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是鄧聿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中國全國兩會正舉行，候任總理李強即將走馬上任，展開他未來五年的施政生涯。此時，路透社一篇有關“中國新二號人物如何加速習近平清零政策的結束”報導，是否會在所謂新“習李關係”上投下某種變數，引人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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聿文視界：習近平選錯了李強？
根據路透的報導，在去年11月中下旬疫情擴散習近平對清零搖擺不定的當口，李強頂住習要求重新放慢開放步伐的壓力，主導了疫情的突然放開，放棄了習的標誌性的動態清零。路透的報導是否要把李塑造成一個有主見，並不完全聽命於習的人物，不得而知，但從該報導引發的輿論反響看，似乎認為李是個敢抗命的角色。
左起：李強、栗戰書和習近平在北京人大會堂出席全國政協會議開幕式。（2023年3月4日）
對於李強在中國結束清零所起的作用，我早在1月10日的“聿文視界”專欄文就作出了預判——“中國放開疫情很可能由李強主導”，並詳析了原因，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看那篇拙作。簡言之，站在李的角度，他是有動機早點引爆解封這顆雷的，早引爆，他在今年能騰出更多時間處理經濟問題。中國人講究搶頭彩，今年是新政府的開局之年，未來五年順利與否，與今年有很大關係。如果今年經濟形勢一團糟，人們不會怪罪是因為習還在堅持清零不放鬆，而會把責任算在李頭上，指責以他為首的治理團隊治國無能。本來人們把李的上位，說成是他和習的特殊關係，開局之年即把經濟搞砸，只會印證他無能的固有看法。李對此百口莫辯，只能默默替習揹黑鍋。而早放棄清零，比在兩會後再放棄，顯然有利經濟恢復，從而會有利他的政治行情。
習其實也有動機快點結束清零。當局去年11月初調整清零政策，意味著習原本想在20大之後，以一種穩步緩慢的方式結束清零。但疫情的反覆和擴散讓他猶疑不定。習做事既有武斷一面，也瞻前顧後，既要又要，猶猶豫豫。但不管怎樣，倘若今年的惡劣局面不能改觀，人們的日子過得還是緊巴巴，對李強為首的新政府的攻擊，當然也可以看作對他的攻擊，因為人們會說，正是他用人不當，選了這樣一個無能的治理班子。所以習肯定不願此種情況出現。但是他又不能親口宣佈放棄清零，畢竟這是他過去三年的政治遺產，這個時候就需有人給他找台階，在肯定其清零政策在過去所起作用，維護他的權威的前提下，要他放棄清零、放開疫情防控，李強就充當了這個角色。
李強的政治頭腦和政治眼光
由此看來，李還是有些政治頭腦和政治眼光的。我在前述專欄文提到，李雖因忠誠得習賞識坐上中共二把手交椅，但把國務院交給他，而不是圈定其他親信，可能也不單單是他忠誠緣故。因為論結識習的時間之早，福建幫的多數都在李之前；論現在的君臣密切程度，可能丁薛祥、王小洪等才是習真正的股肱之臣。但論職責之重，當然任何部門都比不上國務院。所以在習的親信隊伍中，李強必有過人之處被習相中，而把二把手的職位委任給他。那麼這個過人之處是李的經濟管理才能，還是在對習表忠的同時能夠排憂解難？或許未來五年會慢慢表現出。
不妨假設，候任總理不是李而是習的其他親信，他們是否敢頂住習的壓力力主放開？即便他們也知道晚放開對經濟恢復不利。我想一個可能恰恰相反的情形是，在看到或揣摩到習有繼續清零的想法後，為表現出所謂的忠誠而去護主，因為習在這種時候是最需要有人站出來支持他的。中共過去的歷史不乏其例，當領袖因政策失誤而陷於孤立、處在某種不利處境中，甚至連親信都不發聲表態，此時投機者會表現出力挺領袖的樣子，之後都會得到領袖的巨大回報，被擢升擔任要職。這樣一比較，李強似乎還有些節操，比李鴻忠之類強多了，沒有在習的壓力下唯唯諾諾。原本他還可以有另一種選擇，雖然不敢“抗命”，但也不主動攬事，畢竟到今年三月前，他只是“候任”，相對來說處於一種有利的旁觀者地位，如果真因習固執己見堅持清零壞了大局，要究責也到不了他，政治上就很安全。至於繼續清零對他接任總理後恢復經濟會很不利，屆時再說，眼下最重要的是平安渡過這段候任期。這應該是多數處於李這種“候任”身份的領導人通常會有的選擇。
但是李選擇了某種程度的“不聽話”，似乎同他這種在眾人眼裡不是靠能力而是靠跟領袖的個人關係上位的領導人該有的形象不相稱。人們一般認為，領袖提拔親信擔任要職，是需要一個聽話的人執行他的旨意；而被提拔者也總是要表現出一副時刻維護領袖權威，賣力做事，不敢違背領袖意志，不能有自己獨立思考和判斷的應聲蟲樣子。尤其對習而言，他是個強勢領導人，被官方塑造成宇宙第一聰明之人，樣樣精通，事事正確，容不得別人有半點質疑和不同意見的，他做出的決策要不折不扣得到執行，就是錯也要錯到底，豈然半途而廢。何況在他的認知中，清零，保護民眾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本就沒錯。這種情況下，李敢對他說“不”，很自然地會讓人認為，習李關係或許不像外界想像的那麼“親密無間”，習莫不會懷疑起李的忠心，自己看走了眼？把他捧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位，是不是選錯了？
習對李強看走了眼？
我之所以用某種程度的“不聽話”，而不說李“抗命”，是因為路透的報導在引述內部人的信息時沒有細節，很難讓人相信李是真正頂住了習的壓力，還只是報導者或爆料者一廂情願的解讀。因為按照獨裁者的邏輯和專制政權的事實，在大權獨攬的習面前——儘管他因清零而聲譽受損，其手下官僚也不敢給他提不同意見，即使斗膽提不同意見，也會採取一種委婉方式，小心翼翼地避免觸怒他；否則，以李中堂和他平輩的資歷，應該經常唱反調才是。但外界看到的情景不是如此。李強既仰賴習才有今天的高位，除非他想做“烈士”，才敢抗命，但對於一個有“抱負”的候任總理來說，位子都還沒坐上，豈敢因擔憂疫情影響自己做總理時的經濟發展，就抗命不遵？這不符合邏輯，可能也不符合真實的情形。
換言之，李即使出於對疫情的憂慮，他認為基於他和習的那種關係，可以對習提某種意見，也應該極小心謹慎，用一種他認為的恰當方式，向習陳述當下狀況和繼續維持清零會對習本人帶來的某種後果，被習聽進去了，接受了他結束清零的意見。我甚至猜想，李敢於提意見，很可能是習授意他這麼做的，原因在於，習要補償李因上海封城蒙受的“不白之怨”，讓他短期內能夠快速積累起做總理的應有威信。
現在看來，上海封城的決策大概率來自習，但不管怎樣，李作為上海主政者當然負有不可推卸之責，民眾把氣撒在他身上沒錯。但李不能把這點說破，將責任推到習身上，他是代習受過。由於有了這個包袱，李竟然還能成為中共二號人物，是很難讓人尤其上海民眾和黨內高層，包括習的其他親信認可和接受的。習也清楚這一點，儘管有他的支持，但如果李不能快速建立起某種威信，接下來他的總理工作會很難做，所以，習要在李將要上任前給他加分，再助他一臂之力，以補償李的“代己受過”，於是暗示或授意李在結束清零的問題上可以提出不同意見。雖然這樣會讓習的形象受損，但習亦明白，經濟和民眾無法再承受清零壓力，遲早要放開防控，晚放開會造成更大麻煩。這一步必須走，自己的名聲無論如何都會受損，還不如給李強接手總理創造一個好的環境，樹立他一個敢負責的好形象，能夠讓他比較快地服眾，也在眾人眼裡證明選他做總理是對的。
可以說，無論哪種情形，最不可能出現的是李敢對習“抗命”。專制體制下老大和老二的關係處理起來確實微妙。李強在兩會正式進入總理角色後，習因其是親信對他會比對李克強更放心，然而權力的本性會讓兩人免不了產生芥蒂，李將會發現，習不再是他在浙江做大秘時的習書記了，他伺候的是一個權謀多端的獨裁者。這是否意味著習選錯了李，時間會告訴他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