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是鄧聿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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聿文視界：中共給民企打強心針，管用嗎？
中國當局7月19日發布了《關於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被稱為“民企新31條”，此為本世紀以來中國出台的第四份有關民營經濟的文件。這一方面反映了當局對民營經濟的重視，但另一方面，亦是不得已為之。
中國今年上半年GDP達5.5%，其中第二季度6.3%，低於市場預期。儘管GDP增速符合兩會制定目標，然經濟復甦乏力也是不爭事實。人們所感受的市場蕭條比統計數據要嚴峻得多。特別是青年失業率高達21.3%，實際可能比這高一倍，從一個側面說明中國經濟的不景氣。由此可以看出當局為何在年中要出台此份扶持民營經濟的文件。當局非常明白，離開了私營經濟的發展，中國經濟將一地雞毛，中共統治也將不穩。
我在去年八、九月曾撰文指出，習近平在20大後，會再次重視經濟，經濟工作會重新成為當局2023年的中心工作。從今年各級政府施政的重點看，正是如此。李強的主要任務就是全力拼經濟。當局頻繁地向國際資本信心喊話，不斷強調中國會擴大開放，國門在任何時候都不會關上。西方大企業的CEO們也絡繹不絕造訪中國。對民營企業，當局同樣“厚愛”起來。李強和常務副總理丁薛祥近日出席了平台企業座談會，和這個文件的發布一樣，都是釋放一種極強的政治信號，因為參加此座談會的阿里、騰訊等企業，是幾年前被當局重點整肅的對象。
習近平重視民企，不得已而為之
習近平20大後所以表現出重視起民營經濟來，原因不是他想這樣，而是不得不如此。整個疫情三年，強力封控，加上同時對平台企業的監管和打壓，以及之前推行的事實上的國進民退，外加中美對抗，徹底讓中國經濟熄火，差不多將改革40年積累的家底掏空。而中共在八九六四後沒有倒台，反而統治看起來穩固，得到許多人的支持，就是仰賴經濟的不斷成長及其帶給大眾福利和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習也許諾在他執政下經濟會持續得到高質量發展，中國將擺脫貧困，中產階級會進一步壯大的美好前景。故大眾對他的政治高壓和極權統治，雖不滿可還保留一份克制，反抗意願並不很強烈。然而，他在十年統治的最後三年把經濟搞砸了，人們過上富足生活的美好夢想破裂，未來看似沒有希望，有的只是殘酷的現實，很多人要么已經失業，要么正走在失業的路上。
從中共歷史看，雖有一套美麗的意識形態的說辭，但事實上，打動人們的，讓它贏得支持的從來不是這套說辭，而是紮紮實實的經濟好處。這才是中共統治的基礎。習近平非常清楚，若經濟在自己手上陷入長期衰退，即便懾於當局的專政工具，大眾不敢起來造反，人心惶惶和普遍的不滿乃至局部的反抗，也會讓他的統治出現各式問題，更無法實現他上台之初誇下的民族復興海口。而這是他無限期連任，行極權統治的正當性。要讓中國經濟好起來，靠他鍾愛的國企不行，國企只會吸國民的血，對保政權有用，但於國家的發展和民眾的富裕就起不到太大作用，從而只能依賴民企。
官方統計表明，在稅收上，2012年至2021年，民企佔比從48%提升至59.6%。在就業上，2012年至2022年，規模以上私營工業企業吸納就業佔比從32.1%提高至48.3%。在數量上，2012年至2022年，民企數量佔比從79.4%增長到93.3%。在外貿上，民企從2019年起成為第一大外貿主體，2022年佔比達50.9%。之所以從2012年算起，因為這是習近平上台後，官方意圖說明，在習統治時期，民企和民營經濟依然在得到高速發展，以此破除外界說他打壓民企，搞國進民退的指責。然而，事情也可以反過來說，即使在當局限制民企發展下，民營經濟就像小草一樣，仍在頑強生長。換言之，這一串數字，不能證明習沒有打壓、限制民營經濟的意圖，只能說明民企和民營經濟生命力的強盛，即便在惡劣的條件下，只要不把它連根拔，就會發展，只是發展不如在正常條件下那麼快。
習終於明白民企是中國經濟頂樑柱
當局自己用無可辯駁的數據顯示了民營經濟在中國的重要。倘若說，中國經濟的崛起有什麼秘訣，就是民企從無到有，成為中國經濟的頂樑柱。它不但解決了多數人的就業，貢獻了最多的財政收入從而支撐政府的運轉，而且隨著民企發展帶來的觀念解放也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社會的面貌。這後一點至今談到的人不多。總之，從民企的重要性看，它其實也是中共統治的基礎，沒有民企和民營經濟的發展，很難想像中共還能穩固統治到現在。可以說，習近平在過去10年用他對待民企的錯誤政策和做法，藉著眼下中國經濟的極度蕭條，終於讓他明白了這點。
對當局而言，現在能夠醒悟，也算是亡羊補牢，猶為未晚。有鑑於上面所說的教訓，“新31條”將民營經濟的地位提到“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力軍，高質量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礎，推動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的政治高度，用大白話講就是中國不能沒有民營經濟，離開民營經濟實際是死路一條。解決了認識問題，接下來是如何扶持民營經濟了。
文件從持續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加大對民營經濟政策支持力度、強化民營經濟發展法治保障、著力推動民營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以及持續營造關心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社會氛圍等幾個方面提出了31條措施。與過去三份文件最大的一點不同，是這份文件強調了在組織落實上要採取行動。中國的問題不在於上面對某個事情的重視，而在於下面如何去落實。過去三份文件起到什麼樣的政策效果，沒有一個跟踪評價反應機制，“新31條”注意到了這點，提出了一些應對舉措。
力推民企新31條，還不如為企業家平反
當局欲通過這份文件以及其他對民企的友好做法，來改善民營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提振民間資本對未來的預期和信心，不過，從輿論反應看，這個意圖顯然沒有達到，原因也很簡單，過去對民企傷害太大，以致人們把這份文件看作當局面對經濟大蕭條的權宜之策，而非實心實意、誠心誠意去呵護民間資本和企業家，為民營經濟創造一個好的發展環境。
有輿論就認為，如果當局真如它宣傳的，就應該把馬雲請回來重新掌控阿里，為判重刑的孫大午等企業家平反。沒有這些動作，只能說明對民營經濟的動聽言辭只是出於應對當前困難的一時之需，待時過境遷，情況好轉，又舊病復發。雖然此說可能有些絕對，然而，要讓民企恢復對當局的信心，不能新官不理舊賬，需對民營企業家的歷史案件，特別是那些外界關注和呼籲多時的典型案件，進行清理，還民營企業家一個公道，並建立類似的防錯機制，以免繼續製造新的案件。
比如，對顧雛軍合法財產賠償案，當局不能久拖不決，不了了之。顧案某種程度上是中國民營經濟曲折發展歷程的一個縮影。民營經濟被污名化，不受當局待見，是從2004年的郎顧之爭開始，而後顧雛軍個人的命運也發生了逆轉，從資本驕子、地方政府座上賓淪為階下囚，企業合法財產被沒收。顧案從它發生的那刻起就爭議不少，遭到資本界、學界和輿論的反對和抨擊。顧出獄後，一直在為自己的冤屈和財產申訴。 2019年最高院終於為他平反，撤銷了當初地方法院給他虛構的多項罪名。但迄今，對他企業合法財產的賠償，沒有兌現。相對孫大午等案，顧案證據確鑿清楚，在賠償上不存在法律障礙，只是由於涉及地方政治和權力人物，遲遲沒有進展。該案已成為檢驗當局是否有和民營企業家達成歷史和解的誠意，是重振民營企業家信心的標杆事件，就看當局願不願、以及用多大的勇氣去做。
“笨蛋，是經濟”，人們總愛用這話說明經濟的重要。對今天的習近平和中國當局來說，還可加上一句“笨蛋，是信心和信任”，沒有後者，就沒有前者。在這個歷史選擇關口，當局給民企打的這一計強心針，管用與否，取決它是否能贏得民企的信心和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