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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上“時代革命”責任 周冠威：留港才能戰勝恐懼
世界三大影展之一的法國康城影展(Cannes Film Festival) 7月16日突然安排特別場，放映香港反修例運動紀錄片“時代革命”（Revolution of Our Times）。礙於政治壓力，導演周冠威（Kiwi Chow）是製作團隊上唯一曝光的名字。他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表示，這部片子使他重新認識自我。雖然自知有可能淪為政治犯，但他決意留在香港，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戰勝內心的恐懼。
片長兩個多小時的“時代革命”是香港導演周冠威首次拍攝大型紀錄片。他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強調，這部片子麵向世界，內容會有所側重，務求讓不同國籍和背景的觀眾都有所共鳴。
周冠威說：“以示威者的角度為主，讓觀眾知道他們在想些什麼。這是我的初心。我始終把焦點放在2019年發生在香港的事情。（我選擇）簡化。甚至沒有提到台灣殺人案觸發香港當局修訂逃犯條例。因為這部電影是面向全球觀眾，他們沒有需要了解那麼多。另一方面（我也選擇了）深化。深化的對像是人（示威者），讓觀眾明白他們的內心世界。就好像帶著觀眾去到香港的示威現場，親自感受這場運動。”
2019年8月的某一天，周冠威接到海外商人朋友來電，說要資助他拍攝紀錄片，向全球人士交待反送中示威的來龍去脈。他說，這部片子並非美化暴力或散播仇恨，而是一個紀錄。
“時代革命”這句口號當年曾響徹香港街頭，當下卻成為有可能觸犯“港版國安法”的紅線。更大的難題是作品該如何面世。
扛上“時代革命”責任
周冠威說：“在國安法之下，現在的香港每個人都充滿恐懼。大家都很害怕。似乎任何事情都有機會觸犯國安法，導致香港充滿恐懼和自我審查。很多香港很受尊重的人，律師也好，記者也好，都受到明顯打壓。香港已出現了很多政治犯。我這部紀錄片也被外界評為風險很高。有機會觸碰到中共的神經。我需要向夥伴提供保護，讓他們安心，而他們也需要我這樣做。”
最後的決定是，電影製作名單僅以“香港人”（Hong Kongers）作為統稱，整個團隊只有一人例外。
周冠威說：“我作為這部紀錄片的導演。全部的伙伴和被訪者都是因為信任我（而參與）。他們承受著風險，而我卻躲起來去逃避風險，這是很不合理，很不公義，很不負責任的，所以我必須出名。另一方面，參與影展和授權公開放映等事宜，是需要一個有名有姓的人。我自己拍的（電影），我自己負責任。這才是公義。”
周冠威執導的文藝片“幻愛”是2020年香港最賣座、口碑最好的港產電影之一，這使他的事業出現曙光。有朋友愛才，對周冠威好言相勸。內心掙扎之際，周冠威在夢裡重遇自己的老師。
周冠威說：“有個朋友建議我繼續匿名，說他希望繼續看到我的電影，說要為我‘頂上’。這讓我很恐懼，很不安。人家為我坐牢，這想像實在使我太震撼了。我當晚一直睡不著。後來睡著之後我做了個夢，夢見對我人生很大影響的小學老師，因為他是我人生中第一個讚賞我的人。我夢見他當年稱讚我是一個很有責任感的人。夢醒後我決定公開自己的名字。”
為了受訪者及攝製團隊的安全，周冠威已把所有原始資料片及成品運往英國，並在香港銷毀相關片段，電影的版權也已出讓給朋友。
早於2015年，周冠威執導了電影“十年”，其中一個單元“自焚者”，講述在2025年，一名青年社會領袖因違反基本法23條入獄，在獄中絕食身亡，從而激發抗爭者走上街頭，但是遭防暴警察鎮壓，最後抗爭者自焚。 “十年”在中國大陸遭全面封殺，香港也極少有戲院願意放映。
周冠威說：“香港（主權歸還中國）已經那麼多年了，普選的承諾，‘一國兩制’的承諾依然未能兌現，好像謊言似的。我很憤概，很希望表達這種情緒，於是就去寫這個劇本，沒有想到後果。到寫完之後真的要去拍，才想到後果，但是我這人比較理想主義，我覺得對的事情就去做。”
2019年8月31日，“時代革命”正式展開拍攝工作，當時反送中運動已爆發兩個月，衝突在香港不同地區發生，充滿變數。當天在港島拍攝的周冠威在回家途中看到九龍的太子地鐵站也發生衝突，也就是後來的“831事件”。回憶拍攝過程，周冠威表示，這部片子使他心力交瘁。
周冠威說：“這場運動（遍及香港）很多不同地方，但我不能分身，在香港不同的區域會有堵路等不同的事件發生。你不會知道何時會發生關鍵事件。這是很難掌握的。另外就是危險，會受傷。在拍攝過程當中我曾多次受傷。拍攝這部紀錄片就好像戰地記者一樣。”
政治氣候改變拍攝難度大增
為了防範被捕，不少反送中示威者都在現場蒙面。他們對於鏡頭非常敏感。幸運的是，“十年”導演這個身份大大拉近了周冠威與前線示威者的距離。
周冠威說：“剛開始的時候，我是恐懼的，但是越拍越有勇氣。我想起了一句話：‘不是有勇氣才會走出來，而是走出來才會有勇氣’。在現場走的每一步都會讓你更習慣現場，勇氣也會多一些。
我越穩定，越拍越安心，越拍越有勇氣。我最初的拍攝對像是一些‘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示威者），但到了運動後期，我拍攝的是‘勇武手足’（用激進手段爭取民主的派別），和他們一起跑。”
參與運動的風險隨著社會政治氣候的改變不斷增加。不少受訪對象失聯或退出。衝突場面混亂，加上受訪者要蓋上馬賽克，增加了紀實難度。
周冠威說：“我現在拍攝的紀錄片其實是高風險的。我追訪的示威者其實都是冒險給我拍攝的。每個鏡頭對於他們來說都是一份危險。我剪接和選擇素材的時候，某些部分我必須忍心放棄。拍得好不好都是其次，在剪接上最大的考慮是安全。”
“留港才能戰勝恐懼”
“時代革命”使周冠威備受國際注目的同時，不少投資者與業內人士也因此與他劃清界線。
周冠威說：“因為‘幻愛’票房很好，很多投資者都表示願意出資給我。我也確實在籌備一部愛情片，但是我告訴其中一個投資者我正在拍這部紀錄片之後，他把資金抽走了。新的電影暫時擱置了。有些一直和我合作的人也離開了我。不要緊吧。大家面對風險的程度不一樣。”
周冠威的電影事業可能打回原形。日後未必能獲取資金拍攝商業電影。不少人為他感到惋惜。他卻表示，“時代革命”讓他重新認識自己。
他說：“我追求的並不是電影事業。我追求的是藝術和信仰：基督的愛。這才是我最大的價值。就算我很喜歡拍電影，即使我希望我的事業能繼續發展，政權卻迫使我走到最盡頭。既然上天一定要我選，我只好作出這樣的抉擇。”
作為基督徒，周冠威曾與妻子到非洲宣教。他說，經常會使用“扎心”這個詞，而他現在扎心之處正是香港。“時代革命”在被視為世界電影殿堂的戛納影展放映後，周冠威是否會被香港當局秋後算賬仍然是一個未知數。但他決定留下來面對。
周冠威說：“現在香港人正一起在受苦。我不想離開。留下是我的使命。我留在香港才是自由，反而離開香港就是被恐懼箝制，因為你是害怕才會離開。這是我無法接受的。我寧願我面對成為被拘捕成為政治犯的風險，也總比輸給恐懼要好。”
實名發布新片、堅定留港的決定在外人眼裡不可思議，但在周冠威六歲的兒子心目中卻是理所當然。
周冠威說：“我告訴他我在拍攝一部電影叫‘時代革命’。我說：‘我有機會坐牢。你有可能很長時間不能看到爸爸。你覺得爸爸應該拍這部片子嗎’。他竟然說：‘香港政府看了爸爸拍的電影會變回好的政府。’我又問他：‘不如我們離開香港吧。這樣會比較安全。’他既不害怕，也沒有勸我離開。他說：‘不如我們一起留在香港，把香港變回美麗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