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移民海外的數十萬香港人中，包括了一位被這股巨浪捲到英國的“生命意義”大學教育工作者 - 陳智豪副教授。在香港這個嚴重被物質蒙蔽、利慾薰心的社會中研究“哀傷”並且教導“面對死亡”，本來已經是一門冷門的學問；但諷刺的是，當感覺到研究2019年社會運動後年青人的哀傷也可能出現危險後，他也被無情巨浪捲到英國，將他原有的專業“意義治療”知識，渡人自渡，繼續尋找生命意義。
正值香港各界熱議最新施政報告如何更好地吸納包括來自中國大陸的非本地年青學生就讀大專院校之際，一份香港傳媒或可能故意遺留、或不敢報導、甚或認為沒有新聞價值的最新學術研究卻揭示，最需要關心的，其實莫過於2019年社會運動過後的香港本地年青人。受訪青年經歷哀傷、失落、憤怒，感到香港社會荒謬。研究報告作者 - 畢生從事“哀傷研究”的前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學者陳智豪副教授(Dr. Wallace Chan Chi-ho)直言，當一個社會“變態”至哀傷的權利也被剝奪時，尋找生命的意義，便顯得更加重要。
發表2019年香港社會運動後年青人心理研究 呈現集體哀傷情緒
現職於英國諾桑比亞大學社工學系(Northumbria University Newcastle)的陳智豪副教授近日接受了美國之音中文部的視頻訪問，除了介紹他這份題為《Loss of Hometown: Young Hongkongers’ Collective Grief following the 2019 Social Movement》(失去故居：2019社運後香港年青人的集體哀傷) 的研究報告外，也詳細談及他個人對當今香港社會心理狀況的看法。
時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任職的陳智豪副教授於2020年初孕育了奇想，將他一直以來研究有關喪親與死亡等的哀傷議題，引伸至參與過2019年社會運動的年青人身上。他希望將自己在 “哀傷與失去”(Grief and Loss)的專業社工知識範疇，貢獻一己力量，為這場運動過後社會上發生的轉變，留下印記。
社工學者也有社會角色 研究社運後年青人貢獻一己之力
他說，當年社運過後，他在大學裏工作每天接觸很多年青大學生，均看見感受到他們的哀傷，他自己個人也為著社運這事哀傷之餘，發現了在受訪年青人中的哀傷與生命意義，不只限於煩塵俗世，也涉及到他們認為香港的“死亡”。
陳智豪副教授首先說：“我會發現，其實原來不只是死亡，才會帶來那份grief and loss (哀傷與失去)，而是可能很多無形失去的時候，其實這些東西都為我們帶來很多很深的感受，很深的哀傷。於是我突然之間就對自己說，因為當時很有趣，有個這樣的想法，可能在這個(社會運動)事件當中，可能律師有律師的角色，可能甚至乎科學家有科學家的角色，他會解釋催淚彈的成份，有不同範疇的人都會在這個件事裡面。”
結論：“香港不再是香港，香港已失去香港原有的元素”
這份於9月11日刊登在學術期刊《Journal of Loss & trauma》的研究報告，引述一位19歲名叫Gwyneth的受訪年青人，認為香港的“名存實亡”在於香港已經失去一切所擁有的核心價值，包括以往可以討論“香港獨立”的自由。
這次研究一共深度訪問了16位經歷過2019年社會運動的年青人，過程中陳智豪副教授詳細了解他們的感受，他們並且得出結論認為“香港不再是香港，以及香港已經失去了香港原有的元素”。報告總結了受訪問者經歷了悲傷、失落、無助與憤怒，甚至感覺到生活在荒謬的社會中。
老練哀傷學者反被哀傷擊敗 反問是我瘋了 還是社會瘋了？
在其生涯中曾經在香港寧養醫院實習，陪伴末期病人走最後一里路，畢業後在醫院老人科及紓緩治療科任職社工，作末期病人和家屬的心靈擺渡人，陳智豪教授面對死亡、臨終與喪親等議題，可謂駕輕就熟。儘管有過陪伴大量病人在生死邊緣掙扎的經驗，面對與處理過無數哀傷，但這次面對受訪或參與過社運的年青人時，這位老練的專家顯然還是招架不住，被哀傷擊敗，使他流淚，內疚與自我反醒。
陳智豪副教授嘆息地說：“我記得我一邊做研究，我聽著那個年青人分享，他/她一邊說，一邊哭；我也一邊哭。是的！我時常都問自己是否瘋了？當我做完這個研究，我一邊聽錄音，我要做transcript (記錄副本)去聽錄音，去做分析。我一邊聽，一邊流眼淚。我從未試過做一個研究，要做到這樣，我去分析這研究，與別人去分享我個analysis(分析), 大家去傾談，一邊說，一邊流眼淚。你便知道，是否我瘋癲了？還是這個社會瘋了？”
讚揚受訪青年有理想與熱愛香港 擔憂學術自由最終離開香港
陳智豪副教授對社會的質疑，源於他看到了這群受訪年青人對香港的深厚熱愛。他訴說，他們全部都是一些很好的年青人，是一群很有心、很有理想的年輕人；但是他們正在經歷一些很辛苦的創傷，需要面對不是一般人需要面對的一些經歷。他理解到，當年社會運動當中，不同的人各有難處。他更反問自己，為何要這群年青人承擔這麼多苦難？作為一個成年人，一位老師，他又可以如何陪伴他們？他承認自己有過很多的反思，有時候有很多的無力與內疚。
在“港版國安法”於2020年6月30日生效實施前，陳智豪副教授向自己任職的中文大學社工學系申請進行研究並獲得批准。他當時的想法單純，只是認為自己正在進行社工知識範疇的哀傷研究，但隨著研究的推進接近完成，他開始意識到，他的研究也承載著一定的風險。
陳智豪副教授繼續說：“原來，我突然間好感受到那種，原來我也會去擔心學術自由，我也會擔心我發佈這些研究結果，有沒有危險的？其實那一剎都頗震撼，或者其實回來說是一種內心難過，當一個很不政治的一個人，突然間也會感受到，原來可能都會有一定程度上的一種重量(風險)，或者一種擔心的時候，對於我來說，我自己只是一個普通一個香港人，一個普通社工老師，一個學者，但去到那一剎，原來我開始感受到，原來這個研究裏面的東西，可能都有一定重量(風險)，那一剎是很特意的一種衝擊或者一種難過，爲何我會走到這一個這樣的地步？”
離港移英為要真誠生活 不想虛偽教學下去
這位文質彬彬的學者強調，他無意猜測倘若“港版國安法”通過後才申請進行相關研究，香港中文大學會否繼續批准。他續說，學術自由固然重要，不過意識到這次學術研究的危機，並不是他唯一隨後離開中文大學的決定因素。他今天將人生舞台轉戰到英國，在英國諾桑比亞大學社工學系任職，繼續從事哀傷研究工作，是因為他要每一天真誠地過自己的生活。
陳智豪副教授說：“這是我離開一個很大很大的原因，因為我從來，在我的教學裡，我教導我的學生，真誠是很重要，但是當我自己也沒有辦法，再好真誠地去生活的時候，我覺得，我的教學會很虛假，很虛偽！如果可以這樣說的時候，我很想，我依然可以很真誠地去過我的生活，當你發現一個地方很多樣東西 - 是非黑白，已經很被扭曲，又或者甚至乎我會去想像會否有一個moment(時刻)，我不能夠很自由地去決定我是否去做某一件事情，這些都是我一個很大的concern(關注焦點)。”
哀傷也可能會觸犯法例 哀傷的權利也失去
陳智豪副教授發表研究報告的同時，指出其結果不能隨便推論今天仍在香港生活的年青人對生活的荒謬感有多普遍；但他相信眼下有一部份香港年青人的情緒問題，不僅需要心理輔導，還可能需要精神科、甚至是醫藥上的支援。他指出，其研究希望帶出的訊息是，并不是等待至極嚴重的情況，社會才需開始關注這群年青人，他們每天都受到這一份很沉重的哀傷影響，影響了他們的日常生活。
不過，要表達哀傷，在今天的新香港又談何容易？陳智豪副教授認同記者舉出的例子。 當於2021年7月1日香港主權移交紀念日在港島鬧市銅鑼灣襲擊警員的社運支持者 - 梁健輝，被香港當局標籤為“孤狼恐怖襲擊者”後，擺放鮮花表達哀傷之情，也可能會觸犯“煽動暴力罪”及“國安法”，個人情緒的表達在當今新香港的社會中，也可能是有代價的，更枉論探討能否尋求心理輔導的可能性。
陳智豪副教授說：“我同意的，即是說，當我們不能夠去表達那份哀傷的時候，其實更加難去處理。在我們自己相關學術上有個term (辭彙)，我們會形容一種叫做disenfranchised grief，即是不被允許的哀傷，不被允許的哀傷，即是說我們有時候連哀傷的權利都被剝奪，即是不應該哀傷，不值得哀傷！”
在悼念“梁健輝刺警案”中，感激他為香港作出“犧牲”的4名香港大學學生，較早前承認交替控罪“煽惑他人有意圖而傷人”罪。主審法官謝沈智慧判4人入獄24個月。
意義治療源於奧地利精神科醫生
陳智豪具備意義治療(logotherapy)認可資格的專科學問，是由奧地利猶太裔精神科醫生弗蘭克(Viktor E. Frankl) 所創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弗蘭克被關押在集中營受盡磨難，努力生存為求一天能與親友重聚，以醫學知識幫助囚友，希望在苦難中覓得生命意義。
可惜，弗蘭克醫生在1945年獲釋後，才知道父母、妻子和朋友相繼在集中營喪生出。他回顧在納粹集中營的經歷，撰寫了《活出意義來》(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一書，引用了尼采的名言：“曉得為何而活的人，幾乎任何痛苦都忍受得住。”他戰勝悲痛，繼續努力生活，到世界各地推動意義治療，在六十七歲時考取飛行員駕駛執照，到了八十歲仍攀登阿爾卑斯山。
香港社會高度物質功利化 陳智豪副教授認同少數人思考生命意義
對於一向著重功利的香港社會，了解苦難與尋找生命意義，可會是大眾的共同話題？陳智豪副教授這位意義治療專家承認這從來不在香港流行普及，更自嘲可能患重病的人才會思考這議題。但目前部份香港人感到社會上的荒謬感，又可會正正是源於他們從不想過香港的“急速惡化”，不曾想過亂世中可能會出現如弗蘭克醫生遭遇的集中營境況？這數十年來香港人從未想過苦難，更枉論有興趣嘗試了解生命意義？陳智豪副教授認同香港社會高度物質化，大家人生順境時，極少思考這些哲理；有人甚至覺得他移居英國是瘋癲與荒謬，但這才是他真正回答了自己的生命意義所在。
陳智豪副教授說：“是的！我覺得，所以更加就是，當我們這些東西很重要，但是我們很繁忙，或者好物質的一個社會當中時候，我們其實遺忘了(人生意義)那些部份，但當在一個特別在當今世代當中，這些東西，重新浮上(表)面，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要面對，其實問自己，其實我最終所追求的是些甚麼？……我想也沒有想過，我今天會來到這個地方(英國)，但在2019(年)之後我真正問自己，我最終我想我的人生，是一個過一個怎麼樣的人生？甚麼對於我來說是重要的？我於是我就去回答自己，我想真誠地生活，這是我想追求的一樣東西。More than(多於)我有一個很好的收入，我有一份好穩定的工作。”
移民潮下年邁父母被遺留在港 教授呼籲應正視問題根源
2019年社會運動過後以至2020年中“港版國安法”實施所引起的大型移民潮，造成大量家庭離散，部份年邁長輩被拋棄留港，這些現象也難免造成巨心理大創傷。子女或因政治原因，決定永久不回香港。在陳智豪副教授眼中，香港政府或民間社福機構固然應盡早展開相關社會服務，讓老人家在心理上減輕一點痛苦，接受子女不能陪伴終老；但問題的癥結在於不只是處理這些老人的孤單寂寞，而是要正視承認問題的根源，為何有這麼多人會永久離開他們土生土長的地方 – 香港，會寧願被視為大逆不道，拋下親生養育他們的父母，從此終生分隔異地。
陳智豪副教授說：“我們是否Acknowledge (承認) 這群人的離開？其實可能背後有很多因素原因影響，甚至很現實就是，因為他們有很多憂慮恐懼，所以可能有一群人永遠都不會回來香港。是的！有很多這些因素，我覺得是的，需要有很多，兩方面都需要去處理。老人家那份難過，離開了的子女，你問他們，其實可能也帶著很多內疚、很多這些東西(思緒)離開，當我們想像我們不能夠，當我們爸媽百年歸老，我們不能回去探望他們，其實很多傷心難過，又或當我們不能夠做到我們子女照顧他那份責任，也有很多內疚。”
在英重新上路善待自己 要懂得真誠接受當下的自己
渡人自渡，換了跑道的陳智豪副教授在新的人生軌跡上，繼續重新看待自己的角色，希望在這“生命教育”議題方面，以個人的經歷，去喚醒大眾，要從悲傷中善待自己。
陳智豪副教授說：“我仍是我，我仍然相信自己，當我經歷苦難的時候，我仍然相信，人生依然是有意義，當我在這一刻，我離開了一個非常熟悉的地方，我要面對很多新環境，我仍然相信我迎接的人生當中，會是有意義的。於是，我想身體力行，我想我與大家一起，我想對大家訴說，我仍然在尋找，我仍然在努力當中。”
如這位教授所說，生命的意義不在於過份苛責自己，無需過份內疚。他提醒記者自己身邊的一張提示卡，倘若真的未能好好計劃每一天過得有意義，或許能做到：醒來起床、生存、再上床休息，已經很足夠！他強調，這不是時下流行的“躺平”，相反，而是要接受自己不能一下子處理解決所有問題，能活下去已很好，最重要是真誠接納當下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