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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選世代之爭：“由藍轉綠”外省第三代談國家認同
2020台灣大選落幕，不過，選舉結果卻掀起了台灣社會一股“世代差異”的討論。 “本省人”和“外省人”、不同世代的台灣人如何牽動這次台灣選情？省籍背景對國家認同和台灣藍綠政治板塊的影響從何時開始發生變化？
2020台灣大選落幕，不過，選舉結果卻掀起台灣社會一股“世代差異之爭”的討論。 “本省人”和“外省人”這種省籍背景曾經是劃分台灣藍綠政治板塊的基本要素之一。不過，爭取連任的蔡英文在這次台灣大選所贏得的817萬票中卻囊括了許多來自深藍家庭的年輕支持者，這群“由藍轉綠”的新世代選民對蔡英文和民進黨的勝選有著關鍵作用。現年35歲的“外省家庭”第三代的霍先生就是其中一個典型代表。
霍先生的父親祖籍來自一個早已不復存在的省：松江省。這個省在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政規劃中已被黑龍江省和吉林省所取代；他母親的家人則是來自福建莆田。
“我小時候是照單全收，覺得自己是中國人，也對所謂的大陸跟他們（父母）一樣抱有一定的情懷，”霍先生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他們的意識形態，政黨傾向其實100%都是複刻在當時小時候的我身上。”
“我媽媽他們對自己的身份認同當然毋庸置疑都是覺得是大陸來的，情感的羈絆算是蠻深刻的，”霍先生說。
1949年前後因國共內戰，蔣介石政府撤退來台，當時來自中國多省隨著國民黨軍隊遷移到台灣的有大約120萬人，這些人被稱為“外省人”，相對應的是日治時期結束前就已定居台灣的“本省人”。
早期外省人在職業上以軍人、公務員、學者、公家機關僱員為多，在當時的台灣社會享有不少社會和經濟地位。早期外省人對國民黨政府和領袖抱持相當忠誠的態度，這樣的態度也反映在政黨選擇上，外省人的政黨傾向明顯偏向於泛藍的國民黨、親民黨和新黨。
“你說政治方面，當然，我們從小家裡就是軍人啊，國民黨啊，”霍先生的母親還提到，所謂的“外省人優越感”在她小時候真實存在。 “（我們）常常都會譏笑那些台灣人講話的口音，而且他們講台灣話就會被罰站，真的是啊。”
國家危機警鐘被敲響：“溫水煮青蛙的水突然滾了起來”
從投票記錄軌跡來看，霍先生一直以來受到“深藍外省家庭”背景影響，2016年以前支持的候選人清一色都是泛藍。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投票的時候，她（母親）非常激動的跟我說，我養你養這麼大了，你第一次投票，你這一次投票，就幫我投好不好。我非常清楚我那次市議員投了（當時親民黨籍的）李新。”
“我的轉變很自然，是從比較有自我意識的時候，比較有獨立思考意識之後，我會發現說，咦，好奇怪，我的祖籍怎麼是一個虛幻的祖籍，為什麼我所背誦的秦嶺淮河、它是所謂的零度的等分線，它是750厘米的等雨量線，然後北邊是種小麥，南邊是種稻米，但是我那時候卻不知道（台灣雲林）古坑有產咖啡這件事情，但古坑跟我的距離其實比較近。我那時就覺得蠻荒謬的。”
真正敲響霍先生心中“國家危機”的警鐘是2014年爆發的太陽花學運。他說：“很像是溫水煮青蛙，然後那個水突然滾了，然後我就跳了起來，之後就再也回不去了。”
霍先生解釋，他那時才發現，無論是兩岸的服務貿易或貨物貿易，這些內容都會確實影響台灣人民切身利益。他說：“好比說，我是牙醫師，我就會很在意對於外籍醫師是否可以在自經區執業，或者我就會很在意對於健保的認定。因為這貨真價值影響到我的荷包，以及我們的權益。”
“那更不要說我以前相對在乎的自由民主，如果我們跟中國在那（經貿）方面更緊密的話，自然而然，我們的經濟被他們控制住了，我們的自由民主就會變得無法騰挪，”霍先生道。
身份認同的轉變與明朗：“我的利益和台灣重疊，那我就認為自己是台灣人”
霍先生坦言，國家認同、身份認同對從前的他來說並不是最重要的。在衣食無虞環境下長大的霍先生說，買什麼衣服、賺多少錢、做什麼職業曾經對他而言可能更實際、更重要。他曾經覺得，自己到底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似乎無關緊要。
他說：“我後來想要把它考證出來，我到底是什麼樣的人，但發現那其實沒有什麼意義，這就是個唯心的問題，其實'認同'就是信仰跟愛情，越過那個檻就是了。”
“民族其實是因為當地人當時的利益或當時所受的苦難，或當時的壓迫，出於共同的目的而慢慢形成的，”霍先生解釋道，“我那時候就認為說，無論我的血緣來自哪裡，那都無所謂，我認為我現在既然在台灣，那我的利益和台灣有重疊的地方，我就認為自己是台灣人。”
霍媽媽也說，“我們都認為我們是台灣人了，以前我們都講很驕傲講我們是中國人，但現在不會。”
談話中，霍媽媽流露出些許無奈，她坦言，“中國人”這一詞感覺像是被奪走了，因為現在代表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非中華民國。
霍先生說，他認為省籍情節在政治傾向上的影響力對上一代來說與年輕一代不同，對上一代人而言，那不是一項可以輕易割捨的因素。
他說：“如果假設我已經50歲、60歲了，那我要再改變我的意識形態，其實就是在試圖把過往的我給殺死掉，那其實是很困難的事。”
“對老一輩來講他們其實活在戒嚴時期，他們對於自由、民主、人權，也許會覺得那個很重要，但是我不就這樣活了60年，我不就這樣活了50年，我為什麼非得要自由、民主、人權這些事，所以我會跟我媽媽溝通，主要也是從利益，跟生命，也許是公共安全，也許是食品安全等方面，去跟她溝通，”霍先生說。
省籍終將是假議題，但統獨卻是真議題：“因為習近平把它當真了。”
不過，霍先生提到，隨著時代發展，“本省人”和“外省人”成家生子，不斷演變的結果就是省籍因素終將不會對個人政治思考產生影響，省籍情節會變成一個假議題，但統獨則是一個未來仍會確切存在的真議題。
他說：“當這個符號變得很複雜的時候，那就失去了它劃分彼此的意義。省籍是假議題，因為它都已經融為一體。”
“但如果說統獨是假議題，那我就不認為是假議題了，因為統獨是真議題，它每一次在選舉中都會是吵得最熱的。為什麼他會是真議題？因為習近平把它當真議題，因為胡錦濤把它當真議題，因為江澤民把它當真議題，而美國也因此把它當真議題，所以當兩強都把它當真議題，而我們還在自己洗腦說，這是假議題的時候，那本身就是一個自欺欺人的鴕鳥心態。”
嚴格說來，藉由著生活體驗和了解而發展出“台灣認同”的霍先生並不算是“天然獨”。他說：“所謂的‘本土’指的就是台灣的利益，台灣優先，而台灣的管理能夠是以台灣人自我管理。”
“最終我們還是想要自理自己，我們想要自我管理，但那很自然的就會收束到他們定義的‘台獨’，‘台獨’就是什麼，其實就是你想要自己管理自己。”
從對中國有親情抱希望到“對他們的敵意節節升高”
霍先生直言，曾經受到家庭背景因素的影響，他對中國的感情是親密的。 “在服貿（2014年《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爭議）之前，我甚至認為對於中國民主化，以及對於他們走向改革開放，對於他們愈來愈發達，愈來愈能夠傾聽人民的聲音，我甚至還有不切實際的幻想，甚至認為未來兩岸能夠走向一起的製度，”霍先生說，“我最近反而因為中國對台灣的威脅，有點對他們的敵意節節升高。”
“我內心感受到他的壓力、他的威脅，（那種感覺）有點趨近於對納粹，或者斯大林的那種恐懼感。”
霍先生還說，他已經將自己定位成 “愛國者”，既然是 “愛國者”，就應該以行動來證明。他說，“只要有能夠加強台灣獨立性和自主性的事，我都會想去做。”
他說：“我會覺得目前台灣不是一個正常穩定的國家，我一不小心它可能就會在我眼前破碎、幻滅了，所以格外需要每一個人出來去捍衛自己國家的國家安全，自己的主體性和價值，民主自由的價值，所以我才會覺得，好像真的缺我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