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司法部星期三（2月23日）宣布停止執行“中國行動計劃” (China Initiative)，取而代之的是一份目標國家更為廣泛的安全戰略。“中國行動計劃”自啟動之後，不斷引起民權方面的擔憂，但中國威脅的嚴重和獨特性已是美國國家安全領域的共識。在該計劃正式結束之際，國安界人士、分析專家、民權律師告訴美國之音，司法部在未來應對中國威脅時，依然有改進空間。
Your browser doesn’t support HTML5
中國行動計劃”已成過去式 它的功過幾何？
在周三的一次講話中，司法部主管國家安全的助理部長馬修·奧爾森(Matthew Olsen) 宣布了“中國行動計劃”的終止。但他同時表示，司法部將擴大打擊範圍，全面應對來自中國、俄羅斯、伊朗等敵對國家帶來的安全威脅。不過，奧爾森也強調，中國依然會是司法部國安工作的核心之一。
司法部結束“中國行動計劃”的決定得到了一些前國安官員的讚同。
“在不使用帶有某種煽動色彩的名稱的條件下，司法部和美國執法部門以及情報界的伙伴可以有一套廣泛的、法律授權下的工具來反制（中國）威脅，” 前司法部國家安全部門官員大衛·勞夫曼(David Laufman) 告訴美國之音。
分析人士：對中國的安全擔憂有正當性
“中國行動計劃”於2018年啟動，旨在應對長期以來由中國發動的經濟間諜等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的活動。計劃著眼於辨認並起訴涉嫌商業秘密盜竊、網絡入侵和經濟間諜活動的個人和團體，同時保護美國公眾和政策制定者免遭來自中國的暗中影響。
“在我擔任反情報和出口控制部主任時，絕大多數針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和經濟利益的威脅，特別是在盜竊美國知識產權領域，都來自中國，沒有另一個國家可以比擬，” 勞夫曼說。他於2014至2018年間在司法部任職。
2018年6月，白宮貿易與製造業政策辦公室的報告說，中國通過多種途徑獲取美國的技術和知識產權，還推出“千人計劃”等舉措吸引和鼓勵在海外從事科研的華人“為祖國服務”，以優厚的酬金讓這些人短期訪問中國，並提交他們在國外進行科研的報告。
喬治城大學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CSET)的“中國人才項目追踪器” (Chinese Talent Program Tracker)顯示，中國仍在實施的海外人才招募項目有27個。它們不僅面向中國公民，有一半以上的項目也向非中國公民開放。
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分析師艾米麗·韋恩斯坦(Emily Weinstein) 認為，美國政府對中國經濟間諜的擔憂一直都是正當的。
“中國在政府級別的一些政策宣言裡展示出需求和野心，要獲取外國科技，外國技能，以及外國資本，” 她告訴美國之音。
國安專家：計劃獲一定成功幫助公眾提高警戒
司法部並未清楚定義哪些案件歸類於“中國行動計劃”之下，僅不定期在其網站上公佈一系列案件的進展。麻省理工學院旗下獨立媒體“麻省理工科技評論” (MIT Technology Review)的統計和研究顯示，截至2021年底，一共有77起案件在司法部“中國行動計劃”的網站上出現過，有超過150人受到起訴。
這其中包括了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向中國透露機密信息的前中央情報局官員，試圖偷竊商業秘密的中國情報官員和中國商人，以及隱瞞來自中國資金的美國大學教授等等。
不過，司法部處理過的與中國有關的案件遠不止這些。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曾在國會作證時表示，調查局平均每10個小時就展開一起和中國相關的調查案件。
在今年1月的一次講話中，雷說：“當我們總結在調查中所發現的，2000多起調查集中在中國政府試圖盜取我們的信息或技術。”
“中國行動計劃”去年年底贏得了最大的一場胜利之一。
去年12月，波士頓一個聯邦陪審團判定哈佛大學知名納米科學家、前化學系主任查爾斯·利伯（Charles Lieber）向當局提供虛假證詞、虛報聯邦所得稅，並未能報告一個中國銀行賬戶的控罪成立。
檢察官說，利伯2011年同意參與中國的“千人計劃”，擔任中國武漢理工大學一名“戰略科學家”。但他在回應美國國防部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U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提出的質詢時，就他與中國這個招募計劃的關係問題撒了謊。
利伯的律師已於2月初申請再次受審，尋求無罪宣判。
分析師韋恩斯坦在回顧“中國行動計劃”的成果時，表示該計劃在很大程度上幫助美國社會提升了對中國技術偷盜和經濟間諜的戒心。
“如果你在2017或是2016年的時候詢問學術界或者產業界的人，問他們對中國的人才項目有多少了解的話，大多數人並不知道多少，或是對中國人才項目持有著與現在相比較為正面的看法，”她說。
被起訴者多華裔引發“種族歧視”擔憂
不過，“中國行動計劃”在提升美國戒心的同時，也招來了有關種族主義和“寒蟬效應”的批評與擔憂。
被起訴人中大量的華裔面孔被外界懷疑有“種族定性” (Racial Profiling) 的可能性，即擔憂司法部出於這些個人的華裔血統而對他們產生犯罪懷疑。
多起針對學術界研究人員缺乏證據的指控，也給一些與中國有合作的學者帶來焦慮。
這兩點擔憂體現在麻省理工大學教授機械工程和納米技術專家陳剛的案件上。
陳剛受到的指控包括他在申請美國能源部撥款時沒有披露他擔任中國政府的“海外專家”，並且是深圳南方科技大學的顧問委員會成員。
上個月，這些指控被全部撤銷。聯邦檢察官瑞秋·羅林斯(Rachael Rollins)在一項聲明中說，檢方已無法在審判中證明他們的指控，撤訴“符合司法公正利益”。
“在這場我認為是由政治和種族原因驅動的起訴上，沒有勝利者，” 陳剛在《波士頓環球報》的一篇文章中寫道。“30多年前，我從中國來到美國。這是我選擇養育我的家庭和貢獻此生工作的地方。這個國家的承諾是種族並不重要。但我很難從'中國行動計劃'上總結出這一點。”
國安分析師韋恩斯坦表示，“中國行動計劃”在學術界的案件上過於投入，調查重點落在了法律框架之外。
“問題是，參加中國的人才項目本身不是非法的，” 她說。“參加任何國家的人才項目本身都不是非法的。”
她認為，這導致了司法部不得不尋找可能存在的研究資金詐騙和稅務犯罪上。而許多類似起訴都以失敗告終，扭曲了公眾對“中國行動計劃”的理解。
在周三的講話上，助理司法部長奧爾森也表示，司法部意識到了公眾對“中國行動計劃”侵犯嫌疑人民權的擔憂，包括被認為存在的種族主義因素。
但奧爾森強調，在對“中國行動計劃”進行了重新評估後，並沒有發現任何案件中存在種族定性。
美國大型民權組織“美國公民自由聯盟” (ACLU) 高級職員律師帕特里克·圖米(Patrick Toomey) 有10年處理國家安全案件的經驗。他對奧爾森和司法部的這一說法並不認可。
“政府沒能解釋，為什麼過去這麼多的案件都失敗了，” 他告訴美國之音，“他們拒絕認識到歧視和（種族）定性在聯邦調查局的調查中扮演的角色。”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目前正在幫兩名華裔教授打官司。這兩名教授分別在2014年和2015年被司法部以非法下載數據和與中國分享敏感技術為由起訴，但最後罪名也都被全部撤銷。
圖米表示，這兩起案件雖然出現在“中國行動計劃”之前，但也顯示司法部在調查上存在的歧視。
與奧爾森一樣，前司法部國安官員勞夫曼不認同歧視的說法。
他說，起訴的決定通常不會隨意做出。司法部要求檢察官只有在相信手中的證據足以定罪嫌疑人的情況下，才能發出起訴。
“根據我在國安部門監督幾十起和中國有關案件的經驗，在我看來這些調查都是有紮實的證據基礎的，”他說。
但他也表示，在這麼多被起訴人都是華裔的情況下，他理解人們會擔憂種族歧視的存在。
專家：執法部門需與華裔社區多溝通以化解誤解
在韋恩斯坦看來，司法部接下來在打擊來自中國的威脅上，需要改變語調。
她說，生活在美國的華人群體面對著一些獨特的挑戰，比如來自中國統戰部的影響。韋恩斯坦認為美國政府應就此和華人社區進行更多交流溝通並提供幫助，同時使用例如哈佛白人教授利伯被定罪的案例表明，美國打擊的目標並不是某個族裔。
近來的一些跡像似乎顯示美國的執法機構或多或少意識到了這一點。
聯邦調查局局長雷在上個月的講話中曾表明，中國人和華裔美國人並不是美國政府針對的目標。正相反，他們反而常常是中國政府“非法侵犯” (lawless aggression)的受害者。
“美國因為來自中國的幾代移民而更加富足強大，” 雷說。“在聯邦調查局，我們承諾保護所有美國人的安全和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