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秋天，當中共舉行第二十次黨代會時，面對當今中國內政外交面臨的諸多挑戰，準備破例獲第三個任期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是否要為危機重重的現狀承擔責任？擁有九千萬黨員的中共有沒有一個必要的機制對握有最多權力的最高領導人問責？觀察人士認為，這是一個不僅中共必須回答、全中國人民需要了解，也是國際社會極為關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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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十大報導：習近平在二十大上會被問責嗎？
“中國經濟面臨一個長期結構性危機，現在看來已經不可避免。”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引述經濟學者有關中國經濟現在可能是負增長的說法。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些東西加在一起，還有台灣問題、中美衝突、中國跟全世界國家的各種矛盾，尤其是中國威脅，現在已經不是一種杞人憂天的事，”夏明對美國之音說。
“習近平推動個人崇拜、個人集權，”夏明說。 “目前事實證明他德不配位，能力也不配位，給中國目前帶來了很多的問題。”
因此夏明認為，習近平在二十大召開時，或者將面臨黨內逼迫他交出權力，或者他將無法穩固進入第三個任期，“我並不認為他的連任機率超過了50%，我認為，他一直在對半開，50%和50%之間游離。”夏明說。
中共黨內究竟有沒有一個機制可以對大權集於一身的最高領導人進行問責呢？習近平上台後修改黨章把自己的名字跟毛鄧並列、作為“核心”載入總綱，要求全黨“堅決維護”；與此同時，他又訂立所有政治局委員必須向總書記訴職的規矩，以控制他以下的高層所有領導人。外界會問，他自己的權力將如何“關進”他所說“制度的籠子”裡呢？
夏明認為，中共體制有一個奇特之處，那就是保住黨的利益高於一切。 “在中共，任何一個個人都無法超過黨的地位。在黨的利益之下，任何一個個人都會讓步。”夏明說。
資料照片：北京街頭人們走過一個有著習近平肖像，並寫著“中國夢，人民的夢”的廣告看板。 （2018年3月2日）
總書記多不得善終
夏明指出，從中共歷史上看，“大機率事件是，中共中央總書記最後都不得善終。中共總書記要蓋過黨的命運，或要以己之私替代黨的命運，難度是非常高的。”夏明說。
夏明表示，“如果你看到華國鋒怎麼下台的，或者看到胡耀邦和趙紫陽怎麼下台的，以及為什麼江澤民和胡錦濤他們不敢突破任期制，這些說明機率其實很高，有多重的原因可能會逼迫習近平最後會全面退休或進行部分交權，也就是把他佔據的總書記、軍委主席、國家主席，還有國安會的主席，十幾個頭銜進行某些分散。我覺得兩種可能性都可能出現。”
換言之，如果中共高層達成共識，認為習近平危及了中共的命運，那他就必須被問責，並可能被整肅。
1949年中共建政後的歷史顯示，至少三位總書記，一位主席被整肅。總書記鄧小平在1966年毛澤東發動的文革中被當作第二號最大走資派打倒；黨主席華國鋒1980年以全盤繼承毛晚年錯誤為由被迫辭職；總書記胡耀邦1987年被指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被迫辭職；總書記趙紫陽1989年因反對武力鎮壓在天安門的抗議學生，被撤銷黨內一切職務並遭軟禁。
他們的結局是否會發生在習近平身上呢？文革史專家宋永毅認為，習近平的情況跟中共歷史上的這些例子似有不同。宋永毅認為，那些中共領導人被整肅都發生在他們仍受到最高權威或影響力更大派別的製約的情況下，而今天“習近平雖然掛了個總書記的職位，他不是總書記，他是‘習主席’啊。”
宋永毅說： “毛和鄧是有很大區別的；鄧和趙是有很大區別的；鄧和胡的區別當然更大。雖然表面上他們是黨的總書記，但是大家都知道第一把手不是趙紫陽，不是胡耀邦，而是鄧小平。毛時代也這樣。鄧小平是總書記，但他不是黨的第一把手，他不是當時的偉大領袖，偉大領袖是毛澤東。”
習控權遠勝華國鋒
宋永毅認為，習近平跟華國鋒當時的情況也不一樣，黨內沒有挑戰習近平權力的反對派。但1978年倡導思想解放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時，華國鋒面對的是資格比他老的“中共的元老集團 ”。
華國鋒雖然是繼毛澤東和周恩來之後唯一同時出任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解放軍最高職務的最高領導人，但是在當時文革派“四人幫”被“粉碎”、全黨尋找擺脫毛澤東左傾路線的大環境下，從文革迫害中倖存的元老集團得到黨內外支持。
另一個不同與軍權有關。無論鄧小平還是趙紫陽、胡耀邦，他們在被整肅時都不掌握軍權，而華國鋒，“他並沒有完整地掌握軍隊，儘管他是軍委主席，”宋永毅說，“實際掌握軍隊的是軍委秘書長羅瑞卿，他是鄧小平提拔的。”這對篤信“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中共是十分重要的條件。
再次，宋永毅認為，習近平治下，尤其是新冠清零政策實行以來，中國經濟確實大幅下滑，失業率高達20%，房地產商頻頻爆雷，銀行信用瀕臨破產，但是，“現在的習近平並沒有把中國搞成三年大饑荒，也沒有把中國搞成文革後整個國民經濟崩潰的局面。”
編纂了《中國當代政治史數據庫》的宋永毅認為，在中共建國後的歷史上，真正把黨的最高領導人趕下台的只有一次，即1980年代初作為毛的接班人的華國鋒被迫辭職。而1962年為應對大饑荒造成數千人死亡、黨內怨聲載道而召開的七千人大會，毛被迫退居二線，由務實派出面整治經濟，宋永毅說，那可以算 “半次或三分之一次”，因為 “三面紅旗還是要高高舉起的。而整個黨的結構沒有發生根本改變。沒有多少年，4、5年過去，毛澤東就發動文革大規模翻案了。”
反觀習近平，他不僅在第一個任期五年內完成了對中國軍隊的大規模整頓，牢牢抓住了“槍桿子”、“刀把子“，還牢牢控制了宣傳機器，並將黨務政務的各種權力統統以中央小組的名義集中到他手裡，成為中共有史以來權力最大的領導人之一。
2018年4月12日，在南中國海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第二排中間）在長沙號驅逐艦上閱兵，同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軍人合影留念。
習“應聘”出面“救黨”？
現在有一種理論認為，2012年習近平取代前任總書記胡錦濤接掌黨的大權，當時的中共高層達成了一個共識，即共產黨內部的腐敗已經失控，為避免進一步引爆危機、保全黨的地位，習近平是受委託出來整頓中共的。
“‘聘請’他來強行管他們共同認為正在醞釀的生存危機，這種危機植根於組織渙散和嚴重腐敗，幾乎威脅到他的接班掌權。”中國戰略集團首席執行長、前中情局中國分析師張克斯（Christopher Johnson）在亞洲協會網站發表的一篇文章說。 “習近平接受了他們的背書，並以此將政權的強制機器重新置於黨和他個人的控制之下。”
2012年，中共黨內爆出了被普遍認為會進入下屆常委的薄熙來戲劇性倒台，以及薄熙來的盟友主管安全和情報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當時的普遍認識是在胡錦濤領導下“空轉10年”，黨內腐敗叢生，中共正朝著逐漸失控的方向下滑。 “為中國公眾和世界揭開了黨內派系內訌的深度和胡錦濤主席無力遏制的帷幕。”張克斯寫道。
根據這種理論，習近平上台後已經把“黨領導一切”——即把黨的生死存亡、確保黨的執政地位，取代了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硬道理”，成為中共“新時代”“習思想”的核心內容了。
“我同意這一理論，即他被徵召是有目的的。因為他是一個太子黨，來自老革命的高貴血統，所以他有資格這樣做。” 前澳大利亞總理、亞洲協會全球主席和首席執行官陸克文（Kevin Rudd）說。 “其次，在一些元老領導人方面，也產生了很強的悔恨，尤其是反腐運動走得太遠，已經變成了一把雙刃劍，用來清洗任何對他不敬的人。”陸克文補充。
習可能放下部分權力
但元老的這種“悔恨”遠未到想把習近平拿下的地步。 “似乎大多數中共大佬還是同意習近平的觀點，即這幾十年的改革和權貴資本主義產生的意想不到的後果，仍然比習近平毫無約束的權力，對中共統治構成的威脅更大。”張克斯在題為《2022是習近平的恐怖之年嗎？ 》的論文中寫道。
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時政評論家鄧聿文說，雖然現在包括精英階層普遍都對習近平不滿， 但關鍵是300多個有決定權的中共中央委員，他們對習近平的態度如何。
“我覺得這300多人中肯定也有對習近平不滿的，但是也有很多支持習近平的。為什麼？要上位的，要更上一層樓的，他就支持習近平。另外那些不滿的，自己有各種各樣的因素，包括腐敗的等其它因素，他們不敢公開表達，那就視同默認你支持。從這個角度來看，除非在20大之前兩個多月過程中，除非某種特別的意外情況出現，否則的話我是看不到習近平不連任的機會的。”
儘管如此，文革史專家宋永毅贊成夏明教授關於習近平“無法穩固進入第三個任期”和“進行部分交權”的說法。根據1962年毛澤東應對黨內批評和社會危機的做法，“習近平做一定的妥協，然後他交出一部分，尤其是在經濟指導上的權力，是完全可能的。”宋永毅說。
自習近平的清零政策造成中國經濟出現停滯和下滑以來，總理李克強在公共視野中出現的頻率明顯增多，召開10萬官員會議、拜謁鄧小平紀念銅像呼籲改革開放，出台措施支持民營企業平台經濟發展，落實穩經濟的一攬子政策。
但宋永毅認為，“這是個正常的調整，跟現在說中共會發生政變的傳言毫無關係。”