施建設過剩的產能，更造成了這些國家因此產生嚴重的貪贓枉法。
他說:“雖然它(一帶一路)不是一個國際援助基金，但是它是一個給當地的官員創造貪污腐敗的機會，而且它又沒有一個透明化的機制，或者是審查機制來做配套措施。”
他指出，貪污問題使得“一帶一路”並未提高開發中國家的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