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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新冠病毒最有效模式是哪種？
目前，源自武漢的新冠病毒已經傳播到全世界160個國家，感染超過20萬人。這次病毒疫情令很多國家的政府措手不及。從中國的嚴厲封鎖，到南韓的大批量檢測，再到英國的群體免疫，各個國家政府的策略有所不同。哪種策略更為有效？哪種策略值得目前正在忙於應對的各國政府借鑒？
中國模式：嚴防死守
保安人員看守北京國際會展中心，海外抵達北京的旅客都要在這裡接受集中隔離與檢測。（2020年3月15日）
新型冠狀病毒從中國武漢被發現以來，在中國累計感染人數超過了8萬人，占到世界目前感染總數的40%。從1月20日鐘南山說出這種病毒存在人傳人後，中國立即採取了嚴厲的封鎖隔離措施。包括湖北十多個城市封城，將居民嚴格管控在家，開啟數個方艙醫院，短時間建立專門的傳染病醫院收治病人等等。截至3月19日，中國稱新增病例已經降至個位數，並且大多是境外輸入病例。
“目前看來，這個政策是有效的，但是代價也是很高的。這個代價可能包括過去的代價，包括將來的代價”，耶魯大學衛生政策與經濟學助理教授陳希對美國之音說。
他表示，中國採取這個政策有它的特殊情況。“因為一開始沒有及時公開信息。
所以到了超過醫療負荷的情況下，那時候必須採取比較非常的策略。全面的經濟停擺，嚴防死守”，他解釋道。
然而，不惜一切降低感染數字，代價很高。過去的代價包括經濟全面停擺，目前，湖北的發電量還沒有恢復，民工有將近一半的人還沒有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這些指標性的經濟數字說明中國的經濟活動在疫情爆發將近兩個月後，仍然處於半停滯的狀態。
與此同時， 病毒是否會因為城市解除封鎖而捲土重來,仍然是個問號。
“將來的代價要從免疫學角度來講”，陳教授解釋，“由於別的國家可能採取的是容忍一定程度的感染，政府把重點放在救治易感人群上，使得大量群眾免疫可以提高。中國走的是另外一條路，就是讓大家盡量不得這個病。 這就會導致以後一旦控制不好，中國就會出現第二輪感染”。
“所以這會導致將來的成本也會很高。你可以看到中國一直沒有鬆口說拐點已經到了，包括國際航班不能降落北京，都要降落在內蒙古或者別的城市，測了沒有問題再飛回北京。這個成本是很高的”， 他說。
分析人士認為，大部分國家要仿效中國式的“大規模封城”並不容易，除了沒有中國政權的執行力外，也牽涉到經濟、社會及人權議題。
“中國確實能夠有效的控制冠狀病毒，然而自由民主社會是很難復制這種嚴厲措施的”，喬治城大學法學院全球健康法研究中心主任拉里·高斯廷(Lawrence Gostin)對CNN說，“大多數的民主國家將人權和自由看得很重，我們不可能實現像中國那樣的管控程度。韓國的模式對我們更有啟發”。
韓國模式：大量檢測
身穿防護服的韓國醫護人員在一個檢查站對開車通過的人進行新冠病毒感染檢測。（2020年3月3日）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估計，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全球病死率為3.4%，而據3月17日數據顯示，韓國累計死亡病例為82例，死亡率僅為0.99%，遠低於全球平均水平。
韓國應對此次疫情的關鍵就在於大量檢測，目前韓國是全世界所有國家里人均檢測率最高的國家。韓國每天對1.5萬人進行檢測，自從一月份以來，衛生官員檢測了25萬人，也就是每200名韓國人中就有一人接受檢測。
“韓國有一個特點。就是這次不管有沒有症狀，有沒有疑似，它進行了比較隨機的人群的抽樣”，耶魯大學的陳教授說。韓國政府的採樣包括家訪以及在交通路口隨機檢測。
“這其實也反映了東亞的模式，就是說政府有很大的權威做這件事。一旦確診就進行嚴格的監控，並監控傳播鏈。所以能夠有效的收治各個情況的病例”。
公共危機應對專家蘭德爾·海爾醫生（Randall Hyer)對美國之音說， 韓國也為民眾檢測提供了激勵。海爾醫生在WHO期間參與了SARS疫情應對組。
他說，比如有醫生的推薦，曾經去過中國，以及與確診病例有接觸的韓國民眾會被免去檢測費。而如果民眾希望檢測來求安心，檢測費是135美元，在韓國民眾可以承擔的範圍。
“他們的人均測試量是我們的738倍。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是同樣大的國家，我們每檢測一個美國人，他們就檢測了738個韓國人”，海爾醫生說。
他解釋道，大量檢測能夠使衛生官員知道病人在哪裡，進行隔離治療，並順藤摸瓜找出接觸鏈，才能製止病毒。
“沒有測試，就相當於閉著眼睛跑進滿是樹的森林。你肯定會一頭撞上去”，他說。
韓國政府積極協調病毒檢測試劑的生產，即使在疫情最嚴峻的時候，也沒有出現過新冠病毒檢測試劑短缺的情況。
與中國相比，韓國自始至終沒有採取嚴厲的封城措施，經濟也沒有完全停擺。
“如果我們來看現在哪些國家做得好，誰掌握了應對病情的方法，這包括台灣、新加坡、香港和韓國，他們的理念都是相同的”，海爾醫生說，“早期的控制社交距離來延緩病毒傳播，之後進行檢測，對患者進行隔離治療，並找出傳播鏈。這是減緩，並最終戰勝這種疫情的方法”。
英國模式: 從群體免疫到政府乾預
倫敦疫情下的一個商場。（2020年3月17日）
相比中國和韓國的政府乾預，英國政府最初提出的應對方式引起了很大的爭議。
上週，英國政府控制疾病傳播的策略是讓足夠多人口獲得免疫力，即獲得所謂的“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讓高風險的個人置身於足夠多具有免疫力的人群當中，這樣他們就能夠避免被傳染。
根據這種計算，英國全國人口的60%染上疾病後才能產生對Covid-19病毒的群體免疫。
陳教授說，群體免疫的概念和理論都是存在的，然而這需要兩個前提。
“一個這要是已知病毒，我們要對病毒的殺傷力有所了解。也就是在病例數達到頂峰的情況下，國家是否有足夠的醫療資源來救治”，他解釋到。
第二點，他說，就是要有足夠的配套措施，對易感人群和弱勢群體有足夠保障。
“英國必須要對70歲以上老人進行隔離，來保護他們，並且要計算到最高峰時的人數，來比較重症監護室和呼吸機的數量是否足夠”。
“這是在數據十分有限的情況下，用大量的民眾在做實驗”，蘭德醫生對美國之音說。
英國政府在過去10年一直在縮減對於衛生領域的資金投入，目前英國目前有4000張ICU床位，5000個呼吸機，並且護士數量嚴重不足。
本週，英國皇家理工學院和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發布一份新報告，表示30%因冠狀病毒入院的人將需要進入ICU。這將完全超越英國健保系統的滿負荷。
該報告發布幾小時後，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表示，將不再使用群體免疫概念，政府將採取包括控制社交距離，關閉人群密集場所等乾預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