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爾瓦尼猝死在中國引起共鳴 異議人士:中國的政治環境比俄羅斯更惡劣

俄羅斯反對派領袖阿列克謝·納瓦爾尼(Alexei Navalny)獄中猝逝後，震驚全球政壇，也引發中國異議人士的反思。雖然他的死因仍有待調查，但多位中國異議人士認為，普京和俄羅斯獄方要負最大的責任。他們說，納瓦爾尼之死“很可能是謀殺”，也恐反映出獨裁者的恐懼。至於中國網民興起為普京抱不平的同情聲浪，一位異議人士說，那是中共“愚民統治下的民自愚”。

年僅47歲的納瓦爾尼是俄羅斯總統普京的頭號政敵，正值壯年的他於獄中猝死後，引發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普京的譴責和追責聲浪，不過，中國社媒上卻有大批時評人和網民反而同情起普京，還把矛頭指向西方國家。

納瓦爾尼是遭謀殺的政治烈士?

對此，中國異議人士說，這是極權社會的特徵，尤其納瓦爾尼之死背後恐“有陰謀的”，這樣一位政治烈士之死反映的是獨裁者的恐懼。

位於澳大利亞首都悉尼的民主中國陣線澳大利亞分部監事張小剛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雖然納瓦爾尼的死因還有待確認，但異議反對人士在獄中遭獨裁者謀殺或凌虐致死的前例屢見不鮮，因此，外界很難不將納瓦爾尼之死朝政治陰謀聯想。

張小剛說:“這個是極權社會的一種特性。這種特性就是，第一，異議聲音是不容易發出來的。異議人士，只要你有影響力，就一定要被壓制、被想辦法給幹掉，幹掉的方式有明的、有暗的。那麼像這種在監獄裡邊突然死亡的，很可能是一種謀殺，只不過證據力很難找到。”

張小剛說，普京發動入侵烏克蘭後，已有好幾名俄羅斯大富豪傳出離奇死亡。另與普京反目成仇的前瓦格納雇傭軍首領葉夫根尼·普里戈津（Yevgeny Prigozhin）也於去年8月墜機身亡，致死原因到底是遭導彈襲擊、還是普京本人直指的飛機內手榴彈引爆，至今仍莫衷一是。

獨裁者的恐懼

他說，普京若為納瓦爾尼之死的幕後黑手，他之所以把頭號政敵幹掉，就是害怕這樣有影響力的少數異議人士會去影響多數的俄羅斯民眾，來推動社會的進步，並促成他的獨裁政權垮台。但這種獨裁者的恐懼和政治暗殺，以史為鑒，從未能真正成功，只能維持或長或短的政權。

張小剛說，俄羅斯雖經過政治轉型，以民主國家自居、也標榜自由選舉和新聞自由，但在普京的高壓統治下，根本和中國一樣，仍是專制極權國家。

他說，中國的政治環境比俄羅斯還嚴峻，不僅人民沒有選舉或參政權，連網絡或媒體都無法見容異議言論，人民更是活在一言堂下，長期被洗腦後，自己也懶得動腦，反而以官方意見為意見，這也是為什麼，中國時評人或網民這兩天一反國際主流聲浪，竟為普京抱不平，甚至無端指控美國才是幕後黑手。

中國人民的自愚愚人

張小剛說:“全民的被洗腦、愚民化的結果呢？有的人就開始自愚了，我就聽政府的，政府說什麼就是對的。(中國著名畫家)陳丹青說過一句話，他說，愚民(統治)的最高境界就是(人)民自愚。但民自愚的原因，實際上是官方對老百姓進行愚民教育和恐嚇結合起來，最後很多人就變成一種不加思索、就反映了(中國社媒上)這麼一種現實，當然這些是很可悲的。”

對於納瓦爾尼之死，中國官方尚未表態。不過，張小剛說，中俄的友好關係建立在利益的短暫結合，隨著普京受到西方國家制裁後、現“處於過不去的狀態”，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國內經濟衰退、黨內矛盾和外部壓力劇增下，“出問題也是隨時的事”，在此前提下，中俄夥伴關係還能維持多久，不無疑問。

對於納瓦爾尼之死，兩位中國境內的異議人士也認同西方國家對普京和獄方的追責。

一個因議題敏感、不願透露姓名的人權律師告訴美國之音，外界對俄羅斯國內的信息掌握太少，很難判斷，但“俄羅斯當局鎮壓政治活動人士和新聞記者也是眾所周知的。”

王全彰:普京和俄羅斯獄方應被問責

位於北京的中國知名人權律師王全彰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他聽到納瓦爾尼這樣一位同道中人，年齡相近、同是律師出身、也有爭取民權的共同價值觀，竟不幸死於獄中，“內心很受震撼、很難受”。

他說，就法論法，俄羅斯獄方對納瓦爾尼之死要負一定的責任。

王全彰說:“任何一個人被羈押，監管機關同時就賦予了管理這個被監管人的義務，還有保證他的人、還有健康的義務。這個人在(監獄)裡邊，不管是病死的、還是其他原因死的，你(獄方)都要負一個倒置的舉證責任，如果你不能充分地說明，你對他的死沒有責任，那麼你就應該承擔責任，這是現代法學基本的舉證責任的一個分配原則。”

他還說，雖然納瓦爾尼的具體死因不明，但普京作為執政當局也應負起政治責任。

王全彰說:“作為一個政治上的反對人士，他在文明社會裡邊不應該被這樣對待，這是最基本的，一個社會政治文明最重要的標誌就是，你怎麼樣去對待你的反對者。”

王全彰說，自90年代以來，俄羅斯歷經過一系列的民主和司法的轉型，但為何仍會出現新的威權統治、或像納瓦爾尼這樣的反對人士仍持續受到迫害，讓他深感不解。

中國異議人士的處境恐比俄羅斯更嚴峻

納瓦爾尼之死也引發中國異議人士處境之艱難的反思。

但王全彰說，中俄兩國的政治文明無法類比，因為中國不僅能組織化的反對者都不存在，也未開啟任何民主的轉型進程。相反地，當局還擴大對社會的維穩控制，包括緊縮言論自由，輕則以尋釁滋事、重則以煽動或顛覆國家政權罪名來治罪。

王全彰說:“我們現在就是進一步地加強對民眾的控制，一步一步地加強、一點一點地收緊，無論從過去所謂的政治領域、現在到泛政治的領域，什麼教育、經濟、金融，都上升到所謂的政權安全的一個高度。”

中國於2015年7月9日對維權律師發動大抓捕，王全彰也是遭政治迫害的律師之一，他於前三年多的監禁中曾遭酷刑逼供和被迫用藥，經2018年底的秘密庭審後，他於2019年初因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王全彰於2020年4月出獄後，仍持續受到國保的監控或政治報復，包括北京住所曾被無故斷水斷電、兒子被拒入學、一家三口更長達13次被迫搬家，已多次引發美國國務院的關切。

位於澳大利亞的張小剛說，中共的高壓統治只會製造一代又一代的異議人士，從早期的魏京生、王丹、劉曉波到709律師群，以及近期以其他形式反抗的年輕學子。雖然他們在中國境內受到的打壓和迫害越來越強，但來自西方國家的外部壓力若強到讓習近平感到權力受到威脅，或能為中國異議人士的處境帶來轉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