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旗下官媒《光明日報》評論部副主任董鬱玉於一年多前被警方帶走後，其家人最近被告之董將以間諜罪被起訴。董鬱玉多年來雖然服務於體制內官方媒體，卻以自由主義傾向和支持改革開放著稱，並且頻繁與在華外國記者、外交官接觸。董的支持者堅信他的所作所為是正常交流，所謂間諜罪只是中共近年收緊言論空間打壓異議者的又一重磅出擊。
Your browser doesn’t support HTML5
《光明日報》編輯董鬱玉涉嫌間諜罪被捕，恐面臨重刑
中國最具影響力之一的官媒《光明日報》評論部副主任董鬱玉，於2022年2月21日在北京新僑飯店與一名日本外交官共進午餐時被警方帶走調查。該名日本外交官也被帶走，數小時後被釋放。日本政府對於此事表示了抗議，中國政府則回應此名外交官從事了和他工作“不一致”的活動。
2023年3月23日，董鬱玉家人被告知他將面臨間諜罪的起訴。一直選擇沈默的家人近日決定公開此事。董鬱玉一年多來不被允許和家人見面，只和律師見過一次面。
61歲的董鬱玉原籍遼寧撫順，1987年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後加入《光明日報》。1989年董因為參加六四抗議活動被下放一年，之後回到《光明日報》。他曾為歷史雜誌《炎黃春秋》撰文，還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寫過評論。2006年，董鬱玉獲得美國哈佛大學尼曼新聞獎學金，在哈佛訪學一年。他還曾在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和北海道大學擔任訪問學者。
成立於1908年，位於華盛頓的“美國全國新聞俱樂部”(American Press Club)於4月24日發表了一篇關於此事的聲明。聲明說：“通過他的工作，董鬱玉讓世界更好的了解中國，也讓中國了解美國和日本的生活。董鬱玉是一位成績斐然的記者，對他的打壓有損於外界對中國的積極看法。我們呼籲中國政府撤銷控訴，釋放董鬱玉。”
董鬱玉是自由派記者
原中國藝術研究院文藝理論與批評雜誌社社長吳祚來（照片提供：吳祚來）
董鬱玉經常撰寫自由主義傾向的評論文章，多年來經常保持和外國媒體以及外交人員的緊密聯繫。現居美國，曾任中國《文藝理論與批評》雜誌社社長的吳祚來告訴美國之音，董在六四之後回到單位後，就很穩健的去做一些推動社會進步的寫作，或者利用版面發表一些帶有普世價值、促進社會進步的一些文章。“光明日報有時候能發一些東西，能說一些公道話，促進社會開明開放，就是和這樣一些人在光明日報裡面有很大的關係。”
此外，來自全球各國的超過60名學者、記者和知識分子聯名簽署了一份公開信，要求公正對待董鬱玉。簽署者包括披露水門事件的《華盛頓郵報》資深記者鮑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曾任白宮副國家安全顧問的前《華爾街日報》駐華記者博明(Matthew Pottinger)、七十年代就前往中國學習的中國問題專家夏偉（Orville Schell）等人。
公開信說：“正如全世界所有的記者一樣，董鬱玉經常和他國外交人員、記者、學者見面，這其中也包括我們中的一些人。我們的見面計劃經常是在微信上商定的，也一直都是公開的，見面地點都是公開場合。”
“我們中還有一些人是董鬱玉在國外學習時候的同學，比如2007年度哈佛尼曼學者。我們非常欣賞董鬱玉開放幽默的性格，對世界問題的洞察力。他好學且客觀，是一名優秀的中國文化使者。”
“我們所有人都可以證明董鬱玉具有高度的學術道德和水準。我們就彼此國家以及世界形勢進行了坦誠公開的交流，這種交流是正常的‘民間外交’的一部分，也是一直以來為中國政府所支持的。”
公開信呼籲中國政府重新考慮董鬱玉可能面對的嚴厲處罰：“和外國外交人員、記者、學者的聯繫不應該成為構成間諜罪的理由。如果是這樣的話，誰還願意來中國，和中國的記者、學者以及外交人員見面？”
夏偉，亞洲協會中國研究中心主任（亞洲協會網站截圖）
公開信簽署者之一夏偉（Orville Schell）告訴美國之音：“過去光明日報總的來說還是稍微更自由些，尺度稍微開放一點。但是這種相對的開放最近也基本沒有了。習近平統治的最大特色之一就是媒體發表不同意見的空間幾乎已經被壓縮到零。”
體制內默默的博弈
董鬱玉在《光明日報》經常撰寫關於經濟事務的評論，文章往往顯露他的改革和自由主義思想傾向。
2012年，董鬱玉在給歷史雜誌《炎黃春秋》撰寫的文章《共和為何成為歷史大勢》中，表達了中國需要建立憲政的主張。他在文中說：“在憲政民主制度所能提供的自由、安全、秩序、效率等諸多價值中，自由無疑是最重要的價值”；“希特勒德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失敗宿命，從根本上講，就在於其壓抑和扭曲人性的制度設計。”
2012年7月，董鬱玉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寫了一篇題為《我要送兒子去美國讀大學》的文章。董鬱玉在文中引用了紐時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的觀察：越來越多的外國移民選擇去美國接受教育，美國依然是吸引全世界人才最大的磁石。董鬱玉本人正是眾多送子女去美國念書的家長之一，他兒子所在的精英中學北京四中，有1/4的學生希望高中畢業之後放棄中國的大學，直接赴美念大學。
吳祚來表示，中國國內官方媒體上偶爾能看到一些“不同的聲音”，是因為有董鬱玉這樣的人在努力。“儘管中宣部有他那一套極左的思維，或者左派慣用的那一套語言表達，但是寫作權和發表權在於一線的編輯。有董先生這樣的人在，他就有一些量度，有一些開明度，或者是和普世價值接軌的東西就會多一些。並不是上面要放什麼風，上層開明啊，不是這樣。是底層一線的編輯和主任們，他們的這個代表和立場決定的。”
他說：“一線的策劃編輯，主任記者，主任編輯，他們有一定的空間。這一定的空間就可以寫出一些符合社會進步的文章，或者代表民主的聲音，呼籲改革、呼籲開放或者反對極端左翼的東西。所以當時（胡溫）十年，甚至到現在都還在博弈。很多人在堅守，他們不像公知啊大V啊在自媒體引起高度關注，他們是在默默的做很多事情。”
夏偉這樣評價中國各種思潮的對撞：“我認為中國各種力量的博弈一直存在，這種專制的、列寧主義的傳統，和五四運動所代表的渴求民主開放的社會力量，一直都是在博弈的。當一方的力量升到極致，比如現在習近平時代我們所看到的現狀，並不代表另一方就完全喪失活力了。我們只是看不到聽不到而已，但是最終我們還是會看到的，因為這股力量在中國始終是存在的。”
“讓所有人不敢和外國人接觸”？
董鬱玉的家人在發表的聲明中說，董既不是間諜，也從未充當外國特工。他和日本、美國等國的學者、記者以及外交人員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前，是公開、光明正大的，是中國多年來一直鼓勵的正常知識和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吳祚來完全不認為董鬱玉有任何“間諜”行為。他說：“董先生作為一個媒體人，而且是評論者，不可能接觸到深層的秘密，只是交流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就是這樣的東西，他們可以上綱上線。他們很多吃飯的地方都有監聽設備，或者電話監聽。他可以通過你交流的這些內容，就把你定性為洩露國家機密。”
吳祚來告訴美國之音，在國內經常接受採訪，或者經常與外國人接觸的，尤其是體制內的人，非常容易被盯上。“一旦一些國家級的媒體人被中共盯上，他就會長期的盯你。長期盯的話他就已經做了很多這樣的工作，他們要出成果。他如果能夠在這個領域做這個案子，對所有的媒體人，或者是與外國人打交道的這些人，起到一個震懾作用，他就達到目的了。”
“這些所謂的反諜的一些專業人員，特工們，他要出成果他就得去構陷。這些人需要一個成果，需要一個標誌性的事件，來達到目的。比如這個人他們已經跟了五年了，五年還收不了網，他就沒有成績。這是他們的工作性質決定的。以前我們看到的公知大V們，該抓的都抓進去了，該威脅的都威脅了。”
夏偉也認為董鬱玉的行為僅僅是普通交流：“政府在指控董這種人的‘罪行’的時候，往往都是很隨意的。不管這個罪名是什麼，反革命也好，右派也好，黑五類也好。他們的指控往往完全跟這個所謂的罪行沒關係。他們真正要指控的是，某個人不但有自己的異於官方正統的想法，還敢在公開場合說。”
“在中國沒有媒體敢於發表這樣的想法，所以他們只能把這樣的想法告訴外國媒體。所以，向外國媒體發表自己對國內事務的看法，這本身就是一個嚴重的罪行。因為這麼做很丟面子，而且對黨來說是某種程度的背叛，或者至少是違反了他們的規矩。”
董鬱玉的家人在聲明中說，目前尚不清楚具體的審判時間。根據中國目前的刑法，如果以間諜罪定罪，情節較輕的可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危害國家安全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
4月24日，反間諜法修訂草案提請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三審。根據中國官方新聞報導，草案三審稿進一步完善了關於網絡間諜的規定，明確網絡間諜的行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