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版國安法於2020年生效以來，台灣成為華人社會中最後一個可以公開舉辦六四紀念活動的地方。台灣社運人士表示，隨著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進程，他們看待六四的視角已從早年的大中華思想，轉變為以民主對抗獨裁的宏觀國際格局，但最大的挑戰是台灣年輕世代對此一中國民主學運越來越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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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年後 台灣誰在紀念六四？
曾建元:台灣紀念六四 強調“以民主對抗極權”
北京天安門事件的35週年紀念活動將於6月4日在台北市的自由廣場登場。主辦單位華人民主學院常務理事曾建元當年是跨海聲援六四的支持者，近幾年則是在台北一肩扛起主辦六四紀念活動的重任。他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細數35年來六四活動在台灣社會發生的“質變”。
曾建元說，早年台灣群眾上街聲援六四者，多是懷抱中華民族主義情懷，關切在中國受專制統治壓迫的同胞。但隨著台灣開啟民主化的進程、自為台灣人的認同轉變，六四漸漸變成許多人眼中的“他國事務”。
他說，這些年台北六四活動的本質也從追悼1989年天安門廣場上的犧牲者擴及對香港雨傘運動和反送中運動的聲援，擴大活動含義旨在提醒國際社會，民主聯盟必須團結，才能對抗極權主義的向外擴張。
曾建元說:“當年發動六四鎮壓的(中共)政權現在還在鎮壓他們的人民，而且變本加厲。專制的中國比過去更強盛，以前是威脅本國人民，現在威脅我們印太地區各國的人民、各國的自由民主。”
他說，台灣持續紀念六四的參與者已超越兩岸“血濃於水”的情感思維，提升到國際視角看六四，因為台灣以往受到在國際社會的支持，才能順利步上民主化，所以當能力所及時，也要聯合其他國家關心中國的民主發展。
台灣民眾在台北點燃蠟燭紀念八九六四21週年。
國共關係反轉台灣六四支持者“大換血”
台北年度六四活動轉型的另一個契機是，一度反共立場鮮明的藍營，近年來轉而親中，高呼“兩岸一家人”。
對此，曾建元直言，指標人物如台灣前總統馬英九，他自2008年就職後就不曾對六四公開表態過。
他說，馬英九8年任內，也是台灣社會對六四紀念活動反應最冷淡的時期，其中一年，僅有6人現身自由廣場，陷入工作人員比參與者多的窘境。
曾建元坦言，台灣統派團體退場後，台灣的六四紀念活動一度無以為繼，直到前幾年，一群台大歷史系的香港僑生、甚至陸生重新進駐，再加上本地大學生的跟進後，才賦予新意義。多年下來，台灣的六四支持者可謂已經“大換血”。
台灣社運人士:紀念六四為提醒國際譴責極權
在今年紀念活動的籌備期間，多名台灣青年世代的參與者告訴美國之音，他們在民主台灣持續關註六四的最大意義在於藉由年度活動來提醒世人勿重蹈悲劇，也幫在中國和香港、失去悼念自由的人了一樁心願。
在台北、今年21歲的大學生陳宗曔說，天安門事件隔年，台灣也爆發野百合學運，由於北京六四屠震驚國際，讓當時台灣的李登輝政府選擇以柔性方式面對學生。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的野百合學運能推動政改應部分歸功六四效應，這也是他懷著回饋的心參與籌備紀念活動的原因之一。
陳宗曔說:“儀式存在的意義就是提醒大家，(六四)這件事非常重要，我們要避免它再發生一次；也提醒一些民主國家政府，即使我們(台灣)是民主國家，也堅決地拒絕這件事情(再)發生的機會。位流亡海外的六四倖存者，受他們窮其一生、追求民主自由的理想所感動，才開始積極投入。”
在北台灣桃園的中央大學研究生林裙靜則是今年台灣六四紀念晚會的主持人。她說，身為台灣人，自己不是從大中華民族的共感共懷看待六四，而是像審視納粹屠殺猶太人的史實般、基於人權自由等普式價值，才去追索歷史真相、譴責極權政府。
2017年6月4日，台北自由廣場附近六四28週年紀念會現場。
社運坦言:台灣年輕世代多對六四無感
不過，讓林裙靜備感憂心的是，走出社運同溫層，多數和她同齡的年輕人並不關心六四，更遑論投身六四的聲援活動。
林裙靜還說，不只是六四，很多台灣年輕人連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二二八事件”都搞不清楚，甚至對10年前的“太陽花學運”也普遍無感。
她說，太陽花學運當年號召到50萬人上街，但10年後的紀念晚會至多僅3到5千人出席，甚至同期的反核四運動，當年也曾有5萬人上街抗爭，但到現在無人問津。
林裙靜，相對於台灣人的健忘，中共的社會控制卻與日俱增。以2019年反送中運動為例,港人當年怒吼聲震耳，但如今風聲鶴唳，香港街頭連張便利貼、連儂牆都被當局剷除殆盡。她說，這樣的他山之石，台灣人若健忘，等同輕忽真實存在的危險。
林裙靜說:“我自己非常焦慮的是，大家沒有危機感，不覺得我們(台灣)真的會被統一或是中共侵台這件事情，在台灣的政治領域，他們(年輕人)能夠做到最高度的參與，就是去投票，投完票之後就沒了。”
這樣的焦慮，兩度擔任台灣六、四晚會主持人的香港研究生蔡智豪也感同身受。
蔡智豪是2019年7月首批流亡台灣的反送中抗爭者，他自承是“港獨派”，從2014年起年年出席香港維園的六四晚會，是因與遭中共打壓的民運人士產生共情，盼望透過紀念活動揭露中共大外宣下的獨裁真相。
蔡智豪說，移居來台後，他總在台北的紀念晚會中，透過發言、擺攤位等方式提醒與會者，台灣面臨的威脅與六四、香港國安法和新疆人權的起因類似，都是中共迫害的後果。但他說，每年活動結束、走出自由廣場後，多數台灣人似乎並不在意。
蔡智豪說:“台灣社會，尤其是年輕世代，對這些的接觸、甚至認知都比較薄弱的時候，我覺得中共恐怕在這些資訊戰上面還算蠻成功的，所以(我)有點稍微小悲觀。 ”
台灣民眾在2023年6月4日晚點8點9分默哀64秒，表達對六四犧牲者的哀悼。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楊安攝影）
香港藝術家黃國才：台灣紀念六四應“本土化”
香港異議藝術家黃國才2021年移民台灣前，曾是香港街頭抗爭的常客，他以各種行動藝術諷諭香港漸失的自由，流亡來台後，他也持續參與六四紀念活動。
現定居中台灣台中的黃國才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形容，台灣年輕人是“民主的富二代”，生來就享有先輩流血流汗換來的自由民主，但也因此缺乏危機意識和公民意識，進而輕忽許多潛在的危險，一如香港社會的教訓，即原有的自由度漸漸遭到陷縮。
黃國才說:“危機意識不足、公民意識又不足的話，對台灣真地很危險。因為現在的台灣跟香港過去20年一模一樣。國會裡面，他們(親中立委)帶團去中國，(讓)很多民主派很好的提案就卡住了，其實背後就給(中共)控制。 ”。
黃國才引述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名言說，“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他也說，現今地緣政治格局下，任何國際局勢的變化都會影響到台灣，因此，台灣人必須記取六四或香港問題的教訓。
黃國才說:“六四是一種歷史的原料，就像228那樣。我們要運用這些歷史的原料去在地化，運用它去產生(新)運動，比如說，跟其他被侵略的國家、城市一起去辦(活動)，也要談台灣本土(威權)歷史，這樣才可以成功，才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