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已經放寬了大部份與COVID19相關的嚴格限制，並開始推動香港向世界重新開放；但搬遷界專業人士預計，香港自1997年回歸中國以來的最大移居浪潮不會早早結束。
“ COVID之前，我們通常會有50/50的出境/入境活動組合。 在2021年和2022年，我們的出境/入境比例為75/25。這個比例與我們在香港的姊妹公司（Asian Tigers Group）的情況一致，”在香港擁有超過40年經驗的本地搬遷服務公司“Silk Relo”的首席執行官凱·庫特（Kay Kutt）說。
“我們的團隊預計，進入2023年後遷移的數量不會減少，”庫特說。
9月份，政府結束了酒店隔離，大幅放鬆了一些世界上最嚴格的COVID-19防疫限制措施。這個月，政府在一場峰會上接待了200多位全球金融界領袖人物，以贏回他們對香港這個亞洲頂級金融中心的信心。
但庫特表示，繼續推動人口外流的因素是不確定性。有小孩的父母抱怨說，當出現COVID-19病例時，幼兒園仍然會突然關閉；即使是在戶外，還是必須要戴口罩。她補充說，一些前段時間就已決定要離開的人現在也拿到了簽證並準備出境。
香港經濟學家兼東方資本研究（Orient Capital Research）董事總經理安德魯·科利爾（Andrew Collier）也認為，這一趨勢尚未放緩。
“是的，我認為它將繼續下去，因為安全風險正在增加，而不是減少，”科利爾說。
他列舉了對北京於2020年在香港實施的《國家安全法》的擔憂。香港實施這一法律的目的是為了應對2019年的大規模的具有破壞性、甚至有時是暴力的“反送中”（擬議將經濟罪犯引渡到中國大陸的條例）抗議活動。《國安法》對被判犯有分裂國家、顛覆、恐怖主義和勾結外國勢力罪的人實施懲罰，最高可判處終身監禁。
科利爾說，法律條文寬泛的措辭甚至讓那些沒有參與抗議活動的人感到擔憂。他說，列出的罪行之一——勾結外國勢力——這一點是“最令人擔憂的”；因為它可以被無差別地應用，並可能會影響到外國公司。
“有些公司正在掏空他們在香港的業務。主要是出於安全原因，他們正在將人員轉移到其他地方。他們覺得讓員工留在這里工作令人不安，”科利爾說。
一位歐洲國家的總領事告訴他，由於對《國安法》的擔心，他的領事館已經失去了50%的工作人員。
“唯一的好處是，如果香港的商業真的能夠蓬勃發展--例如，阿里巴巴的雙重上市，可以籌集160億美元資金，”科利爾說。“人們可能會把他們的謹慎拋到腦後，然後回到香港。”
雖然最近公佈的政府數據顯示，從2021年中期到2022年中期，香港居民的淨外流達到11萬3千2百人；但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據，過去三年半的離境人數實際上要多得多，按年中數據或年終數據計算，為24.86萬人或22.6萬人；鑑於政府的數字是淨流出，實際離開居民的人數可能更多；因為政府沒有提供總數字。
退休人員桑尼·陳（音譯，Sunny Chan）和他的妻子計劃將自己從他們唯一稱之為家的地方連根拔起，移民到他們的女兒、女婿和外孫們居住的澳大利亞。
“香港已經變了。它不再是我所認識的香港，”桑尼·陳說。他指的是香港人擁有的自由，他覺得這些自由已經受到侵蝕。“香港曾經是一個非常自由的地方。只要不去打擾別人，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現在，我不再感到安全。我必須要留意我在社交媒體上寫了什麼，以及我對朋友說了什麼。”
若不考慮移居香港與家人團聚的中國大陸公民，自1997年以來，香港幾乎每年都有更多的人離開。然而，最近一連串的離境人數，超過了以往的大量人口外流時期，例如2002-2004年薩斯病爆發，或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
根據政府統計處數據的計算，可以肯定的是在COVID-19和《國安法》實施之前，2018年香港的748萬人口僅流失了大約3%。
許多人並不覺得自己有被捕的危險，並認為《國安法》主要是針對反政府活動人士，或那些積極參與抗議活動的人。
22歲的特蕾西·陳（譯音，Tracy Chan）是持這種觀點的人之一，她出生在中國大陸，父母中一人是香港人。她從3歲起就住在香港。
“我認為人們不需要擔心......自從《國安法》通過以來，我沒有感覺到任何變化。這並不是說因為通過了《國安法》，我們不會像以前那樣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了，或者過去常說的話如今不再說了，”她說。“但是，當然我們不應該說我們國家的壞話；畢竟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她不打算離開。
“我的根在香港，”她說。“這裡比大陸開放多了。”
雖然科利爾等一些觀察人士說將人口減少歸因於對《國安法》或日益嚴厲的治理的擔憂所引發的移民潮，但是根據政府的新聞稿，當局將今年1.6%的人口下降——這是自1961年開始記錄以來的最大下降——歸因於低出生率、邊境限制中斷了外國工人和中國大陸人員的流入，以及一些香港人選擇在海外躲避COVID-19疫情。
其他一些人還將移居人數的增加歸因於英國政府，因為在港版《國安法》開始實施以後，英國讓香港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持有人更容易在英國定居並最終獲得公民身份。
與此同時，根據中國的“單程證”（中國政府允許大陸居民主要為了與家人團聚而在香港或澳門永久定居的證件）抵達的中國大陸配偶和香港人的子女人數，預計將在因COVID-19中斷後恢復正常。自1997年以來，已有超過100萬此類移民通過這種特別許可證抵達香港。
許多大陸學生也選擇在香港學習，主要是因為中國嚴厲的清零政策、香港排名很高的大學，以及相對較低的大學學費。
隨著越來越多的大陸人的到來和香港人的離開，這座城市的特徵正在慢慢改變。在大街上你可以聽到漢語普通話與占主導地位的粵語方言共存。越來越多的大陸人在服務業工作，並開設餐廳，提供中國其他地區的美食。
“他們認為香港比大陸好。而我將海外國家與香港進行比較，則認為海外更好，”桑尼·陳說。“我們都在尋求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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