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天安門屠殺改變了許多六四參與者的人生軌跡，他們當年的訴求，包括民主、反腐敗、解除報禁黨禁等，35年來都證明是全球的主流價值，但中共除拒絕賦權給人民外，還持續打壓六、四一代，就連當年在外地舉布條聲援者都被打成黑戶。
三位還在中國境內的六四受害者告訴美國之音，那場學運的黑白如此分明，但中國這個“偉大國家”竟用了35年還走不出獨裁統治。
1989年6月4日，Ken、Brave和Sugar雖未在當天加入天安門廣場抗議的行列，但他們還是因為聲援那場學運而遭到秋後算帳。 (為保護當事人安危，三位受訪者的全名和部分細節酌情保留。)
不過，他們說，35年來，他們仍堅信當年的理想，不曾因付出生活坎坷的代價而後悔過。
Ken因聲援六四疑似遭註銷戶口
來自山東的Ken當時是廣東一所大學的大三生，他說，從1989年4月悼念猝死的胡耀邦起，他就非常關注北京的學潮，但因家境清寒，他無力進京、成為廣場上的一員，直至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的李鵬於5月19日當晚宣布北京實施戒嚴後，他和群情激憤的同學們拿出早就準備的大型橫幅、標語上街遊行，但途中被系黨委書記攔下。拿著橫幅一端、走在遊行前列的他疑似因此被盯上，釀下被秘密退學和註銷戶口的命運。
Ken說，學校當時以4門課程不及格為由，於1989年10月10日對他做出秘密退學的決定。但據他出示的成績單，只有1科不及格，根本未達退學標準，學校至今也未正式核發退學決定書給他。
直到1997年前，Ken都留在學校陳情，但最後仍無法拿到學歷證明，導致他後來就業的困難。
更讓他詬異的是，2015年他向法院起訴公安局拒絕換發身分證給他時，才意外發現，他當年設籍在大學的戶口早於1994年5月就被秘密註銷，一張手寫的註銷證據出自當年阻擋學生遊行的系黨委書記之手，且法院以超過20年的追訴期為由，不受理他的案件。另外，公安至今仍以無證件為由，拒於他重新登記戶口。淪為黑戶的他不得不懷疑“這是秋後算帳的一種報復陷害行為”。
35年來，Ken說，他被“逼上絕路”， 猶如沒有國籍的人，只能靠打零工過活，連銀行開戶、登記結婚、租房或搭飛機等所有需要身份證件的權利都被剝奪。
但回想過往遭遇，Ken口氣中已無怨懟，反而訌笑稱:“在這樣一個所謂神聖、偉大、光榮、正確的國家裡面，居然有這麼荒唐的事。”
雖付出代價，Ken至今仍堅定支持六四理念，也拒絕噤聲。他說，當年學生的訴求根本未脫離官方對民主、科學和法治的宣傳，卻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證明中共是“說一套、做一套”。
Ken也因異議身分，長年遭國保監視監聽，甚至一度被圍毆，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手機訊號也似乎幾度遭攔截，讓他只看得到來電顯示，卻無法接聽或發話。
無畏因言獲罪，Brave以文字記錄六四
1968年出生的Brave是進京聲援六四運動的百萬名學生之一，他於1989年5月兩度赴京，第一次趕上5·4大遊行，跟著隊伍光腳走了十多小時，收到市民沿途送上冷飲、麵包表示支持，深受感動。第二次是趕上520戒嚴，“悲壯地踩著戒嚴令”走進天安門廣場並靜坐48小時後才撤退。
雖然Brave沒有親歷六四當日的北京屠殺，但他因“積極參與地區學運並籌組地下黨…發表反動言論”之故，遭秋後算帳，於1991年被以煽動罪判刑兩年。除遭原工作單位開除外，刑滿出獄後還成為當地的監控人口，後來生活的艱苦也自不在話下。
但Brave說，他從不後悔，因為當年的中國洋溢在“一片向上的寬鬆”氣氛中，學生投入學運是“順理成章的選擇”。
他也不後悔自己“六四不平反就不結婚”的戲言成真，但坦言自己的確太樂觀，原以為一場“無可指責、正確”的運動在中國很快就會被平反，但35年過去了，平反遙遙無期。他雖幻想破滅，仍堅守信念，且無視打壓，持續用文字記錄六四。
Brave說:“對我來講，89年這個事情(六四事件)就是黑和白，14億的泱泱大國用了35年的時間，連黑和白這個問題都還沒解決，我覺得是不太能接受的一件事情。”
他說，中共35年來竭力抹去六四的記憶，收到一定的“洗腦”成效，讓年輕人無從得知這段歷史，但最終恐仍徒勞無功，因為他認為，歷史的真相最終還是要被還原出來。更何況，當年全國參與運動的在校學生有幾百萬人、還有北京市民和勞工階級等，六四史實不可能完全被掩蓋掉。
雖然中國已無發聲的空間，但因言獲罪的Brave說，他持續用文字記錄六四，包括10年前出書刊行自己的六四經歷或持續發表時事看法，也因此長期遭當地國保監控，輕者被帶去喝茶談話，重者關個幾天，這兩年更嚴重，被帶到辦案中心走一遍程序，驗血驗尿、衣服扒光，以達到當局對異議人士的威震效果。
他說，六四一代人雖已“潤老病死”，但當年堅持的理想仍有價值，他也仍對中國的未來抱持信心，因為他認為，中共打下的帝國已進入“耗盡能量的過程中”，一旦中共倒台，六四或有平反的一天。
35年來的遺憾:中國仍是獨裁統治
因地利之便，當年在河北念書的Sugar從1989年5月起就多次進出北京或在石家莊當地聲援六四學運。 6月4日當天，他和多位同學本來還要進京，不過被學校攔下，雖然躲過當日的血腥屠殺，但兩週後Sugar還是被以煽動罪名判處3年刑期。出獄後，他經歷過一段打工自學的艱苦日子，所幸後來取得兩個專業的工程師執照，生活才有著落腳。
雖釩鐺入獄過，但Sugar不忘當年對民主等理想的堅持，也無懼當局的打壓，持續支持政治異議人士的主張，包括簽署已故中國民運人士劉曉波等人起草的《零八憲章》和聲援維權人士秦永敏等行為，雖屢遭國寶訓誡或短期監禁，但他就算有條件「潤」出國，也堅持留在中國，只不過小孩出生後，Sugar必須付出離婚的代價，讓小孩由前妻單獨扶養，也跟著她姓，以免他的異議生活波及小孩。
Sugar說:“(我)從來沒有後悔。這個制度就這樣，他們(中共)不倒台，(六四)永遠不可能平反。很多人出去，我為什麼不出去，總得有人堅守。”
他說，中共對六、四一代的學生相對寬鬆，打壓更重的多是北京工人。他認識的10多位工人中，多數遭重判，後來工作也受限、生活更是艱苦，現在至少15人已離世，僅剩少數兩三人還是活歷史。
Sugar說，35年來，中國的年輕人對六四幾乎一無所知，也被打壓到根本毫無言論自由，“拿一張白紙就開始抓”，尤其網絡築起防火牆後，他連上個推特都得翻牆。因此他說，這35年以來最大的遺憾就是中國還是獨裁統治。
Sugar說:“很遺憾，只能期待(中共)內部的瓦解，個人的力量有限，外部的力量也是有限。”
但他說，他很樂觀，因為就他的觀察，20多年來靠土地供養的中共“內部已經不行了，很多人躺平”，他還說，負責監控他的當地國保都是明白人，害怕中共倒台後被清算，已減少做惡，也和他處得相對溫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