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r browser doesn’t support HTML5
中國的開放大門是不是在關閉？
自鄧小平1978年開始改革以來，對外開放政策成為中國各界政府一貫遵循的原則。此後的38年裡，中國在經貿、公民社會、媒體方面的開放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然而在過去的兩年中，中國通過了嚴苛的外國非盈利組織法，在中國投資的外國公司也感覺到日子並不像原來那樣好過，中國政府對待外國公司的模糊態度使很多公司束手無策。中國的開放之門難道關上了嗎？6月28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舉行的一場名為“中國的門關上了嗎？”的座談會，來自商貿、公民社會和媒體三個領域的中國問題專家探討了習近平執政以來中國各個領域對外國力量的態度。
外國公司 幾家歡喜幾家愁
據美國商會今年年初的統計，外國公司在中國所處的商貿環境進一步惡化。參與統計的496個美國公司中，有77%表示與去年相比，他們感覺到處境更為艱難，而有57%的公司認為他們在中國的最大挑戰就是模糊不清的法律和法規執行的無規律性。
美中貿易委員會的高級副總裁歐玉琳(Erin Ennis)表示，很難對中國對外國公司的態度一概而論。在某些領域，實際上中國政府對外國公司是持歡迎態度，原因是這些外國公司帶來了就業以及創新和研發，這是中國希望其經濟發展的方向。而在另一些領域，比如科技和服務行業，雖然政府口中表示歡迎外國投資，但是卻利用監管規定來限制外國公司的運作。她表示，現在中國政府表現出偏向國內企業的強烈趨勢。
歐玉琳說：“這些模糊不清的信號涉及到根本的問題，涉及到很多事情，因為看起來中國政府在很多方面確實偏向國內公司。所以說，政府口中說的經濟改革的目標和我們看到執行情況有所出入，給外國公司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
由於中國政府的限制，美國有政策層提出希望以報復性手段還擊，即限制中國公司在美國市場中的運作。歐玉琳表示，這種想法表面上聽起來不錯，其實裡面涵蓋很大的隱患。
她說：“如果我們採取限制，中國方面極有可能有更大的回應。我並不是說我們因為懼怕中國的回應而不採取行動，但是美國的最終目標是開放，如果採取報復性限制，實際上我們就應證了英國還有其他一些國家發出的信號，我們不一定想要對外部世界更加開放。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道路。”
歐玉琳補充說，中國政府現在行動的最優選擇就是明確改革與政策方向，真正表明對外國公司投資運營的態度。而如果中國希望這樣做，在美國政府換屆之前是最好的時機。
NGO蒙受寒冬 但重要性與日俱增
在法律環境方面，自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國在兩年內推出了多部法律或法律修正案。其中國際社會普遍關註今年四月剛剛通過的《境外非政府組織（NGO）境內活動管理法》。管理法規定，警察將有更大權力監管境內的外國NGO，境外NGO必須要向警察登記才可工作，警方有權調查這些機構，也可將顛復國家政權、分裂國家等的非政府組織，列入不受歡迎的名單，不得在中國境內再設立代表機構。
香港中國勞工通訊(China Labor Bulletin)副主任謝世宏(Shawn Shieh)表示，相比起過去，最近兩年各類NGO在中國受到的待遇大不如前。有一些辦公室被關閉，也有一些員工遭到關押。但他表示，特別是在這個新法層出的時代，非政府組織的存在至關重要。
謝世宏說：“非政府組織在這之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因為它會給社會機構提供法律指導和培訓，特別是在法律案件中。比如如何向政府機構和立法人員提出申請和提議，如何要求政府公開信息，如何研究法律和規章是否得到實施。”
他同時表示，法律從制定到真正實施需要幾年的時間，而在這期間，這些法律被實施的方法是可能改變的。他預測在今後幾年中，將看到實施這些法律的中國機構中產生很大的不確定性和疑惑。
中國勞工通訊也使用更加有策略化的方法來與有關當局互動，“與其硬碰硬，我們並不是每一場仗都會打，我們是有選擇的”，謝世宏說。
媒體受控 美國當更有力回應
外交政策雜誌的亞洲主編費希(Issac Stone Fish)表示，就大環境來說，他認為中國的大門是敞開的，但主要問題是中國是一個集權國家，而中國政府非常善於利用這種集權來管控包括媒體在內的各個方面。
他說，中國政府現在對意識形態的管制進一步加強，並且對一些外國記者拒發簽證或遣送回國。他希望美國政府在這一方面能給出更加強有力的回應，以回應中國對外國記者的敵對態度。
對外裝上紗窗
三位中國問題專家都表示，雖然近兩年大環境有所惡化，但是他們仍對外國公司、非政府組織和媒體在中國的生存保持謹慎樂觀的態度。
主持討論的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所長戴博(Robert Daly)說，鄧小平曾經說過：“改革開放就好比打開一扇窗戶，蒼蠅蚊子也是會飛進來的。開窗的目的是為了室內更有生機，而不是為了接納蒼蠅。”
戴博說，現在中國是安上了一個紗窗，選擇性地接受外國的影響。中國同樣還是能夠接受外國的新鮮空氣，但是再也不用接納所謂的“蒼蠅”了。
外國公司 幾家歡喜幾家愁
據美國商會今年年初的統計，外國公司在中國所處的商貿環境進一步惡化。參與統計的496個美國公司中，有77%表示與去年相比，他們感覺到處境更為艱難，而有57%的公司認為他們在中國的最大挑戰就是模糊不清的法律和法規執行的無規律性。
美中貿易委員會的高級副總裁歐玉琳(Erin Ennis)表示，很難對中國對外國公司的態度一概而論。在某些領域，實際上中國政府對外國公司是持歡迎態度，原因是這些外國公司帶來了就業以及創新和研發，這是中國希望其經濟發展的方向。而在另一些領域，比如科技和服務行業，雖然政府口中表示歡迎外國投資，但是卻利用監管規定來限制外國公司的運作。她表示，現在中國政府表現出偏向國內企業的強烈趨勢。
歐玉琳說：“這些模糊不清的信號涉及到根本的問題，涉及到很多事情，因為看起來中國政府在很多方面確實偏向國內公司。所以說，政府口中說的經濟改革的目標和我們看到執行情況有所出入，給外國公司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
由於中國政府的限制，美國有政策層提出希望以報復性手段還擊，即限制中國公司在美國市場中的運作。歐玉琳表示，這種想法表面上聽起來不錯，其實裡面涵蓋很大的隱患。
她說：“如果我們採取限制，中國方面極有可能有更大的回應。我並不是說我們因為懼怕中國的回應而不採取行動，但是美國的最終目標是開放，如果採取報復性限制，實際上我們就應證了英國還有其他一些國家發出的信號，我們不一定想要對外部世界更加開放。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道路。”
歐玉琳補充說，中國政府現在行動的最優選擇就是明確改革與政策方向，真正表明對外國公司投資運營的態度。而如果中國希望這樣做，在美國政府換屆之前是最好的時機。
NGO蒙受寒冬 但重要性與日俱增
在法律環境方面，自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國在兩年內推出了多部法律或法律修正案。其中國際社會普遍關註今年四月剛剛通過的《境外非政府組織（NGO）境內活動管理法》。管理法規定，警察將有更大權力監管境內的外國NGO，境外NGO必須要向警察登記才可工作，警方有權調查這些機構，也可將顛復國家政權、分裂國家等的非政府組織，列入不受歡迎的名單，不得在中國境內再設立代表機構。
香港中國勞工通訊(China Labor Bulletin)副主任謝世宏(Shawn Shieh)表示，相比起過去，最近兩年各類NGO在中國受到的待遇大不如前。有一些辦公室被關閉，也有一些員工遭到關押。但他表示，特別是在這個新法層出的時代，非政府組織的存在至關重要。
謝世宏說：“非政府組織在這之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因為它會給社會機構提供法律指導和培訓，特別是在法律案件中。比如如何向政府機構和立法人員提出申請和提議，如何要求政府公開信息，如何研究法律和規章是否得到實施。”
他同時表示，法律從制定到真正實施需要幾年的時間，而在這期間，這些法律被實施的方法是可能改變的。他預測在今後幾年中，將看到實施這些法律的中國機構中產生很大的不確定性和疑惑。
中國勞工通訊也使用更加有策略化的方法來與有關當局互動，“與其硬碰硬，我們並不是每一場仗都會打，我們是有選擇的”，謝世宏說。
媒體受控 美國當更有力回應
外交政策雜誌的亞洲主編費希(Issac Stone Fish)表示，就大環境來說，他認為中國的大門是敞開的，但主要問題是中國是一個集權國家，而中國政府非常善於利用這種集權來管控包括媒體在內的各個方面。
他說，中國政府現在對意識形態的管制進一步加強，並且對一些外國記者拒發簽證或遣送回國。他希望美國政府在這一方面能給出更加強有力的回應，以回應中國對外國記者的敵對態度。
對外裝上紗窗
三位中國問題專家都表示，雖然近兩年大環境有所惡化，但是他們仍對外國公司、非政府組織和媒體在中國的生存保持謹慎樂觀的態度。
主持討論的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所長戴博(Robert Daly)說，鄧小平曾經說過：“改革開放就好比打開一扇窗戶，蒼蠅蚊子也是會飛進來的。開窗的目的是為了室內更有生機，而不是為了接納蒼蠅。”
戴博說，現在中國是安上了一個紗窗，選擇性地接受外國的影響。中國同樣還是能夠接受外國的新鮮空氣，但是再也不用接納所謂的“蒼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