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是鄧聿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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聿文視界：習近平的思想是怎麼煉成的
在今年的國慶講話中，習近平說，“新征程上，我們的前途一片光明，但腳下的路不會是一馬平川。團結就是力量，信心賽過黃金。”這句打氣的話說明習是明白當下中國的症結所在 - 內外交困，問題重重，士氣低落，黨心和民心散了，所以才呼籲團結，要有信心。
今年是中共統治中國74年，之前流行一個“73年大限”說法，儘管中共看似逃出了這個規律，但麻煩沒有停止，而是越來越重。而造成這個嚴重麻煩的，不是別人，正是習自己。如果不是他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強行連任，即便在過去10年做了很多不得人心的事情，把個國家折騰得半死，隨著他的兩屆任期的結束，換個新領導人上來，還是有止血機會，甚至有可能再次來個“撥亂反正”。可隨著他在台上賴著不走，國家發展的方向和路線得不到糾正，哪怕有局部糾錯，就像現在經濟上做的那樣，情況可能會繼續惡化下去。今年來的形勢充分證實了這點。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北京人大會堂舉行的國慶晚宴上發表講話。（2023年9月28日）
習不可能退回鄧小平路線
習不是不清楚，甚至也不是不知道他就是問題之源。然而一切都太晚，退回到上台之前的鄧小平路線，不僅他這10年算白忙一場，很可能在這“退”的過程中會有刀光劍影，因為政治路線上的大退卻不是像打個轉向燈把車往回開那麼簡單，伴隨政治路線的後撤從來是殘酷的權力鬥爭，習在大退卻的過程中不可能穩掌權力和政局，退卻本身表明其權威的消退和權力的收縮。所以如今他只能硬著頭皮在既定的方向和路線上走——可能會有階段性的迂迴——或許運氣好，還有一線突圍機會，他賭的就是這個機會。
事實上，習不可能退回到鄧的路線。這也是由他的眼界和識見決定的。也許他做事的能力不錯，然而，他的知識、視野和思維模式還停留在幾十年前做知青的階段，雖然後來上過大學，做過沿海發達省市的地方官，並在權力中樞縱橫捭闔了十幾年，還頻繁出過國。
一個人在青少年時期所受的教育，閱歷和際遇對他成年後認識世界和看問題的角度，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成年時隨著社會交往的擴大，以及工作的歷練和家庭的組成，對世界的認識和思維方式會有改變，但對多數人來說，基本的世界觀和對事物的認識方式是由青少年階段確立的，這一階段的可塑性也最強，可一旦確立了某種世界觀和思維模式，再有大的改變就很困難，除非之後人生又有了大變故。這是得到心理學支撐的。
不幸的是，習的青少年恰恰很不幸。其父習仲勛在毛時代雖曾官至國務院副總理，但不是核心領導層成員，1962年因小說《劉志丹》事件比大多數中共元老都過早被打倒。此時習不過是個不到10歲的少年。毛時代的階級鬥爭異常殘酷，一旦被劃為政治異類，連帶所及，對子女的後果非常嚴峻。習本人受到過幾次審訊，沒有父親的陰庇，他從原來高高在上的“第一等級”瞬間跌落到底層，和“地富反壞右”為伍，比他“第一等級”大多數同齡人都過早嘗到了失去特權的滋味。這是少年習近平接受的人生第一課，它帶給習的首要教訓就是權力的重要。在這個體制下，沒有權力，什麼都不是。
源源不斷的參觀者在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青年時期在中國陝西省梁家河住過的窯洞裡參觀。（ 2016年10月22日）
梁家河經歷
1969年1月，習被發配到陝西延安梁家河這個窮山惡水之地。此時他15歲，在梁家河，前後呆了7年，後來官方把習的這段履歷稱為“七年知青歲月”。習發跡後，常說梁家河給了他怎樣的人生鍛煉，讓他認識了真正的中國國情。官方也把梁家河塑造成新時代的“韶山沖”，成了中共黨員和中國民眾的朝聖之所。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官方宣傳的那樣。習在梁家河的七年，可以說是非常落寞和無聊的。為改變命運，他寫了十幾次入黨申請書，拼命向黨表忠心，終於在1974年被批准入黨，不久成為大隊黨支部書記，後被推薦上清華大學，成為工農兵大學生，迎來了人生的第一次重大逆轉。
現在很多知青在回憶自己艱難的知青歲月時，愛說“青春無悔”。時間有時會過濾人的心境，盡量從美好的一面從記憶中提取當年的情景，某種程度上這是可以理解的。可對習來說，他去梁家河，是真正要在廣闊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無論他個人，是否想接受這種“教育”和鍛煉，但作為“黑五類”，他不得不接受這種命運安排。我懷疑官方當時是有意要把他永遠留在這個窮山溝，從此作為一個真正的農民，娶妻生子，在此終老一生。同來的十幾個知青因忍受不了這兒的物質和精神生活的雙重貧困，在一年多時間裡紛紛用各種方式逃離梁家河，習也動了這個心思，偷偷逃回北京，但不久又被送回。到了第二年，只剩他一人呆在梁家河，他大概明白，這輩子要同黃土為伍了。人生的打擊和絕望莫過於此，對當時還是十六、七歲的習近平而言，這是他接受的人生第二課，以一種非常冷酷的、赤裸裸的方式呈現的生存、權力和政治哲學。這裡可沒有後來無論是他個人回憶還是官方敘述的半點溫情脈脈的地方。
世人無法探究習當時是以一種怎樣的心情面對這一切，但好在他調整了心態，和現實妥協，沒有自暴自棄。他或許明白，其“黑五類”身份是他個人無法改變的，但可以去改變小的生存環境，這也就是後來官方宣傳的，他積極向黨組織靠攏，一次又一次寫入黨申請書，向黨表明，雖然是“黑五類”子弟，可能夠改造好；同時和農民打成一片，成為他們中的一份子，發揮他識字和有一定文化知識的特長（和梁家河村民普遍的文盲相比，習畢竟接受了中小學教育，是個小知識分子），幫農民幹點實事，解決他們在生產和生活中遇到的一點實際困難，贏得他們的好感。習的這個生存策略起到了一定作用，黨組織被他的入黨“誠意”感動，在他寫了十多次入黨申請書表決心後，終於接納他入黨，並很快安排他做大隊黨支書。
此乃習在不幸的七年知青生涯中得到的人生“第一桶金”。不過我認為，這並不完全取決他本人的“努力”，還有著當時大的時代因素的暗中“相助”。林彪事件後，毛的權威受到嚴重打擊，人們開始從對毛的愚昧崇拜中有所醒悟，對被毛“欽點”打到的中共高官有更多同情，這使得當時的政治氣氛有所寬鬆，像習這種“黑五類”子弟會得到同情他們處境的上級看官官員的暗中照顧，所以他後來被推薦上清華大學，正式擺脫了知青生活。
源源不斷的參觀者在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青年時期在中國陝西省梁家河住過的窯洞裡參觀。（ 2016年10月22日）
習以管理梁家河方式治理國家
然而，官方在習成為黨的核心後，改寫了他在梁家河的敘述，把這段不幸經歷描述成他如何在這種艱苦環境中鍛煉成為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他後來的思想，對黨和國家未來的思考，以及作為領袖的才幹都是從這兒起步的。官方的意思是，梁家河是門大學問，讀懂了習在梁家河的七年知青歲月，就讀懂了習的思想和治黨治國。這確實說得沒錯，但要反著看。這段歲月對習確實影響非常大，今天習的所謂新時代的思想和治國路線，都可以從梁家河找到影子。換言之，在習看來，中國不過是個放大版的梁家河，他是在用管理梁家河的方式治理國家。
總結起來，習在梁家河的七年，帶給他的最重要影響，有以下幾條：（1）權力是最重要的，有權便有一切，因此抓權是關鍵；（2）在形勢和處境不利時，要學會忍耐，接受現實，懂得妥協，等待時機；（3）啟勢的第一步，必須依靠黨組織，組織才有力量；（4）農民的貧困是實在的，農村的穩定關乎中共的執政安全，因此，穩定農村，穩定底層是黨的長期任務；（5）大隊支書在農村一般說一不二，具有絕對權威，治理中國，也需要一個絕對權威。
有人也許會不同意我對習近平知青生活的說法，他們會認為，同為知青，或者同為紅二代的知青，即使在當時，對毛體制具有反思能力的也大有人在，何以習就不會從他個人的遭遇中醒悟到這種體制的荒謬？何況他父親在他那代比很多中共元老都開明，開化，習多少會受他父親的遺傳和影響。其實，這是種誤解。習仲勛開明不假，但更多表現在被打倒後，而此時習已離開了其父，而且在當時，紅衛兵更多受到社會大環境而不是家庭小環境的影響。另外，習不是一個好讀書之人，他所讀的書，或者能夠接觸到的書，無非是毛的著作，17年時期的小說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之類的書而已。他在梁家河的那段日子，也沒看到他同哪個有反思能力的人有深度交流。實際上，鑒於他當時的身份和所處環境，應該沒有可以深談的朋友。官方後來對他的吹捧，也少看到這方面信息。因此，從他個人的學識、接觸到的信息和表現來看，他缺乏對毛體制的深刻認識。
雖然習後來走向更高的職位，然而，從他今天的治國理念、思路、動員方式以及語言表達來看，年輕時期的這種局限所形成的思維模式和對事物與世界的本質看法，並沒有太大改變，他依然是以一個普通大隊支書的水平治理國家，和他倡導的國家治理現代化相距遙遠。故可斷言，他難以意識到這個體制的根本弊端，反認為現在推行的這一套才是最好的，最適合中國國情的，用他的話說，鞋子合不合適，穿著的人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