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r browser doesn’t support HTML5
近年來,中國共產黨的言論管制和對異議人士的鎮壓變本加厲,即使鎮壓對象身在海外也不放過。鎮壓的手段之一,就是通過威脅異議人士在中國境內的家人,迫使他們保持沉默或者放棄反對立場。
2023年5月,美國政府下屬的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召開聽證會,關注中國當局針對海外異議人士、少數民族和宗教群體實施跨國鎮壓的問題。總部位於華盛頓的人權組織“自由之家”表示,中國施加壓力並企圖控制海外華人和流亡少數民族社區成員,其程度超過任何國家。
其中,中共最常見的跨國鎮壓手法就是威脅海外異議人士在中國的家人,以此作為要挾,逼迫異議人士停止對中國政府或者共產黨的批評。
如今生活在美國加州的陶哥就是最近受到要挾的一位異議人士。他開設的YouTube頻道欄目和X(先前叫推特)網名均為“牆國反賊”。
陶哥出生於中國山西,大學本科畢業於北京理工大學。陶哥在美國取得碩士學位,之後曾經回中國工作和生活,後來在2020年正式定居美國,目前就職於加州某跨國公司。
美國之音記者就陶哥最近的經歷對他進行了採訪,記錄如下。
問:你是如何變成一名“反賊”的?
答:我從小就不是一個很聽話,很循規蹈矩,學校教我什麼我就做什麼的人。我從小就有“反心”,或者用中國古代的話說叫“反骨”吧。從比較小的時候我就能感覺到,我們接受的政治啊,跟共產黨相關的教育啊,很多都是謊言。這個教育跟生活常識和其他方面的教育都是有衝突的。在大陸,初中大家都要學一門課:政治。我感覺這個政治課跟共產黨相關的內容特別“過”,全是在舔共。我那時候就覺得挺可笑。那時候也必須硬著頭皮學,因為中考是要考政治的,這是必修,沒有選擇。但是我當時覺得蠻可笑的嘛,怎麼會有一個黨,怎麼會有一個政府,它所有的時候都是偉光正的,偉大光榮正確這對反賊來說是一種諷刺。共產黨在他的洗腦教育上、在他的教科書上真這麼寫,所以我覺得可笑。
從高中開始我有了自己的第一部手機。那時候還都不是現在的智能機,就是諾基亞那種普通按鍵手機。但是那時候已經有流量,可以去上網。那時候內網還可以查到很多東西。比方說我第一次在百度上搜六四事件,當時可以搜到很多很多的資料。所以這個豐富了我自己的資料庫。我看到了一些別人看不到的歷史,包括像文革、大躍進、六四。文革在中國的教科書上會講,但是講得很敷衍潦草。我可以看到更黑暗的一些東西,所以這相當於構建了我的心路歷程吧。
從高中到大學這個階段,我已經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反賊”,和現在其實沒有什麼區別。我上大學第一年正好是習近平上台那一年。從我大學那幾年的情況來看,中國是每況愈下,形勢越來越差,越來越嚴峻。那個時候是很明顯的,可以感覺出來的。所以這個背景下我也做了離開中國的準備。
我大學畢業,然後來美國,然後又回國,然後又來美國。那時候我知道中國的言論越來越收緊,知道我在中國隨便說什麼話,就可能會給自己惹上麻煩,所以我其實是非常謹慎的。
推特上一些比較有名的推主,他們都是叫“微博難民”、“網易難民”、還有“知乎難民”,他們很多都是在國內的平台被封號,受不了才來的推特。我其實不是任何平台的難民,我在這些平台上甚至連號都沒有。我在高中大學的反賊程度已經跟現在一樣。但是我知道我在中國發聲說話會有什麼後果:可能會被邊控,可能會被抓,可能會來不了美國。所以那時候我保持一個很克制的閉嘴狀態。
問:來了美國之後是怎樣變成了公開的“反賊”?
答:那時候我已經當了至少十幾年的反賊了,我希望可以做點事情。所以我在2020年12月開通了自己的YouTube頻道。然後在2021年2月開通了推特賬號。然後就持續發聲一直到現在。 YouTube我沒有一直在更新,推特我一直在用,也一直在發聲。
我在2021年有幾個月沒有工作,沒別的事情可做,那時候我相當於是一個全職頻道主。那時候平均兩三天更新一期視頻。風格就是時事政治,但是我希望是通過這個講一些比較深入的東西。比如當時有個卡車司機因為北斗定位系統自殺了。我當時做了上下兩期視頻,講中國卡車司機是一個什麼樣的現狀,他們是在什麼樣的一個環境下工作和生活。然後他們受到這種惡政的剝削,不合理政策的管束和壓迫,有多麼慘,多麼的不堪,最後導致這個卡車司機自殺。不光是講一下新聞,我希望做一些有深度的分析。這個蠻累的,都是自己一個人在做,從找資料,寫稿,錄視頻,剪輯,做字幕最後上傳,那時候每天除了吃飯睡覺,都在做視頻。所以那時候全職更新了三個月的時間。
後來我有了工作,那時候偶爾還做一下視頻。工作期間做了六四相關的上下兩期的視頻,那個真的是做了很久很久的時間。歷史嘛,所以查了特別多的資料。然後要做取捨,哪些要講哪些不要講。那期間我還做了一期跟編程隨想相關的視頻。 2021年大家都知道編程隨想這個人,知道他出事了,但是對於他的真實身份一無所知。直到今年,大家才知道編程隨想的真名叫阮曉寰,才知道阮曉寰有什麼樣的背景。
然後到2022年的時候我幾乎就沒有太更新了。偶爾比方說我有演講視頻啊,大使館門口抗議啊,我會上傳到YouTube,但是沒有再真正做過視頻。
如果我還是去做YouTube的話呢,我希望我的定位是一個真的對中國有深入分析的一個頻道主。但是你真的做時政分析其實也沒有太多人願意看,這是一個挺失落的地方吧。加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越來越忙,所以沒有繼續再做這個事情。
問:中國的警察是如何找到你和你家人的?他們提了什麼要求?
答:其實我曾經想,如果警察來找我,我可以錄一個視頻然後把它發出來。但是我感覺中國的警察可能吸取了一些以前的教訓。前幾年澳大利亞有個女生叫Zoo的,當時有警察去她家,跟她視頻。她把那段錄下來發到了媒體。我猜測中國警察可能吸取這個教訓了,他們就不太會跟當事人這麼聯絡。
我家人第一次被找是在今年3月。其實蠻奇怪的,3月份我已經是個特別不活躍的狀態了。我的YouTube很久沒有更新,推特上有一搭沒一搭的說話,可能有時候一周都不更新。大概在那樣一個情況下,家人突然被找了。我猜測是可能去年11月底白紙運動期間,我有到中國駐舊金山大使館抗議。之前我的活動都是線上的,都是在YouTube和推特上,可能那時候沒有受到關注。
第一次受到關注可能是因為去使館抗議。雖然我當時戴著口罩,可是他們找到我的身份也比較容易。而且我去演講的時候也說了我是頻道主“牆國反賊”。他們回去一搜,其實找到我蠻容易的。我猜測是因為這個,有幾個月的調查期也正常。
所以那時候他們找到我的家人。然後我家人找到我,說你是不是在外網說了些東西,你把那些東西都刪掉。那時候因為我有別的事情,我也沒把這個當回事。我就跟家人說這個賬號不是我,有人在冒充我。我就這麼搪塞回去了。之後我老家有公安局的人直接來加我微信來找我。
他們的邏輯是,你說“牆國反賊”不是你,請你提供你私人的推特和YouTube賬號。我說對不起我沒有義務提供這些東西。 YouTube和推特在中國都是不能用的,我在美國,我為什麼要給你提供這些東西。然後警察就有點惱羞成怒。他說你是中國公民,你要是美國公民我管你呢。然後就把我微信刪了,也不想跟我聊了。我想就算了,我也懶得搭理他們。所以這是第一次我家人被找,我也沒當回事。他們把我微信刪了,也沒聊出什麼結果來。我也沒在推特上公開這個事情。
第二次就原因比較明確了。 “攝徒日記”的頻道主八炯,他六七月份在美國。他六月底來了我這裡,跟我做了一期視頻。那個視頻大概有四十萬的點擊率。隔了兩天后,八炯和另外一個YouTube頻道主在中國駐舊金山使館門口拍了一系列的視頻。我當時沒有參與拍攝視頻,不過有拍照片。拍完照片之後我放在自己的推特上了。有小粉紅把我推特的照片截圖放在了微博上。微博有些大V粉紅轉發,所以這個事情搞得比較大。
所以這之後我家人第二次、第三次被找。第二次大概在7月中旬左右。第三次可能在7月下旬。這次情況聽起來情況比較嚴重。警察跟我家人說,現在有圖片、有視頻為證,這個東西你抵賴不了。其實我也沒真想抵賴,一開始就是想敷衍他們。第二點他們說如果我再這樣下去,我家人就會被邊控。也就是說他們如果以後想因私出國就比較難了。這相當於警察給我家人的一個威脅。
他們可能知道我是死硬分子,不可能屈服。他們也拿我沒有什麼辦法。然後我也肯定不會回去了,不會回到中國。他們都是去找我家人,通過對我家人施壓要求我閉嘴。他們也沒什麼具體要求,我個人猜測就是他們希望我刪掉推特和YouTube賬號。
問:那你有沒有擔心他們到美國來騷擾你?徹底不能回國不覺得後悔?擔心家人嗎?
答:我看到在歐洲的蘇雨桐還有王靖渝,他們收到了更誇張的威脅。比如說以他們的名字訂酒店,然後號稱有炸彈,讓他們惹上麻煩。目前在美國,我還沒看到這麼做的,我個人猜測因為美國政府和警察對這種行為容忍度更低。像美國前一段時間不是抓到過中國在海外的110嘛。
我覺得我家人還會受到更多的騷擾,但是也無所謂了。首先我跟他們其實事實上已經斷絕關係了。因為也不見面,他們也不會過來美國找我,我也不會回國去看他們。經濟上我們也沒有任何來往,我是自給自足的。我跟他們是事實斷聯的程度。所以我也不在乎了。
我現在做的事情既符合美國的憲法,也符合中國的憲法。我沒有做任何違背中國憲法的事情。我做事情也符合自己的良心,從任何角度來說都沒有可以指摘的地方,都是坐得端行得正。所以他們對我家人做任何事情我都絕對不會屈服。我不會在乎,也不會改變。
我沒有任何遺憾了。其實我2020年那次來就沒打算再回去。假如我現在還是個沒人關注的人,只是個內心的反賊,還可以回去,我都不會再回去了。中國現在的情況我覺得是朝著一個越來越糟的方向在走。我覺得再過幾年,假如我可以回去,我都不會再回去了。
現在既然走到這一步我就更無所謂了。正好,我也不會花這個時間、精力、錢想著回國的事情。我可以在美國好好經營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