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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死”香港 中共讓西方面臨“自由和壓迫”的對決
強制推行香港《國安法》，習近平無疑是對自由和民主的香港宣判了“死刑”。而對西方來說，習近平“殺死”香港，帶給他們的是“善與惡、對與錯、自由和壓迫的對決”。事實上，在港版《國安法》7月1日實施後，美國立即宣布了製裁和限制措施，英國、澳大利亞、日本、加拿大和歐盟也紛紛進行譴責並採取相關措施。
“這是善與惡、對與錯、自由和壓迫的較量”
香港《國安法》實施的當天，7月1日，美國國會眾議員外交事務委員會立即舉行相關議題的聽證會。在聽證會上，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委員會首席共和黨議員泰德·約霍（ Ted Yoho） 說，與中共在香港問題上的較量不再是美中較量，而是善與惡、對與錯、自由與壓迫的較量。
他說：“香港的這場鬥爭不是中美之間的鬥爭。是人類一直以來循環往復的努力，是對與錯，善與惡的鬥爭，是自由與壓制的鬥爭。最後，自由將勝利。 ”
約霍認為，習近平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害怕香港人的自由思想。
“中國共產黨無法在有著自由思想的地方存活，中共的目標就是要將任何形式的民主存在消滅在自己的邊境附近。實質上，北京已經向世界宣布：中國和共產黨是不可信任的。”
他還把中共在香港的做法與納粹德國在二戰時對猶太人、捷克人和波蘭人的暴行相比。
他說： “問題是，在香港運營的國際企業將怎麼做？他們會將利潤置於國際協議之上嗎？他們會將董事會成員關心的事情置於人權之上嗎？股息收益、股票利潤會成為他們繼續運營、投資、生產，而對中共幾近納粹政權對數百萬猶太人、捷克人、波蘭人和其他人施以暴行的行為視而不見的理由嗎？我們希望不會是這樣。”
約霍在最近的一次講話中還說，中共所作所為是對二戰以來國際準則的最大破壞。
事實上，港版《國安法》一經實施，惡果已經彰顯。7月1日，當數万香港人不顧禁令上街抗議這一法律時，香港警察逮捕了370人，其中10人被指違反了這個《國安法》。
約霍不是唯一這麼擔心的人。在聽證會上，民主黨籍的聯邦眾議員西奧多·多伊奇（Theodore Deutch）說，香港的情況令人不禁擔心中共的下一步。
他說：“就在今天，香港警方已經在抓人了，在新法律中罪行還沒有明了的時候。我們必須問自己，下一步是什麼，下一步是誰？中共越來越野心勃勃，為破壞民法和自由的創造條件。儘管他們日益侵犯自由，但我們與香港人民站在一起，為了他們的英勇和勇氣，也為了推進自由。當子孫後代的自由與民主受到威脅時，我們必須大聲疾呼並採取行動。”
在國會的聽證中，議員們一次又一次地問在國會作證的香港民主派人士李卓人、羅冠聰和梁繼平，“我們能夠為香港做什麼，美國現在的各種措施是否有效？”
7月1日，美國國會眾議員外交事務委員會舉行中共在香港強推《國安法》相關議題的聽證會
美國迅速制裁、限制中共官員，為港人提供政治庇護
作為對中國通過港版《國安法》的回應，美國會眾議院7月1日一致通過一項製裁議案，旨在懲罰中國推行港版國安法。7月2日，國會兩院迅速通過了《香港自治法》，將對強行推動港版國安法、破壞香港自治狀態的中國官員和個人進行製裁。按照法案，與破壞香港自治的中國官員做生意的銀行也將受到製裁。
在此之前，星期一（6月29日），美國國務院宣布，即日起停止對香港出口美國生產的軍用裝備。與此同時，商務部宣布暫時取消美國對香港給予的特殊待遇，並評估是否永久取消這項待遇。
與此同時，參眾兩院還提出了給香港人提供政治庇護的《香港安全港法案》。法案要求國務院指定特定香港人為特殊人文關懷的第二優先級政治庇護(Priority 2 refugees)。對象包括香港居民，或因和平表達政治觀點、和平參與政治活動及組織而對遭到迫害有充分擔憂者，曾因和平行動被正式控罪、逮捕、定罪者，或上述兩大群體的中國籍配偶、子女、父母。
除此之外，中國在香港的行動也促使美國在台灣、西藏和新疆問題上採取更為強硬的措施。7月1日，共和黨籍的聯邦眾議員麥克·加拉格爾在眾議院提出眾院版的《台灣防衛法》，以阻止中國對台灣採取造成“既成事實”的策略。
7月2日，70多名參眾兩院議員敦促美國政府對中國政府在新疆犯下的包括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行在內的殘暴罪行作出正式認定，並對實施這些“令人髮指”的政策的中國官員實施制裁。
而且，美國的政策可能也不會因為白宮易主而改變，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7月1日發表聲明說，如果他當選，他將走得更遠。他將全面實施美國國會通過的有關香港和新疆人權的法律。
他還說，“北京的新《國安法》制定過程黑箱作業、規范范疇廣泛，對於讓香港不同於中國其他地區的自由、自治，已經構成致命一擊。”
拜登表示，它如果當選，將禁止美國企業幫助壓迫和支持中共的國家監控。他還說，“如果北京試圖讓美國公民、企業與機構噤聲，我將迅速實施經濟制裁。
英、澳、加、日和歐盟一致譴責中共
中共在香港強推《國安法》的做法也遭到其他西方國家的譴責。
6月30日，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4次會議上，英國駐日內瓦聯合國大使布萊思維特代表27國發言，指《香港國安法》損害“一國兩制”，明顯影響人權，呼籲北京與香港政府重新考慮，並與香港人、機構和司法當局合作，防止進一步侵蝕香港的權利和自由。27國包括德國、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瑞士等。
除了譴責之外，一些國家也紛紛採取了行動，有的限制了對中國的敏感軍事物資的出口，有的向香港人提供政治庇護。
加拿大外長商鵬飛（Francois-Philippe Champagne）星期五宣布，由於香港實施《國安法》， 加拿大政府決定暫緩執行與香港的引渡條約，同時禁止敏感軍事物資出口到香港。同時，加拿大還對香港發出了旅遊警示。
商鵬飛還說， 加拿大與國際社會嚴重關切香港《國安法》。他說，《國安法》不僅無視香港《基本法》，更無視“一國兩制“原則承諾給予香港的高度自治。這個原則是香港作為全球樞紐的基礎， 如今失去它後，加拿大不得不審視與香港的協議。
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7月2日表示，澳政府正在考慮向因港版國安法面臨風險的香港居民提供安全庇護簽證。他說，香港局勢的發展“非常令人擔憂”。
香港國安法正式生效後，英國嚴厲譴責中國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規定，並表示，將信守承諾，負起對香港人的責任，因此，英國宣布允許300萬香港人申請移民英國。
英國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7月1日向英國國會表示，“中國製定並實施香港《國安法》明顯嚴重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這侵犯了香港的高度自治，與香港《基本法》相抵觸，並威脅了《中英聯合聲明》所保障的自由和權利。
7月2日，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與歐盟輪任主席國德國總理默克爾舉行視頻會議時表示，將討論中國在香港實施香港《國安法》的事宜。兩人說，歐盟將繼續與中國討論人權法治等問題，不過，歐盟還沒有表示要製裁中國或給予港人庇護。
接任歐盟輪值主席國的德國總理默克爾7月3日再次表示，對香港的自治受到“侵蝕”感到擔憂，將在任內向中國提出人權等問題。
在日本，日本放送協會NHK 7月3日報導，日本執政的自民黨為了抗議北京通過了香港國安法，準備正式請求日本政府取消邀請習近平訪問日本。自民黨認為，“不能對香港局勢袖手旁觀”。自民黨還建議日本政府“對逃離香港的民眾發放工作簽證”。
習近平原訂於今年4月國事訪問日本，但因為新冠疫情爆發而不斷延後。
在國會作證的香港民主人士羅冠聰說，這些議案都非常好，重要的是如何執行。香港人受到了鼓勵。
他說：“我認為這向世界展示了一個重要進程。 那就是，雖然美國或西方國家要與中國進行貿易，他們也不再將貿易或商業作為其優先事項，而是更看重人權和追求自由。因此，這些志趣相投的國家正在製定正確的議程。我們感到鼓舞，這是我們期望的最重要的事情。 ”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所長曾銳生（Steve Tsang）告訴美國之音，西方國家聯手可能不會讓習近平在香港問題上妥協，但至少可以讓他在其他問題上有所忌憚。
他在給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中說：“不管壓力有多大，北京是不會在香港國安法問題上退卻的， 因為這樣做，會讓習近平覺得自己很弱。作為一個強人，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但是，這很可能會阻止習近平在其他問題上繼續冒進。”
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當代亞洲研究員邁克爾·奧斯林（ Michael Auslin）在外交政策研究所的一個視頻會議上回答美國之音記者提問時說，中國在香港、台灣、西藏、新疆和南中國海這些問題上越來越咄咄逼人是因為西方一直沒有讓中國付出代價，雖然這次特朗普總統和其他國家領導人都作出了正確的選擇。
他說： “中國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世界從未讓北京為其所做的任何事情付出過任何代價。 ……當一百萬維吾爾人被關進再教育營地，集中營中時，世界什麼也沒做。它知道可以從香港脫身。同時，這也是給台灣的信息，那就是，我們可以對香港這樣做，準備好吧， 我們也會這樣對付台灣。”
“殺死”香港，用“一國兩制”收復台灣成泡影
不過，對習近平來說，殺死香港的最大的代價可能是來自台灣，因為沒有人再相信“一國兩制”，。
在被問道香港《國安法》如何影響台灣時，在聽證會上作證的夏威夷大學法學教授卡洛爾·彼得森（Carole J. Petersen ）說：“簡短地說，我認為'一國兩制'將無法實現。它是為台灣制定的。1989年，我首次移居香港時，人們會說，香港的這個政策非常保險，因為他們想要向台灣展示他們可以兌現承諾。但是，這顯然沒有發生。我想，中共不會再嘗試對台灣採取任何軟的外交手段，他們只想威嚇台灣。”
除此之外，中共另一個要付出的代價可能是自己的國際聲譽。英國衛報專欄作家菲利普·約翰遜（Philip Johnson）7月2日在《衛報》上發表文章說，雖然沒有人可以假裝自己能夠阻止北京的行動，但是，北京如果不能堅守1984年與英國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中國不得不面臨後果。
他說，北京如果希望成為一個能與其經濟相匹配的全球角色，就必須履行自己的國際承諾。
他問道：“如果他們（北京）不能在香港問題上信守承諾，那些與中國達成“一帶一路”協議的國家又如何相信北京可以遵守與他們的協議？在決定提供新的通信技術時， 我們又如何相信華為說自己是一個與國家沒有聯繫的獨立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