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是江楓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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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浦江封：中國對歐外交失敗 雙向奔赴去風險化
疫情結束一年後，幾乎任何智力正常的人都能看出中國在緩緩陷入大蕭條的泥沼。然而，中國統治集團似乎不願意為此做出些微改變，遑論政治讓步。上週結束的中歐峰會就是在這樣一種無效的對話中結束，中國以打歐洲牌戰略改善國際孤立、促進所謂高水平開放的企圖宣告失敗。
對歐外交失敗
自2011年茉莉花革命以來，中國在1990年代末興起的民族主義就開始轉向反美主義，擔心美國有意在華推動顏色革命。隨後中國新領導人上台後幾乎所有的施政都與反美主義的對抗有關，包括從前十年爭奪意識形態的“上甘嶺”到污名化美國和美國的民主制度、從清理公民社會和互聯網到準備對美軍事鬥爭，並且在俄烏戰爭中積極“策應”俄羅斯、抵消美國援烏，發展到最近對深受華爾街影響的金融系統進行大整頓。
與此同時，對歐外交在中國全球戰略中的重要性不斷上升，不僅是中國與俄羅斯共同鼓吹的所謂多極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極，還是玩弄中美歐三角關係、分化民主世界的抓手。也因此，從一帶一路倡議開始，中國就將外交重心轉向歐洲，例如增加外匯儲備中的歐元份額、大力收購歐洲企業和技術、在南歐與東歐積極投資包括介入其中政府、政黨、企業和媒體等等，甚至在與歐洲進行多年的投資保護協定(CAI)談判中做了驚人的讓步。在今年中歐峰會召開前，中國政府還單方面悄悄解除了對立陶宛的制裁、並向歐洲五國開放免簽入境。
所有跡象都表明，中國在歐洲已經大量投資、而且願意不惜代價地爭取和推動歐洲的所謂戰略自主，只為牽制和分化美歐關係，這也是此次中歐峰會上中國領導人姿態之低、修辭之溫和的初衷，試圖利用四年來第一次正式的面對面會談實現中歐之間的緩和。
然而，面對歐洲過去一年對華“去風險化”政策的形成，且在今年三月底一經推出就成為跨大西洋的共識，中國外交幾乎無所作為，直至上週中歐峰會，中方不願意為消減雙方的分歧、猜忌和懷疑做出一丁點增進信任的行動，也就是改變，或者是關於改變的承諾。結果，中歐峰會未能達成任何有價值的共識。在可見的未來，中歐之間已經難以避免爆發從貿易戰到人權戰爭的一系列爭端，剛剛結束的中歐峰會可謂中國對歐外交的重大失敗。
自信還是僵硬？
不過，如果相比舊金山美中峰會上中方幾近乞求的低姿態和最終形成的最低限度的“護欄”，就能發現，這一失敗的直接原因在於中方拒絕做出任何讓步，中國代表團以類似天朝上國滿大人的姿態大談發展、互惠，其自（顢）信（頇）之下，不願意向歐洲的政治領袖做出哪怕最低限度的政治承諾以增進信任。譬如朝向歐盟主席提出的透明、可預測性和互惠這三項要求可能做出的表示，只是一味以利相誘。
人們看到的是，中方雖然收斂了過去幾年的戰狼外交，但是繼續既堅持所謂己方的根本利益、又要求對方放棄根本利益，如此毫無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儒家倫理，更連象徵性的些微讓步也不願做出，已非簡單的口惠不實，而是吝嗇至極。
例如，峰會前夕，北京再次公開聲明中國只走中國特色的人權道路，否定世界上存在一個普遍的人權標準。這就是對歐洲根本利益也是聯合國人權宣言基礎上世界秩序的拒絕。試問，如此封閉心態和接見馬嘎爾尼使團的乾隆滿清有什麼區別，又如何可能真正的推動開放？何況這個開放已經是閹割了改革之後的開放，只剩下單向的所謂高水平開放。
雙向去風險化
理論上，這種選擇性的對外開放本身就有悖互惠原則，更像是古代帝國對奢侈品和稀缺金屬貿易的特許，充其量不過是一種特許資本主義，如同舊金山峰會上美中商業晚宴所透露出來的信息。
重要的是，這種特許資本主義模式的高水平開放，更像是中國版的“去風險化”，即以屏蔽大部分被視為可能帶來安全威脅的“低水平”的自由貿易和要素流動為前提，這些不容易受控的國際市場主體主要與中國的私人部門打交道，其開放只能有利於中國官方不信任的私人部門或公民社會。這是中國在去年的“二十大”上以強調安全為背景提出的高水平開放的本質。
而且，這種反市場經濟、反社會、反改革的做法甚至也是反開放本身的，難以取得歐洲和國際社會的基本信任，註定難以繼續，必然失敗。因為，它在選擇性對外高水平開放的同時，必然拒絕對內開放，試圖建立一個封閉的內部體制來應對特許的高水平開放的繼續，而不至於讓開放本身影響安全、動搖國本。
特別是，在過去一年，疫情後的關鍵一年裡，新總理上任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修改國務院工作條例和細則，取消了所有關於政府公開、信息公開的制度。最近又風聞，即使經濟瀕臨大蕭條、經濟智囊紛紛呼籲徹底放開戶籍制度，但再度被堅持戶籍社會控制的公安部門否決。而且，繼上海、蘇州等地市場調查和諮詢公司遭到司法調查，北京當局已經停止發佈青年失業率等敏感統計，最新的政治局會議更強調所謂“經濟宣傳”，再加上新一輪“淨網”行動，讓原本就已經肅清十年的廣義媒體鴉雀無聲。
正是在這逐漸趨向全面的信息封閉的趨勢下，才發生了恆大集團被人為調高信用等級然後破產並引發中國房地產崩盤和經濟全面蕭條的情形，也才因此，穆迪剛剛調低了中國的國家信用，上週日在香港舉行的所謂“全過程民主”的選舉創下1997年以來最低投票率。
如果說國際資本市場的信用評是對中國市場經濟的否決票，那麼不僅香港正在變成國際金融中心的遺址、整個中國也正在變成連續三十年高增長、改革開放的中國模式的遺址。
在這樣的遺址上，所謂高水平開放的特許資本主義或有可能成功，那意味著中國的去風險化政策的可能，勢必也將加速歐洲和美國對中國的去風險化、並且朝向全面脫鉤的升級。這不正是北京一直鼓吹的相向而行、雙向奔赴嗎？或許也是中歐峰會雙方對過去一年疫後中國形勢的唯一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