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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宣稱健保覆蓋13.6億人農村居民形容自己: “活得不如狗”
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和CGTN通報：根據中國國家醫療保障局最新數據，7月至9月期間，中國跨省醫療費用直接結算數量達到3640萬筆，更多農民工能夠在不同省份就醫並受益。截至目前，中國的基本醫療保險已經涵蓋了約13.6億人，覆蓋率超過總人口的95%。
然而，在中國農村地區，移工和老年人面臨的境遇卻跟政府的宣傳大相逕庭。他們抱怨稱，辛辛苦苦省吃儉用交的農村合作醫療費用每年都被清零，而且農村戶口所繳納的醫療保險很難覆蓋在外省市就醫的高昂費用。
廣東省梅州市的村民吳小雨指出，中國政府發布的這些官方數據與宣布全國脫貧一個意思，對於那些急需救助的農村居民來說，所謂的全面覆蓋與實際情況相去甚遠。
中國農村的健保現實
“我父親生於1955年，2023年7月因肺癌在老家去世。因缺乏醫療保障，我們每年都得幫父母購買農村合作醫療，起初每年10塊錢，去年已經漲到了350塊錢。在農村地區，雖然交了合作醫療保險，卻沒有免費體檢項目。門診和許多藥品也不在保險範圍內，需要100%自費。”吳小雨告訴美國之音。
吳小雨提到，隨著父母年齡的增長，他們每年都會自費為父母做身體檢查。然而，由於2020年新冠疫情的防治政策，體檢時間被推遲，直到2021年父親被診斷出患有肺癌，卻已經是晚期，無法手術，只能接受保守治療。
“2021年6月確診患有肺癌後，我們迅速將父親轉至廣東省人民醫院接受治療。然而，醫院並不報銷治療癌症所需的進口藥費。為支付高額醫藥費，我們家砸鍋賣鐵，四處借錢。最後，在2023年初，為了不再拖累我們，父親決定放棄治療，於7月永遠離開了我們……。”吳小雨說。
吳小雨強調，在疫情期間，由於缺乏真正的醫療保障，村里很多人感染死去，疫情結束後，附近的每個村莊都死了至少10個老年人。
“共產黨對外宣稱的疫情防治成功，實際上是以中國人的次生醫療災害為代價。不僅我父親因為疫情封鎖導致病情惡化，我的外公在疫情解封後也迅速感染並去世。那段時間，村裡的道路被鐵皮、柵欄和石頭堵死，禁止出行。村裡唯一的衛生所人滿為患，早上高燒的病人要等到晚上才能看醫生，村里很多老年人都死了。”吳小雨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
河南省鄭州市的村民常春花生於1960年。她的母親出生於1925年，父親出生於1924年，她和家人曾多次就醫。大約20年前，她開始為全家人支付農村合作醫療費用。
“合作醫療年年交，年年漲，最初每年10塊，交完村里給開個條，上面蓋章，生病時拿著條去村醫療室購買藥品，裡面的錢用完就沒了，用不完累積到下一年。後來錢越交越多，卻年年清零，不用的話錢也沒了。”常春花說。
常春花指出，農村醫療對患有慢性病的人相對有利，住院費用可以報銷。但對於健康人來講，每年繳費都被清零，其實等於向政府繳交捐款。
“由於父母年事已高，我每年都不得不交，沒有一年例外。2008年農曆十月，母親在老家的市中心醫院接受了骨科手術，住院、檢查、輸液等費用共計3萬8千元。鄉裡的醫院可以報銷70%，卻沒有手術技術，我們不得不去市立醫院，最後只報銷了45%。如果是外市醫院，報銷比例更低，只有20%。”常春花告訴美國之音。
常春花回憶，在母親做完骨科手術還未康復的第二年（2009年）6月份，她先生也因摔斷右手臂住進醫院。由於丈夫在外市務工，選擇了附近的骨科醫院，接骨手術一共花費2萬多，但醫院告知他們，由於跨市就醫，只有5千元可以報銷。
“2023年9月，我在北京打工期間因為左側膝蓋勞累過度而住進了醫院。我先後在北京市大興區人民醫院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警醫院接受了治療。然而，在農村交的醫保卻完全派不上用場，1萬多元的醫藥費全得自費支付。”常春花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說。
常春花表示，在農村，交納合作醫療費用是強制性的行為。如果任務完不成，大隊幹部和駐村幹部會挨家挨戶強制收，儘管一些在外打工的村民已經購買了五險一金，不需要參加合作醫療，但村幹部卻說只要戶口在村里，就必須交費。
“在農村，有些病是天災，有些是人禍。1993年初我懷孕四五個月的時候，中國正在進行計劃生育，農曆正月二十的晚上凌晨1點，鄉計劃生育小分隊翻牆來到我家。母親把我藏到床下，父親用手按住門插板，他們用手電筒照著我父親的眼睛，讓他開門。被拒絕後，他們直接用小刀伸進門縫割破了我父親的手。我被他們拖出來時，已經嚇得神智不清。當時胎兒四五個月，正是發育心臟的時候。由於過度的驚嚇和整個孕期的心理陰影，胎兒在出生時就患上了先天性心臟病……我覺得他們比土匪還可怕。”常春花說。
常春花提到，她被抓走後，家人四處借錢，請求親戚朋友給鄉裡負責計劃生育的領導送錢，才勉強保住了孩子的性命。然而，孩子出生時便患上了先天性心臟病。由於家庭經濟困難，直到2003年，孩子已經10歲了，他們才湊齊了心臟病手術的費用。
“由於驚嚇過渡，我遭受了極度的恐懼，孩子並不是單一的心臟病，而是好幾種心臟問題，為了尋求更好的治療，2003年，我們來到北京求醫，找到專家給孩子做心臟病手術，治療加上給醫生的紅包，總共花費了3萬多，沒有人為我的孩子負任何責任，更沒有任何報銷。直到現在，每個晚上我都在夢中拼命奔跑，追趕我的是計劃生育小分隊的人……在這個國家，農村人都不配活著。”常春花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
農村百姓的醫療困境
鐘磊來自湖北省仙桃市。2017年8月，他的父親因腸癌住進了湖北省宜昌市中心醫院。手術後，病情於2021年再次惡化，擴散成肝癌。在醫院裡，他的父親每天需要接受輸液，少則七、八瓶，多則高達15瓶。2022年1月19日，由於不想再拖累家人，他父親選擇放棄治療，最後在2022年底離世。
“農村人根本沒有醫療保險的覆蓋，很多病在鄉鎮醫院無法治療，而大醫院的報銷比例非常低，即使買了合作醫療，很多藥物依舊需要全額自費購買。從父親住院到去世，我們花了50多萬，最嚴重的時候每天都要輸液15瓶。我們藉遍了所有能藉的錢，但最終真的拿不出一分錢了，我父親心疼我們，堅持不再接受治療。我不知道該如何形容，我們真的連狗都不如……。”鐘磊告訴美國之音。
鐘磊來美國後，他們村的婦女主任再次聯絡他，要求他購買合作醫療保險。儘管他拒絕了，但婦女主任卻聯繫了他孩子學校的老師，要求孩子回家告訴父母購買今年的醫療保險。
“每年購買合作醫療，村幹部都有任務指標，完成得越多，他們獎勵越多，因此才會用各種手段來推銷。2021年7月，我妻子在湖北省宜昌市第一人民醫院生孩子，花了1萬2千元，這還不包括額外的剖腹產疤痕修復和醫院認可的嬰兒用品購買等費用。由於戶口在仙桃市，最終只報銷了500多元，僅相當於總費用的4% 。”鐘磊說。
張文迪生於1976年，來自吉林省長春市。2007年以前，她未繳過健保費用，所有看診費用完全自費。她的父親，生於1941年，曾在單位交過醫保，但在1996年患上腦淤血後僅存活了5個小時，並未使用醫保。而她的母親，生於1943年，在18歲時經歷了文革時期的批鬥，由此患上癲癇，一生都在服藥。由於母親是城市職工，健保能夠報銷95%的費用。
“我很小的時候就學會如何照顧我的媽媽，從有記憶開始，就知道她癲癇發作時必須側身，以免被嘔吐物嗆到。有一次她在倒開水時突然發作，把開水倒在自己的腿上，我放學回家時，她的小腿已經被燙熟了。有時候早上好好的，到了放學回家的時候，她的臉上滿是血，甚至有一次鼻樑摔骨折。母親73歲時患上了腦梗，77歲離開了我們。我一輩子最大的遺憾是，從小到大，我媽媽從來沒抱過我，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病。我爸總是說，你媽的得了那麼嚴重的病，你們兄妹四人能健康長大真是個奇蹟。”張文迪告訴美國之音。
信本江來自山東省濟寧市汶上縣寅寺鎮，他從一開始就參加了合作醫療，2020年冬天，他父親在汶上縣醫院做了心臟搭橋手術，他表示交了這麼多年，就用過這麼一次。
“近幾年，很多藥品不給報。說是可以報銷，但結帳時總是被告知不在報銷範圍內，有些藥還需要自費去指定藥房購買，在縣城看病報銷比例相對較高，市裡報銷的比例少很多，越高等級的醫院越不給報，我父親住院一個月，基本上天天檢查，量血壓、造影、拍片子，短短一個多月花了8萬多，春節過完去醫院打單子，報了4萬，依規定縣城應該報80%，事實上都達不到50%。”信本江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
董曉麗來自河北省石家莊市藁城區，2015年來美國之前，她在石家莊市一家超市當了8年導購，沒有五險一金，也未參加過農村合作醫療計劃。
“2006年，我在藁城中醫院生孩子，花了大約5000塊錢，在我們那算便宜的。產前檢查和生孩子全部都是自費，沒有拿到一分錢補助。和我一樣，農村人生孩子都需要自掏腰包。老人和小孩同樣沒有醫療保險，看任何病都得全款自付。在農村，老年人每月只能領取100多塊的退休金，維持基本生活都不夠，更別提支付醫療費用了。許多老人只能跟孩子住一起，生活很困難。當時我每月工資3000多，寄給父母1000塊錢，還要養活孩子，支付房租，生活壓力太大了，根本活不下去。”董曉麗告訴美國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