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為人父母的香港人，年青時都有六四相關經歷，但是要將這段記憶與子女分享，往往遇到不同的困難。有家長組織最近舉行座談會，討論如何向子女解釋六四事件。有講者認為，不應該將恨意灌輸給子女，最重要是培養下一代有大是大非的觀念。
接近100名家長及市民參加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的六四座談會
育有一對7歲及5歲兒女的蘇美智在座談會上表示，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的時候，她是中學生，當時在香港參與一些聲援北京學運的工作，例如將一些報導北京學運的香港報章新聞剪下來，寄到中國大陸，期望這些信件可以穿越封鎖，讓大陸的民眾可以收到這些剪報，得到北京官方以外有關學運的資訊。蘇美智指出，7歲的大兒子去年已經對香港的時事新聞相當好奇，因此，去年開始蘇美智已經主動告訴兒子有關六四事件的資料，並且帶他參加六四燭光晚會，讓兒子了解媽媽所認識的六四事件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蘇美智說：“我兒子6歲的時候，他很多事情都不明白，但我有一個很基本的訊息想讓他知道，即是盡量用一個幼兒版讓兒子知道，就是有一個政府她面對很多學生和市民的示威，其實這個政府可能有些害怕，她用了一個很錯的方法，就是開槍去鎮壓一些想令她變好的人。”
蘇美智表示，她的兒子對六四事件提出很多問題，其中一個讓她印象深刻的，就是大人常常教小朋友要原諒別人，為何你們過了二十多年都不能原諒那個做錯事的政府﹖為此蘇美智第一次告訴兒子，甚麼是「大是大非」。
獨立記者蘇美智認為，與年幼子女談六四，最重要是灌輸大是大非的觀念
蘇美智說：“有一件事情就是大是大非，就是這個錯誤很大，裡面有很多人命，也有很多不公義，你不能夠這麼輕易放過這個錯，因為犯錯的人不知道自己錯，他會繼續錯，而且他會犯更加大的錯。而就在我跟他分享不久之後，李旺陽、在電視新聞見到李旺陽在窗邊死了，跟著他見到媽媽看著電視新聞哭泣，跟著我們就一起去遊行。”蘇美智表示，與小朋友分享六四事件，會盡量客觀、平和，介紹事實，並且盡量提醒自己不要在小朋友年幼的時候向他們灌輸恨意。蘇美智並表示，對於與子女分享六四，有危機感。
蘇美智說：“都不知道甚麼時候不能講，忽然間說珠海(學院)學生報抽起六四的敏感片段，忽然間又可能下達了甚麼教育指令。我有一種危機感，就是如果我今天不找機會跟他(兒子)說的話，遲早會有另一些人跟他說根本沒有任何這些類似的事情發生過。”
1989年以香港專上學生代表身份，到北京聲援學運的林耀強在座談會上回應參加者的提問表示，當年6月3日晚在天安門廣場上，他曾經與其他人一起，將一名被解放軍開槍打中的工人抬走。林耀強認為，這名工人不太可能被救活，他當時感覺到死人的重量真的很重。
1989年以香港專上學生代表身份到北京聲援學運的林耀強表示，會堅持說六四發生過甚麼事
林耀強表示，雖然是六四事件的過來人，但他沒有刻意對14歲的女兒解說，他認為香港資訊發達，如果女兒有興趣了解六四事件的真相，會主動去找資料。不過，林耀強由女兒半歲開始就帶她參加六四燭光晚會，有機會就跟女兒或者其他人說發生過甚麼事，他覺得父母的身教最重要。林耀強說：“我很堅持講發生甚麼事。即是過了這麼多年，其實很多人有因為他的政治利益或者不同的原因、各種神奇的原因，他就說，其實那一年應該是要殺人的。我自己每一年都堅持，其實當時發生甚麼事，必須要講清楚，你選擇用一個這樣的態度去看這個屠殺，是你的選擇。
1989年擔任記者在北京採訪學運的謝志峰在座談會上表示，由於自己親身經歷過六四事件，很多感受非常強烈，但是與兩個女兒分享，總覺得她們只吸收到很少，曾經覺得自己很失敗。不過，與其他家長分享之後，謝志峰覺得，不一定要令女兒對六四的感受與自己百分百相同才算是成功；其實父母的身教，對相關事件的評論、態度，對子女已經有潛移默化的影響。
1989年任職記者在北京採訪學運的謝志峰表示，父母的身教對子女認識六四有潛移默化的影響
在中國大陸出生、後來移居香港的謝志峰表示，一定會教育下一代，香港與中國是一脈相承。他不認同最近香港本土派學者呼籲市民杯葛支聯會舉辦的六四燭光晚會的做法。謝志峰說：”現在不好的只是內地(大陸)的管理員，是政府而已，不是人民、文化及歷史，與我們有必然的分離，我們要改變的是管理員的管理態度，而不要覺得大陸就是不好，加上自由行之後，都發覺不到有幾個好人，所以覺得與大陸有一種疏離的感覺，我覺得這件事情要澄清。”
最近香港珠海學院學生刊物《海聲》推出六四專題，編委會表示，承印商以內容敏感為由，要請示上級批准後才進行印刷。謝志峰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不肯定是個別印刷商收緊立場，抑或是大氣候慢慢收緊言論空間，他擔心是社會風潮慢慢轉變的前奏，所以有些父母都會感到與子女談論六四有危機感。
謝志峰說：“親北京的團體可以給或者不給生意他(印刷商)，這些很容易可以找出來，你要承擔這些東西，如果有人刻意去篩選會把你篩選出來，會對你將來的生意可以有一種影響，我恐防這樣的氣氛慢慢在香港出現，有一種所謂澳門化的現象出現。老實說，我們行內(新聞界)常常都會傳，在組織團體上常常有這樣的味道，各個團體要力促歸邊，認識到甚麼是政策，以後如何跟隨，在學術團體也有類似的現象，在新聞媒介也有這些風在吹，我覺得這是整個風向的一部份，不是一件單獨的事情。”
香港市民任先生與太太帶同3歲的兒子參加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的六四座談會
香港市民任先生與太太帶同3歲的兒子參加六四座談會。他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覺得六四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薪火相傳給下一代，參加座談會是希望聽聽其他家長對六四的看法。兒子1歲多，任先生已經帶他參加六四燭光晚會。任先生說：“因為我覺得這件事(六四)是在我們人生當中最多大是大非的情況下發生的一件事，我們身為中國人，都很希望一件這麼不對的事情會早日平反。”
任先生表示，小時候與家人移民澳洲，六四事件發生的時候，他13歲、身在澳洲，當地的華人圈都很關注這件事。他直至25歲回香港生活，都一直關注六四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