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李家超在今年7月1日,香港主權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27週年紀念日期間,表示在他過往兩年任期領導之下,香港政府致力加強管治、振興經濟、憂市民所憂和建構和諧穩定社會,展望將來的方向則是全力促進經濟發展,為香港市民提升生活質素。
觀察家指出,李家超言下之意是認為目前社會已經足夠和諧穩定,所以可以全力“拚經濟”。不過對於香港各界市民來說,這些只屬一片空話,有市民甚至“呼籲”特首和香港政府甚麼也不做會更好。
出身於警務人員系統的李家超,在2022年7月1日開始成為香港特首。當時港版國安法已經執行兩年,多數反對派人士已被囚或離開香港,六四燭光晚會及七一遊行等公開群眾活動已不復見。在此背景下,李家超上任後增設18區“關愛隊”加強地區控制,更在今年三月終於完成擾攘超過二十年的《香港基本法23條》立法,令香港進入前所未有的所謂“和諧社會”局面。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榮譽教研學者李兆波認為,香港政府認為近年完成“23條立法”和設立港版國安法,令政府對香港的國家安全足以構成信心。不過前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前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劍華對李家超的說法提出質疑,他認為若政府真的認為社會已經很穩定,為何在“六四”和“七一”等所謂“敏感日子”,要如臨大敵般派出大量武裝警員在鬧市戒備,甚至在街上有人舉白紙也要被查問呢﹖
拚經濟皆因經濟確實低迷
李家超強調往後香港的發展重心是經濟,另一個主要原因是近年香港的經濟狀況愈來愈差。受中美貿易戰、香港社會情勢變化及經營成本高昂等多方面影響,香港經濟狀態陷入困境,甲級辦公室空置率屢創新高。
世邦魏理仕在今月最新發表的《2024年上半年香港商業房地產市場觀點》顯示,第二季甲級辦公大樓總空置面積達約1,500萬平方呎,空置率從第一季的16%增至第二季的16.9%新高。
報告亦指出雖然目前核心區店舖租金已經較2019年高峰時下跌約30%,但上半年累計錄得3.7%升幅。另一方面,在剛公佈的六月香港製造業經理人採購指數(PMI)進一步下滑,錄得48.2,是連續3個月低於50,也是2022年10月以來的最低點。
對於目前的香港經濟困局,香港政府似乎還沒有找到對症下藥的方法,反而高調組織“廟街夜繽紛”等各種“日夜都繽紛”運動,並在政府總部“門常開”以外舉辦的“發光蛋”等活動,意圖振興旅遊業。可惜這一切不僅對經濟發展沒顯著成效,反而因為外觀不佳成為市民甚至國際笑柄。例如近期在中環海濱區舉行的“SummerFest中環夏志”戶外活動,擺放英國巨石陣和復活島摩艾石像等5個人工智能設計的充氣擺設,不僅被市民認為是不吉利,甚至被國際知名AI藝術家批評非常醜陋並要求停止展覽。
另一方面,香港政府近年的施政措施造成擾民,甚至因此影響經濟發展,“垃圾徵費”爭議是近年最明顯的例子。李兆波對此表示:“香港政府近年有不少政府忽略經濟方面因素,例如垃圾徵費、國安法實施、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零容忍政策,及疫情期間取消對外航班等。”
政府施政失誤無法給人信心
香港政府對於社會及經濟問題未能對症下藥,反而因為垃圾徵費等多項措施擾民,令香港市民普遍對政府失去信心。鍾劍華坦言目前香港政府毫無號召力,他告訴美國之音:“如果不能震臂一呼叫人響應,無論做什麼都只會事倍功半。例如政府希望鼓勵消費刺激經濟,但市民全都把錢存下來,寧願留在長假期到日本或台灣呼吸新鮮空氣。政府呼籲人們留港消費、支持飲食業,大家卻繼續不理會。政府呼籲民眾投票,人們又不理會。這政府是沒有任何號召力,一個無號召力的政府是做什麼都不能。 ”
日本政府觀光局的數據顯示,今年3月有23.1萬名香港旅客到訪日本,比去年同期成長59.7%。而香港旅客在今年第一季度在日本共消費約78.14億港元,人均消費達12,530港元。台灣交通部數據則顯示,香港及澳門今年首季入境台灣的人次達32.1萬。
在香港鬧區經營玩具店的鄭先生,在2021年疫情期間跟朋友創業,反而在疫情期間有可觀獲利,甚至在短期內開設分店。但自從疫情結束並恢復對外通關後,香港人大舉選擇外遊甚至移居海外,令鄭先生的玩具店生意大不如前,部分日子的收入甚至連薪水都不夠付。加上香港政府早前鬧出垃圾徵費風波,令鄭先生對政府的不滿升溫。
鄭先生告訴美國之音:“我希望李家超別攪這麼多事,別攪什麼垃圾徵費、24小時通關,做些事留住香港人。香港商家和員工已經很慘了,再攪下去香港只會塌掉。”
不過鐘劍華也認為要香港政府“無為而治”也不是良策,他說:“醫療改革等政策必須政府帶頭做起,香港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政府不可以什麼都不做,但是你要他們做,他們又沒能力做,他們更沒有號召力要求他人跟著做,所以目前的情況是個死結。”
因此,鐘劍華坦言由於政府無法推動真正刺激經濟的措施,也無法解決問題,所以香港唯有等待租金、員工薪酬等營運成本大幅下調至“合理水平”,香港經濟才具備足夠誘因讓外商“回心轉意” ,令經濟再次復甦。
不過大部份香港人將在這過程中受痛楚,而且看不到甚麼時候才可以下調至“合理水平”,所以對香港經濟前景更感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